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３〕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１〕此信系明信片，原文未署寄信人和写信时间，信片正面写有：“北京南池子缎库后胡同胡适之先生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七·九”等字样，并盖有“九年七月九日长沙”和“九年七月十四日北京”两邮戳。
湘潭教育促进会同人，欲以协同之主张，对于吾邑教育有所促进。特公同议决，发表如次之宣言。
吾邑兴办学校，将及廿年。光宣之际〔２〕，成绩颇佳。民国初元，进步尤速。虽内容未臻美备，要亦粗具规模。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独吾邑教育，既不能应时势之需要，力谋刷新，复不能本固有之精神，维持原状。校所停闭及半，青年皆向学无门。学款年有增加，黄金尽掷诸虚牝。推原根本，皆由主持教育者，不察世界潮流，不如〈知〉自身缺陷，无责任之观念，与振奋之精神，有以致之也。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自世界思潮日趋转变，吾国新文化运动〔３〕，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风传，进行甚速。美博士杜威东来〔４〕，其新出之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而吾县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主持督促之人，既固陋而寡通，尤昏愦而无识。思潮不能顺应，教育因而失效。瞻念前途，隐忧无极！至吾邑教育实在腐败情形，久已道路喧传，怪状百来，事实具在，无可讳言。主持教育者，无一定方针，无具体计画，复无任事之毅力与改善之决心，遂使教育界缺乏振作奋发之精神，而人民渐起不信任学校之心理。若不急起直追，共谋补救，愈趋命下，势非陷全邑教育于破产状况不止。敝会同人，木敬恭桑梓之心，为促进教育之计，愿与全县教育界人士交相勉励，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对于全县教育，如何规画，如何进行，如何涤除旧污，如何输入新识，如何使经费支配得当，如何使用人可免失宜，如何使不成问题之新旧界限疏通打破，如何使从前种种意气之争消除变化，一循真理，协谋进行。凡此均极重要问题，非大众一心，勇猛精进，不能解决。同人力量虽微，一诚自矢。凡所主张，尽为全局公益设想，绝非个人好恶，亦无偏激感情。各方意见，总期虚心采纳，相见以诚。但求旨趣相谐，均当引为同志。今当发起之始，特此宣言。
〔１〕湘潭教育促进会，在等发起下，于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７日正式成立，以促进湘潭教育，宣传新思潮，倡导革新教育为宗旨。被选举为该会文牍干事。据《湘潭教育促进会会务报告》记载，１９２０年７月３０日，该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决议“宣言书推主稿”，“次日，草出宣言书”。同年８月３日、４日在湖南《大会报》公开发表。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第１期，将此宣言收录。本文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另外。“会报”的《发刊词》，从文风上看，颇似出自手笔，又因是“会报”的两个编辑主任之一（另一人为吴毓珍），故亦收于此。全文如下：“湘潭教育腐败！”凡是湘潭人，或是曾经到过湘潭稍为了解湘潭情形的人，乃至身在湘潭教育界自己摸粉条擦黑板的人，几乎都有这样一句评语。但腐败原不要紧，寻出他所以腐败的原由，想方法把他去掉，腐败的东西，就不腐败了。“腐败”既附着于“湘潭教育”，他俩已发生了亲密的关系，那么，“怎样使他俩离开”，就成了湘潭人士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湘潭教育促进会为解决这个问题而组织，会报也当然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发刊。会报不是和各方面捣乱的，但也不是和各方面调和的。真理只有一个，不容谁捣乱，也不容谁调和。教育的真理就是“新教育”。新教育的条件狠多，概括一句，就是“适合人性的教育”。会报本这种宗旨，借文字之便，和各方面商榷，以期共同解决这个湘潭教育问题。换一句话，就是共同促进湘潭教育。
〔２〕光宣之际，指清朝光绪（１８７５—１９０８）、宣统（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间。
〔３〕新文化运动，指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化运动。以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其开始的标志，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为主要代表。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和迷信。其左翼逐渐转向以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内容。
〔４〕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间，杜威在中国讲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曾来长沙，同来讲演的还有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被湖南《大公报》特邀为此次讲演的记录员。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得希奇。有些没有眼睛的人，竟把“了不得”三字连在“湖南人”三字之下。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他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澈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到是我们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２〕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文化书社由我们一些互相了解完全信得心过的人发起。不论谁投的本永远不得收回，亦永远不要利息。此书社但永远为投本的人所共有。书社发达了，本钱到了几万万元，彼此不因以为利；失败至于不剩一元，彼此无怨，大家共认地球之上，长沙城之中，有此“共有”的一个书社罢了呵！
