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义上的“心灵鸡汤”，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出版的具有激励性的短篇故事和散文集合“心灵鸡汤”系列（the Series of Chicken Soup on the Soul）。
自从杰克·坎菲尔与马克·汉森于1993年首次推出后，该系列获得了极大成功，第一系列即售出数百万份，随后更是创造了“北美地区有史以来最畅销书籍系列”的记录，这一纪录至今无人能打破。
但我们谈论的“心灵鸡汤”，更多是从广义而言，充满知识、智慧和感情，对社会有一定深度的思考的文章。他们通常以短篇、语录、诗歌、散文等方式出现，文字通俗易懂，篇幅较短、缺乏系统体系的表述；比如古代中国，各种从社会及人的两个方面思考的“心灵鸡汤”层出不穷，无论是《诗经》、《楚辞》等抒情诗歌，还是《春秋》、《淮南子》等带有寓言性质的小故事，在某种层面上都具有“心灵鸡汤”的特征。普通民众对于它们的阅读，因格式的缘由，多以碎片为主，很难进行知识的体系建构。
这些“心灵鸡汤”在中国，尤其是现代主义当道下快速急躁的当代社会中，变得更为碎片化和单一化。目前来自市面上的鸡汤，大致有两种：
这是最为常见的鸡汤，通常以名人语录为主。丛林法则下，人们对于成功的焦虑与日俱增。而伴随“成功学”的流行，那些所谓的“成功人物”，自然而然取得某种话语上的权威。这些人某些或惊世骇俗或不痛不痒的话，也会被断章取义甚至张冠李戴地表述出来。至于其背后的语境是否与话语本身相一致，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而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表述原意和效果是背道而驰的。
人生就像一场戏,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马云（这分明是米兰昆德拉写的）
很多人看到这里，也许会厌恶地说道，“这些东西都是废物，我们才不屑阅读。”是不是垃圾见仁见智，但招来不满之多却是客观事实。这也导致了近年很多所谓的“反鸡汤”大行其道。
“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因为明天生活还会继续欺骗你。”
然而，这种看似对原有鸡汤进行了反动，并更接近社会真相的形式，在传播时除了宣泄情绪，给读者带来负能量体验外，也并没有太多用处。所以到了最后，它和心灵鸡汤并没有什么区别。
和上一类鸡汤不同的是，这类型的文章表述更为完整，阅读起来更为流畅，读者对于作者想要表述的情感理解也更为深刻；比如当今层出不穷的望古感怀文，有人游览伶仃洋喟叹“崖山之跃”，有人跑去耶路撒冷感悟“三千年文明”，更有著名心灵鸡汤大师余秋雨先生，穿越亚欧大陆四万里，千年之叹，也就只剩下了叹。
“向往巅峰，向往高度，结果巅峰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
类似这种读起来大气磅礴、充满历史厚重感的语词，实质并不局限于怀古叹今。在我看来，这些高级心灵鸡汤的烹饪大师们，非常讨巧而用心地将具备一定思考深度的内容融入到文字里，并通过抒情的方式予以表达；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读者看到的没有内容，只有抒情，其所传达的道理也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领会。既有系统观点，又有通俗文字，为何其最终还是沦为心灵鸡汤？
鸡汤有用，因其能舒缓情绪，调整心情。而其“无用”之处，也正因其似乎只能做到舒缓情绪而已。正如我在《士巴丹拿的日，三里屯的夜》里强调的一样，人的情绪不断经历跌宕起伏，而情绪管理多以理性人假设逻辑框架，对情绪或约束或逃避，结果“只治标，不治本”。
其实心灵鸡汤内容本身，并不是毫无意义与思考价值的；但碎片化的阅读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读者进一步思考的可能。简单的说，普通读者很难去考虑它们形成的社会环境与具体情景，更不可能会去意识到，这些内容很可能是一种断章取义的产物。
“难道有这种可能！这位老圣人在森林中竟毫无所闻，不知道上帝死掉了！”我们在谈论这句话的时候，通常会认为尼采直接指向基督教的“上帝”形象，因而他是某个荒诞不经的疯子；有人对这种叛逆精神大加褒奖，也有人对尼采冷嘲热讽：
