99年参与创立携程，四年后上市。06年辞去CEO去斯坦福读博士，随后以学者身份指出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并呼吁放开二胎。2012年危难之际再次出任携程CEO，在把艺龙和去哪儿等主要对手纳入麾下后，2016年又一次卸任。再把主要精力投入公共政策研究，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人文经济学会特约研究员。2015年中国正式放开了二胎政策，很多人相信梁建章功不可没。现在他关心的是，除了最为迫切的人口危机，中国还面临医疗、教育、污染问题，都亟需深入研究才能找到方法。
梁建章第一次挂印而去时，有评价说他是拿起之后放得下。重回携程二次创业，评价有了后半句，放下之后拿得起。现如今看，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担得起四个字:侠之大者。所谓侠之小者，局限于一己之私，执着于某种固定的方式。侠之大者，则无拘束，家国的瓶颈在哪里就去哪里，随情势而变。古话说大器免成，保持各种可能性和开放性，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梁建章:中国是个转轨经济体，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尚未完成。一种商业模式在发展过程中，遇到和市场经济不匹配的监管方式，企业的成本无法覆盖，服务价值无法得到体现。携程内部反思的是在这种困境之下，应当如何坚持价值观。我也说过，直到开放收取服务费之前，携程会坚持免费提供无搭售机票预订。这肯定对收入有影响，但哪怕是倒贴服务成本，以客户为中心是不能妥协的。
卢泓言:改革开放之后到2000年，一直有上海不出企业家的说法。互联网时代的三大门户、bat、京东小米、tmd都不在上海。携程是目前上海市值最高的互联网企业，你作为创始人怎么看这个现象?
梁建章:今天回过头看中国诞生的第一批互联网公司，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最先嗅到这股浪潮，诞生了一批互联网企业。除了腾讯在深圳、阿里巴巴在杭州外，上海除携程之外，还有九城、易趣、前程无忧、盛大、榕树下等等，整体占比并不少。后来还有所谓的第二代，上海也有世纪佳缘、巨人网络、土豆网、百姓网、大众点评。包括第三代的易迅、新蛋、一号店等等。
卢泓言:上海人素来精打细算。孙坚说过一个例子，五个上海人去一个地方，他们不会就打两辆出租车。而是根据路程计算不同的可能，如果路程够短，就先由三个人打车去，到了目的地两人下车，留一个人原路返回，再接上剩下的两个人。这样花费最少。过于精打细算有时会错失机会?
梁建章:有人说上海人本身的文化气质和互联网发展的草根气质不符，也有人说上海人生活太安逸，不符合互联网野蛮生长的要求。都比较片面。互联网公司本身是一种高度集中创新的产物，而创新是有着集中效应的，既包括资本、信息、技术、生产资料的集中，也包括劳动力、人才、市场的集中。
上海的年轻人口尤其是高素质年轻人口偏少可能是原因之一。第一，上海是计划生育实施的最好的城市。第二，上海的优质高校不如北京，而且上海的大学生出国比例也是全国之最。但总体看，相比于中国其他的一二线城市，上海的互联网公司既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少，上海依然是一块适合互联网创新的土壤。
梁建章:携程的气质和上海相仿，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服务。创新的本质就是尝试一种不同的组合，可以是不同的流程、组织形式或商业模式的组合。上海这个城市讲究务实精神，也很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擅长用不断的微创新积累出竞争优势。携程现在通过BU制度、小老虎计划解放了各个团体的创新动力。
上海人性格上比较精细，注重别人感受，因此很擅长做服务。携程也发挥了这方面的优势，把服务细分到很多微小的单元，做到既有标准化，也有人性化。携程可能是中国最早引入西格玛管理的互联网公司。比如客服接一通电话的平均耗时，携程可能要少很多。
梁建章:互联网公司的产生和聚集不是偶然的。硅谷的互联网中心地位，是很多因素叠加的结果。湾区早期就是无线通信、计算机的技术产业中心，后来自然延伸到软件网络行业;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周边教育高度发达，吸引大量优秀学生和新移民，产学研结合氛围浓厚;风险资本和创业公司之间相辅相成加速了地区成长。诸多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硅谷单独看是一个有充分集聚效应的产业区，放在整个美国看又是美国整体经济环境中有机的一环。
中国的情况是此前就有多个经济产业中心，当然也有各自独立的教育人才中心，各种资源互相作用，自然聚集形成不同的互联网中心。北京是政治中心，因此在一些高关联度的行业自然也会成为中心，比如媒体、影视，包括新媒体中心。除此之外互联网发展我认为受政治影响不大，更多是受市场和资源导向。
卢泓言:邵亦波为了家人去美国生活然后彻底放下了易趣，现在做慈善基金。陈天桥大病后也卖掉盛大，现在做脑科学。你也是两度卸任CEO去美国上学然后研究人口政策。这三个都是上海人。上海人更容易放得下吗?