〔１〕本文在湖南《大公报》第二版“来件”栏首刊时，前面加了以下按语：“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少之一事。亟录其缘起如下。”同年８月２４日，该报又以《文化书社缘起》为题，在第七版“新文化运动”栏全文刊载，文字略有不同。当年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１９７８年６月１０日回忆：“《文化书社缘起》、《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号）》，都是毛主席写的，有些材料是我提供给毛主席的。”本文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
〔２〕文化书社是、易礼容、彭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也是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前后对内对外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和会议场所。１９２０年７月发起，８月２日成立，９月９日在长沙潮宗５６号（湘雅医学校房屋）正式开业。至１９２１年３月底，平江、浏西（浏阳西区）、武冈、宝庆（邵阳）、宁乡、溆浦七县，设有分社。１９２１年５月发表的《文化书社销书目录》，除印有书社出售书的详目和定价外，还载有《分社简章》、《分社注意》、《营业细则》等。１９２７年“马日事变”后被反动派查封。
（一）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关于在外埠出版之书籍，本社与各书店及各丛书社订定专约，每出一种，即尽速寄湘，以资快览。关于各有价值之日报，本社视阅者较多，即与订约，代办分馆。关于各有价值之杂志，本社与各杂志社订约，代办分发行所。
（二）本社资本全额无限。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以次扩大。以后本社全部财产为各投资人所公有。无论何人，与本社旨趣相合，自一元以上均可随时投入。但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产，投入后不复再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三）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付与全权，经营本社一切业务。为经营业务起见，经理得雇请必要之助理人。经理及助理人应支取相当之生活费及办事费，其数由议事会决定。
（四）经理每日、每月均须分别清结账目一次，每半年总清结一次，报告于议事会。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三月、九月），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并商榷进行。
（六）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所，陈列书报，供众阅览。此项阀〈阅〉览所，俟经费充足，更须分设。
（七）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平时有欲知悉本社情形者，可随时来社或投函询问，当详举奉告。
〔１〕此大纲据易礼容回忆系所撰。参见本书第４９９页注〔１〕。本文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１〕（一九二年九月三日）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２〕，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３〕，三个国会〔４〕，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５〕。波兰独立〔６〕，截克独立〔７〕，匈牙利独立〔８〕，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９〕。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１〕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的这篇文章是这个专栏发表的第一篇。
〔２〕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为湖南《大公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日，是日该报封面（即头版）用红色套版印刷。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５７页注〔３７〕。
〔３〕三个政府，指１９１２年起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１９１６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１９１７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
〔４〕三个国会，指黎元洪于１９１６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国会，孙中山于１９１７年８月在广州主持召开的非常国会，段祺瑞于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８年１１月爆发了推翻威廉二世
〔５〕德国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于１９１及其政府的革命，并成立了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９〕三个政府，指当时在海参崴、黑河和上乌丁斯克分别建立的海参崴和黑河两临时政府及远东共和国政府。
〔１０〕当时的行政区划。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黑龙江、甘肃和新疆等省。三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是指蒙古、西藏两地方。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九二年九月五日）