但要知道，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里对“上帝”形象的批判，通常具有某种代指和暗示，它并不局限在某一具体的宗教个体；彼时现代性在西方早已发扬光大，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对宗教的取代早已成型（可参照我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正在崩塌：我们何去何从？》）。因而尼采的批判，自然更根本、更深入到对整个西方思想体系中“形而上”、“中心”、“话语霸权”等话语中。也正是在这一层面，尼采批判的价值才得到体现，而这并不是停留在某种宣泄“上帝已死”情绪的心灵鸡汤（或反鸡汤）。
既然情绪本身就因其多变性而很难被真正有效管理，心灵鸡汤最终实现的效果，就只能如烟酒、般，短暂的欢愉后，便是长期不可挽回的负面作用。
但这样的解释并不全面。对“抒情”文字或行为的矮化解读，仍需一个更为深入的社会性思考。比如，读者无法认识到抒情背后更深入文化意涵的现象，除解释为“快餐文化”的影响外，是否也暗示了现代社会的某种缺失？或者说，这种“快餐文化”的产生过程，背后是否有更本质性的解释？
我以为，这种缺失是存在的，主要体现在现代人对“抒情”的肤浅理解，也就是对抒情文字、行为背后的逻辑脉络缺乏深度认识。
具体来讲，在当今社会里，我们对于读诗、写日记、谈情说爱、看画展讲座，包括简单粗暴地阅读鸡汤、反鸡汤、高级鸡汤等一系列“抒情”行为，基本很难超越那种缓解情绪的“过度简化的目的论”（Oversimplified Teleology）认识，更谈不上深思其背后的文化内涵。
然而，人的“抒情”行为，有自身逻辑系统和表达方式，既不可能是某种“理性人假设”框架下可有可无的无病呻吟，也不仅仅是对理性主体所谓的“感性”补充。相反，人的理性主体和感性主体间，从来都是平等且相互渗透的关系，以理性观点认识抒情行为，只是一面，并不完整。
事实上，自古代始，无论是专事抒情工作的诗人、作家，还是普通读者，都有“抒情”的精神性（spiritual）需求。这种需求，除了体现在一般的情绪宣泄（emotional expression）外，还体现在对人内在伦理、世界观、道德准则之自省。
通过写诗撰文，人们不仅得到了情绪发泄，也能尝试在字里行间中梳理社会观察与自我反省的思路；通过观展看画，人们不仅获得体验式的愉悦或平和，也能从展品本身的解读和思考出发，获得一种外延式意义；甚至连谈着情说爱，撒娇写情书，也不仅停留在表爱意与思念的层次，通过种种磨合，彼此对两性思维、事业与家庭的处理方式、自身独立性保持与双方性情融合关联等议题的思考，甚至可以上升到某种“形而上”层面。
比如沈从文为张兆和写的这段家书，除了谈起对妻儿的思念外，也加入了自己对事业和感情关系的思考（“事功”与“有情”）：
中国历史一部分，属于情绪一部分的发展史，如从历史人物作较深入分析，我们会明白，它的成长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开的。东方思想的唯心倾向和有情也分割不开！这种“有情”和“事功”有时合而为一，居多却相对存在，形成一种矛盾的对峙。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中“事功”相背斥，易顾此失彼。管晏为事功，屈贾则为有情。
因之有情也常是“无能”。现在说，且不免为“无知”！说来似奇怪，可并不奇怪！忽略了这个历史现实，另有所解释，解释得即圆到周至，依然非本来。必肯定不同，再求所以同，才会有结果！过去我受《史记》影响深，先还是以为从文笔方面，从所叙人物方法方面，有启发，现在才明白主要还是作者本身种种影响多。所以说，抒情行为本身，有着属于自身的研究方式和文化脉络，体系也更为灵活而不僵化，我们对其理解程度，也应更为深刻。
“抒情有自己的研究议题和研究对象，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宣泄，同时也指向一组政教论述、知识方法、感官符号、生存情景的编码形式。”
当代社会对于抒情行为文化脉络的忽视甚至无视，导致了许多都市人的迷茫状态。沉浸在城市浮躁气息与人们外在的身份焦虑中，他们很少会去认识到抒情行为更为深刻之作用，也因此缺乏内省的途径、时间与精力，既无法直面自己的内心和本性，更不可能深入思考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自身道德、伦理底线；由此，道德沦丧下，人做事缺乏原则，做人悲观多疑，社会风气也因此变得更加败坏。
沉迷在“鸡汤文字”里不能自拔，以及对“鸡汤文字”不加思考厌恶这两种极端思维方式，似乎都不可取，却在你我之间相当普遍。跳出二元对立的逻辑框架，重新认识鸡汤、反鸡汤、高级鸡汤乃至任何一切有关的抒情行为，既无比重要，亦大势所趋。