梁建章:创始人离开公司的情况，我没特别统计过。不过在上海，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连续创业者。无论是并购别的公司，或者是被并购，更多的可能是商业、管理的原因，而不单是文化的原因。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下，企业受到市场容量限制数量不会太多，趋向于通过并购来寻求规模经济效应。
梁建章:我去年写过一篇文章讲专业化公司的边界。我认为中国的企业更应考虑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专业化是趋势。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市场规模会变大，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每个公司的产品和服务也会更加专业化。同样的逻辑，越是市场大人口多的国家，产业分工就会更细。中国的市场比美国还大，产业细分程度会超过美国。
专业化也有利于创新。创新需要专注和企业家精神。所以大部分创新都来自于初创公司。多元化公司从决策和激励机制不利于创新，但多元化公司往往有更多钱可以通过模仿和投资来扩张。中国经济还处于快速发展期，很多行业还处于创新期，这有利于专业公司。
梁建章:全球化利于专业化。如果一个产业的全球化程度高，那么其潜在市场就是全球市场，这样这个产业的分工更细，公司的专业化程度就更高，整体产业的效率也会更高。这是全球化给更具创造力的专业公司带来的机会。
梁建章:我相信携程只专注在旅游业务上，在未来依然将是中国成长最快的电子商务公司，我们的目标是把携程的业务全球化，在市值上更上量级只是时间问题。至于我个人，更多的挑战和成就感还是来自于人口创新和公共政策研究。
从现实来看，人才多、市场大孕育出的企业更容易成功。中国市场未来会比美国市场更大，中国人的理科又比较好，又比较会用这些技术。美国的优势是它其实有些场领域并不是完全仅仅是美国市场，比如英语文化。未来如果中国的英语教育能够提升，对其他国家的人才会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中国未来的创新非常有利。
梁建章:当下没有比人口危机更急切的问题，人口出生率雪崩将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我一直以来的研究课题，我就这个问题也在写书写专栏，并且在多个场合公开建言，分析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和利弊。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倡导的观点逐渐成为中国人口学界的主流观点，国家也相应部分调整了计划生育政策，开放了二胎。
梁建章:政策上全面放开二胎是一个进步，但仅凭政策开放本身的刺激作用远远不够。统计数据已经证明，全面二孩之后2017年实际出生人口才1723万，比国家卫计委的最低预测少300万，比我们的最低预测少77万。我们一直在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根据放开二胎迄今的实施效果，还有新加坡在1980年代中期从节育转为鼓励生育的经验看，积累的生育意愿在2-3年内就会基本释放完毕。
出生人数大大低于预期背后是生育低迷，而其一个重要原因是养育成本太高。目前在大城市，一个孩子从出生到上大学，平均每人每年要花大概两到三万元，这还不包括父母的机会成本以及时间和精力投入。要切实减轻育龄夫妇抚养孩子的负担，政府有必要对养育家庭进行财力支持，可以按孩子数量抵税，也可以直接补贴。
梁建章:目前中国老龄化还只是刚刚开始，补贴生育在财政上还可以承担。但如果错过当前时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届时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财力都可能捉襟见肘，更遑论去补贴没有短期收益的养育事业了。未来10年，处于育龄高峰期的女性将减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释放结束，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将以每年减少30万到80万的速度雪崩，最终威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财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当其时。
梁建章:个人认为教育应该让有天分的小孩充分发展，跳级，早点开始做研究或者创业。我的儿子进入美国高中以后，16岁就学完微积分数学和物理，17岁学计算机，这比在中国高中主要精力用来复习高考有效得多。尤其是对于相对早熟的女生来说，更早工作更有必要。否则未来女性难以平衡事业和生小孩。
梁建章:三岁看大不是没有道理。大量的研究发现，早教的影响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关键。儿童出生1000天之内的早教开发对未来至关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而这一点在农村儿童当中严重缺失。
我有一个合作者是斯坦福的罗斯高教授，他在一项叫做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的项目中发现，有63%的中国农村孩子没上高中。最重要原因不是经济因素，而是在儿童大脑和认知发育早期的空白，导致他们的认知能力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
梁建章:农村孩子中很大一部分是留守儿童，往往由教育水平非常低的爷爷奶奶带大。即便是一小部分孩子的父母留在了农村，他们往往也难以像城市父母一样给小孩做游戏，玩玩具，讲故事，听音乐，通过早教来开发智力。
梁建章:我和其他几个企业家正在帮助罗斯高教授建设更多的早教中心。当然仅仅依靠社会的力量恐怕还只是杯水车薪，问题的解决必须要靠政府的力量。另外，不光是农村留守儿童的早期教育存在忧患，随迁的农民工的小孩也有类似问题。所以不仅是农村需要，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社区同样非常需要这类的早教中心。