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我在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１〕书中说：“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巳〈已〉倒矣……”实是慨乎言之。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２〕），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３〕。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四千年来一直至现在的老办法，结果得了一个“没有中国”。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３〕杨怀中，见本书第１５页注〔８〕。这几句话，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原载１９０３年５月出版的《游学译编》第８册，现收入《杨昌济文集》。
兼公提出湖南们罗主义〔１〕，谓“若付诸公民总投票一定可得最大多数赞成。”然则“最大多数”之于“总”，相差仍有一个小部分。我看这一个小部分——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原来准照兼公所提解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我料得这最大多数人民必定是（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他们都觉得“应该用心干自己的事”，都觉得从前（四十年前）的湖南人好干涉别人的事，如蹂躏江南，蹂躏闽浙，蹂躏湖北，蹂躏陕甘新疆〔２〕，是违犯了“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一个条件。因此一个翻转，湖南【别】人到处被人瞧不起，九年三被征服〔３〕，致受“别人干涉我们的事”的无穷大祸。（参观张謇通电〔４〕，说湘人蹂躏江浙各地，致受此次自然报应。所言虽非必然的关系，然侮人者见侮于人，谁都不能逃此公例。）要想转祸为福，便欲先厉行第二个条件“自己不干涉别人”，才能达第三个条件“别人不干涉自己”。
虽然农工商学及不管事的老少是最大多数，开会投票，他们的票上都写“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然尚有一个〔５〕部分人，他们非农非工非商非学，又非不管闲事的老少，他们票上却都写“反对湖南们罗主义”，诸君必谓，少数不能变更多数，前者得胜，后者无效。然我尽有疑间〈问〉，要问这票匦的监督者是两党中之最大多数党，还是最少数党？如是前者，当然没有问题，如是后者，则开票结果必定是“原案打消”，而反面的“湖南侵略主义”投票乃大得通过。这是从经验得来百不失一的断定。所以我说，“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
“援粤”之声〔６〕，不出于农人，不出于工人，不出于商人，不出于学生，不出于不管事的老少，就是不出于最大多数人民。而独出于非农非工非商非学非不管事的老少之无职业最少数的人。不是说笑话，假如真要援粤，我主张要总投票。为防上文所说之弊端起见，我主张要将票匦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我是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故我的主张如此。
〔１〕指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１９２０年９月５日所发时评《湖南“门罗主义”》一文的主张。龙兼公，见本书第４１５页注〔２〕。
〔２〕清末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湘潭、岳州、汉口、武昌、汉阳，九江、芜湖、湖口、天京（即南京）等江南一带太平军；１８６１年至１８６６年曾国藩和另一湘籍清朝官员左宗棠，在闽浙一带任巡抚、总督等职，并太平军余部。１８６５年，陕甘总督杨岳斌（湖南善化即长沙人），回湘招募勇丁，取道湖北，赴甘回民起义。后左宗棠继任陕甘总督，率部回民起义，１８７５年，左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楚军出征新疆。
〔３〕湖南自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以来，先后三次为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和张敬尧所盘踞，前后计约九年。
〔４〕张謇（１８５３—１９２６），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近代立宪派、民族资本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京政府农村、工商总长等职。本文所指张謇通电，似指他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１日致徐世昌、段祺瑞电。该电文中有“洪杨乱后，湘军特起。……东南各行省之子女、玉帛之输于湘人者，先后殆四十年，盛已。……闻湘人此次所受之痛苦，过其以往所享之逸乐。前车不远，夫湘则既如此矣！盈速者亏亦速，盈甚者亏亦甚”等语。〔５〕此处原件空缺，从上下文看，疑为“小”字。
〔６〕指谭延闿１９２０年９月６日关于粤桂关系问题所发的“援粤”电报及其所提“粤人治粤”主张。
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九二年九月六日、七日）
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湖南在古为蛮地，在周为楚国，在汉为长沙国，唐为节度史〈使〉地，宋为荆湖南道，至元建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变。莽莽四千年，人类总是进化的，而湖南进化的地方在那里？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其时则上无中央政府，诸国并立，各得遂其发展。虽迷于竞争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濯，得发展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谓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潇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见全，可怜的国，非自立自治的国。节度史〈使〉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隶耳。五代曾为马殷〔１〕割据，陋懦殊不足道。