关于抒情议题的最新进展，体现在学术圈对于“现代性”这一议题的深度反思中。在当代日益兴盛的趋势，便是所谓的“情感转向”（the Turn of Sensitivity）。
研究者认为，过去的现代性探讨通常集中在“启蒙”、“革命”两大议题中，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都尝试将个人的情绪与国家、社区、种族、性别等这些具有宏大叙事的群体进行或地理或想象式的关联。这种具备所谓“史诗”的叙述对于人个人情绪抒发的行为，具有强烈的排斥感。
举例说，中国近代史研究“救国图存”的主题下，许多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对于自我道德的反省，乃至情绪的表达都会被研究者忽视甚至贬低。比如胡兰成对“哲学与人生”的精神贡献，就被这种宏观叙事所覆盖并不得而知。
而“情感转向”下，对“抒情”行为的深度理解意味着，学术研究要将更灵活的情感思维注入，并超越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换句话说，人并不是追随或逆反历史趋势的被动承受体，而是具有相当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也不能仅仅依赖“启蒙”、“革命”两个角度， 还应有“抒情”的哲思；事实上，也正是对这种“抒情”的强调，人的全面性、复杂性、丰富性才能得到进一步深刻认识，而整个现代性议题的多元性和多层次性，才能得到充分保证。
所以回到当代，当我们再思考抒情议题时也许会因此而更深入。因为，即使我们之前对抒情行为缺乏足够的重视，抒情的文化影响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并没有因为主观意志而被充分消解。
“这个时代的抒情诗早已被读者冷落，抒情诗所象征的社会关系和知识也不再与时代的氛围呼应。当此之际，像波德莱尔这样的诗人游走大众之间，冷眼旁观，他所诉求的不再是抒情诗的汨汨流出，而是支离的想象，混淆的修辞；他的诗歌传达的是城市人惶惑的感官生活中惊诧经验。抒情诗人既是时代的见证，也是时代的病症。与此相对的是说故事人，他们行走在市集村镇，吟唱古老的传奇轶事，他的演绎非但没有引起古今的隔阂，反而深得民心，撩起了亘古的集体记忆。”
既然已经意识到抒情在当代的重要作用，并且作用不仅局限在本雅明的说故事人（也就是高级鸡汤烹饪师们）的调味中，除了如上文所言，在学术研究中超越僵化的框架，注入情感分析的因素外，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我们又该如何正确地喝这碗心灵鸡汤？
笔者建议，像上面提到的第一类鸡汤，尽量少喝。其选用的所谓“优质鸡”早已被切块，很多整鸡才拥有的精华业已流失。由此，该种鸡汤药效不仅短暂，副作用也不易得到控制。为了短暂的舒缓情绪而服用该类鸡汤，不值当。
当然，这并不等于我否定心灵鸡汤的深刻作用。若能深刻思考鸡汤产生背后的文化脉络，认清这种“快餐阅读”背后的某种权力逻辑，药效自然能最大化，如发挥鸦片的药用功能一般。但这样的思考对未经专业思维训练的普罗大众而言不太可能，更太不公平，个人建议还是少喝为妙。
至于第二类心灵鸡汤，也就是高质量的，整鸡加入并炖煮的鸡汤，笔者建议可以喝。因这些鸡汤有着烹饪师傅更加精心的配制与料理：整鸡的精华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而若烹饪师傅的工艺技佳，其便能被充分吸收，药效便是最佳。
这类鸡汤在抒情的外表下，同时有作者对历史、社会的深刻感怀与思考，必有益身心；另外，其文字简单易读，若能寻得正确的服用方式，对心灵必大有裨益。
至于服用方法。笔者的建议是，首先不能多喝。鸡汤虽然功能远不止“打鸡血”而已，但也不是那种能每天可以下饭吃的食材（广东的同学请自动忽略这条）。因此，只有在足够平和或认真的状态下，你我才能静心服用鸡汤，否则，这效果和抽鸦片无异。
其次，读者服用时，并不是一股脑喝下去就够了。茶、酒之品鉴，总在浅尝即止时所得。鸡汤的醇厚和多层次感，也需要多次自我对照和代入后，方可得其韵味。每次饮用时，记得以移情的思维方式，将自己代入到作者所处环境加以体会，由此，“以鸡汤为鉴”，参照自身，对自己的道德准则、伦理纲常等一系列塑造人生观价值观的原则性存在深度内省，从根本性的内在，而不是身份性的外在来寻找自身的主体性。
最后，当把这样的心灵鸡汤喝下去，神清气爽之余，你我也许就能从根本上获得自身的主体性和独立思考意识；而做到了对社会的相对抽离，便能在这个社会里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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