我知道有一部分人在担忧，公众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包括通过议程设置来决定公众的注意力的焦点。我认为公众获取信息一部分是为了生产和工作，这部分是天然的目的导向的，互联网令其更便利。另一部分是为了娱乐消费和公共讨论，按照弥尔顿所说观点的自由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有很多噪音，也有虚假失真的信息，需要倾听者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真伪的能力。
梁建章: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有效途径是教育。教育学本身已经是一个严重滞后的学科，今天的教育体系是工业时代的产物，其目的是生产大量的同质化产业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其教学内容尤其是中小学的教学内容在过去几十年里几乎没有变化。身处如今技术日新月异的创新型社会，过去的教育体系亟待变革。互联网可以成为改革教育的高效率的工具。
梁建章:网络对创新力培育的影响问题。网络教育让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学科的优质教程，可以加强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例如，美国学生可以通过网上学习深度的数理化课程，中国学生也可以在网上学习学校并不提供的选修课。但是网上教育似乎并不能替代大量的习题训练，所以中国学生在数学和计算机方面的优势还会保持下去。
网络教育似乎也无法有效提高好奇心和团队合作能力。但是网络教育最适合外语学习。刚才说了对于母语是英语的西方国家，英语能力是天然的优势。而网络教育却能帮助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现在出现了各种十分成功的外语学习的软件和业务模式。例如VIPKID利用全球的英语教师来教中国学生，未来AI技术在英语教育方面也大有所为。网络教育有可能大幅度弥补东方教育的英语能力的劣势。
梁建章:网络教育的最大潜力是终生学习。课堂教育或者面对面的教育，对于缺乏自制能力的小孩可能是网络教育无法取代的，但是对于成人教育，网络教育却体现出巨大的成本和规模优势。所以像商学院或者是运用类的成人教育，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未来可能被网络教育颠覆。
梁建章: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科技是创新的工具。从知识层面上来讲，创新要学更深、更广的知识，因此将会变得越来越难。但同时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由于科技的进步，创新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了。例如现在互联网上可以查到所有人类历史上的知识，有些知识就不用记背了。但是需要掌握的是这些知识的因果关系和模型。因此学习的基础就是语言(英语)、数学和逻辑、统计、计算机、经济基础，这些会成为学习其他知识的工具。
梁建章:传播学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一个概念叫知识沟(Knowledge Gap)，这些年随着互联网发展又延伸出一个提法叫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这种理论是基于一个假设，掌握技术的人知道的越来越多，而没有掌握技术的人将变得越来越无知。但我们必须看到，不同于历史上书籍、电视或是电脑的低普及度，如今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价格足够低廉，使用起来足够便捷，学习成本也很低。可以确保人们不会因为设备或者技术的原因造成知识的垄断。
在这样一个信息极大丰富，获取极度便利的时代，获取哪方面的知识，成为什么样的人归根结底还是选择的结果。互联网已经去中心化地做到了信息传播和获取的平等，不管未来人工智能丰富到何种地步，关键性的选择依然是由人来做的。解决这个问题的终极途径是依赖教育。
梁建章: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以往许多从事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一定会被转移到服务业。由于高度自动化而引起的失业，也是可以预测到的。机器人要胜任简单的房屋清洁工作或航空乘务员的工作，至少需要30年;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也将至少需要10年。所以，在不远的将来，服务业的工作机会将继续快速增长，足以抵消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
梁建章:其实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工作不是一个负面消息。由于生产效率提升了，只需要少量高技能创新工作者减少工作时长，就可以维持原先社会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供给水平。我们应该把未来的这种问题称为休闲过剩，而不是失业。因为在短期内，服务行业还会产生很多工作机会。从长远来预测，即使大部分的日常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可以预测的是，与创新有关的工作还将一直主要由人类完成。
梁建章:长远来看，创新不光是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更是对于未知事物的探索。人类对更多物质层面的需求很容易饱和，包括食物、交通、住房的需求;然而人类在精神方面的探索和需求是无止境的。包括发明新的工具，破解身体健康密码，创造新的文化产品，还包括旅游探索太空。不用预测或担心在后AI时代人类会变懒或者衰退。人类这种不断探索未知世界、永葆好奇心的天性，就是我的信仰。
这几天正值两会，各路企业家代表都有提案，踊跃建言，只是大部分是围绕自家所在的行业的问题，就事论事。梁建章不在其中，但也早已通过自己的方式深入的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尤其是超越了个体企业和行业利益的民生层面，为科技和经济提供最底层的基础动力。古话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梁建章不然，不在其位，依然善谋其事。返回，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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