至于行省，乃皇帝行巡宫府，举湖南而为一王之奴隶。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戍〈戌〉之秋〔２〕，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３〕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乃未久而熊逐谭杀〔４〕，亡清政府以其官力施于湖南，新锐顿挫，事业旋亡。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湖南有黄克强〔５〕，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丧亡，黄克强出遁，马福益骈首，清廷以其暴力，戮辱湘人〔６〕。湖南不克先辛亥而推倒满清，早脱臣妾之羁勒。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民国成立，分权论不胜集权论。袁盗〔７〕当国，汤屠〔８〕到湘，湖南于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驱汤，而北方段祺瑞〔９〕又欲达其力征统一之迷梦。傅良佐〔１０〕以湘人而凭借北势，被命督湘，湖南于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傅，兵到岳阳，骤遇大敌，张敬尧〔１１〕连陷长宝，湖南于是第三次被征服。今借湘人自决的力，奋起驱张，恢复全宇。然九年三被征服，屡践北人马蹄，假中央统一之名，行地方蹂躏之实，这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吗？
反之湖南不受中国之累，得遂其自然发展，岂犹是今日的湖南吗？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有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
湖南人啊！我们的使命实在重大，我们的机会实在佳胜。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湖南人呵——我们应该一齐努力！
〔１〕马殷（８５２—９３０），字霜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唐时曾任潭州（治所在今长沙）刺史和武安军节度使。五代梁时被封为楚王。据有今湖南全省及广西东部地。五代唐时建立楚国。
〔２〕丁酉戊戌之秋，指１８９７至１８９８年维新变法运动期间。〔３〕谭嗣同、熊希龄，分别见本书第３６９页注〔１〕、第６５７页注〔２〕。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并且在理论上，好多人从饱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己〈已〉明白了。故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
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现在及将来尤为必须，差不多可说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
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甚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成功，一起便可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至大的。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
〔１〕湖南自治运动，指在皖系军阀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出现的一种主张湖南自主、自立，废督裁兵，公民制宪，实行民治的运动。
现在有一些人心里怀了一种不应该疑的“疑”，说，“湖南自治问题太大，中间条理太繁，像我这样老不懂政治法律的人，实在怕开得口。但我心中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过我没有学政治和法律，我总有一点怕开得口！”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１〕。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湖南自治是什么事，而可诿于不懂政治法律使不出来做声吗？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那一部法典，或那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什么精微奥妙呢？我在一家报上看了一位曹先生的谈话，大意说，“熊希龄虽有政治经验，却无法律知识，所以他拟的自治案〔２〕是要不得的”。煎拟自治案到底要得要不得，是另一问题，我所不以为然的，是定要有法律知识的人才能拟出自治案。“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我们为装饰门面起见，或为抬出一部偶像吓中央吓外省并吓本省的野心家起见，要制定一部自治法。这自治法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制能够议的，并且要这么大多数人制出来议出来的才好。若专委托少数无职业的游离政客去制去议，一定不好。你是一个湖南人吗？只要你满了十五岁（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
〔１〕子产（？—公元前５２２），名侨，字子产，春秋郑国人。自郑简公时始执国政。时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以议论政事的得失。
〔２〕１９２０年８月下旬，熊希龄代谭延闿拟订《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及自治法大纲说明书》和《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见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２日湖南《大公报》）。熊希龄，见本书第６５７页注〔２〕。
我前天说促进的运动之所以重要，而未尽其义，湖南自治，决非听其自然可以产生的，这人人明白，不待多说。但若说有了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自治，自治便可以实现，这话也大不对。我们且看，无论什么事，是少数人办得了的吗？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况乎一件事情正在萌茅〈芽〉，而其事又为极重大的事，不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以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这一件事是可以办得成、办得好的吗？
“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如果驱汤驱张〔１〕，目的只在排去非湘人，仍旧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起来，那么，奉天的张作霖〔２〕，直隶的二曹〔３〕，河南的赵倜〔４〕，陕西的陈树藩〔５〕，安徽的倪嗣冲〔６〕，广西的陆荣廷〔７〕，云南的唐继尧〔８〕……都是本省人，正是奉人治奉，直人治直，豫人治豫，陕人治陕，皖人治皖……比那“非湘人治湘”的汤芗铭，张敬尧，“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９〕，“非闽人治闽”的李厚基〔１０〕，“非粤人治粤”的莫荣新〔１１〕……到底有什么区别？而况段祺端〔１２〕〈瑞〉之派傅良佐〔１３〕，正为根据湘人治湘的理由。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要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１４〕，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而况是己〈已〉往的一个傅良佐，或是未来的无数傅良佐，我们还不应该反对吗？故我们所主张所欢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语。不仅不愿被外省人来治，并且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治。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颇有人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混为一谈，我看这样小小一个区别，总要分清才好。
〔１〕汤，指汤芗铭。张，指张敬尧，分别见本书第４６页注〔２〕、第４８２页注〔３〕。
〔２〕张作霖（１８７５—１９２８），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北洋奉系军阀首领。时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和东三省巡阅使。
〔３〕二曹，指曹锟、曹锐。曹锐，字健亭，天津人，曹锟之弟。曾任天津县清乡局长、安县知县、直隶藩台等职。１９１７年，曹锟任直隶督军，借讨伐张勋之机，向段祺瑞推荐他为直隶省长，兄弟俩分掌一省军政大权。曹锟，见本书第４６页注〔８〕。
〔４〕赵倜（１８７１—１９３３），原名金生，字周人，河南汝南人。清末官至总兵。民国成立后，任河南护军使。因白朗起义，１９１４年被袁世凯封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袁死后，先后投靠皖系和直系军阀。时任河南督军。
〔５〕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曾任陕南、陕北镇守使，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和陕西都督等职。时任陕西督军兼省长。
〔６〕倪嗣冲（１８６８—１９２４），字丹忱，安徽阜阳人。曾任安徽都督、安徽巡阅使、安徽省长、安徽督军等职。时因皖系战败被解职。
〔９〕王占元（１８６１—１９３４〉，字子春，山东馆陶（今属河北）人。历任北洋军步队第七营管带、第一标统带、第二镇第三协统领、第二镇统制。民国成立后，任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长。１９１５年拥护袁世凯称帝。后任湖北督军兼民政长。１９２０年任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
〔１０〕李厚基（１８７０—１９４２），字培芝，江苏铜山人。袁世凯死后，任福建督军兼省长。１９１８年段祺瑞发动对南方的战争时，李任闽浙援粤军总司令。
〔１１〕莫荣新（１８５３—１９３０），字日初，广西桂平人。时任广东督军、护法军政府代理总裁兼陆军部长。
〔１２〕段祺瑞（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任北洋军炮兵统带、第四第六镇统制、第二军军统、湖广总督、陆军总长、北京政府国务卿。袁世凯死后，任国务总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１９２０年在直皖战争中被曹锟、吴佩孚击败下台。
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湖南人不是麻木，总该有点感觉，奋起独立，正此其时。刘君春仁主张联邦〔１〕，我说中国现在并没有邦，从何云联？暂时只有努力造邦，不要说联。德美都是先有邦，后才互相联合。邦造成了，联只是自然的结果。我对于二十年内办中国的总组织，总是怀疑，所以我不特反对吴子玉的〔２〕，并且反对梁启超的国民制宪〔３〕，同时更大大反对南北议和。我以为赴码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进则各省自治。各省中以湖南和广东地位最好，可以取革命精神，推翻一切，建设一个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和广东人所欲的广东（理想的广东新的广东），而树立一种模范自治。若处在这样好的地位，尚为半自治所误，那就不痛不痒，真正冤枉了！真正可惜了！我觉得湖南人确有几种可爱的特姓〈性〉，坚苦，奋发，勇敢，团〔结〕心，【结】都是，却太缺乏理想。湖南人无理想，所以他的生活不能向上，只能随人转移，而不能超脱环境，自达其所欲适。我于“湖南国”一个问题，尚有极长的理论，事搁未写出，稍迟当写出奉正邦人。先述大意于此，以答刘君及朋友中之怀疑者。
〔１〕刘春仁，身份不详。其主张见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９日至３０日湖南《大公报》所载刘春仁撰《对于‘打破大中国建设多数小中国’的怀疑并表示我的‘联邦制意见’》一文。
〔２〕吴子玉，即吴佩孚。吴佩孚（１８７４—１９３９），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３日，他在郑州通电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解决一切问题。以后一直坚持这一主张，并制定了一套提纲。
〔３〕梁启超在１９２０年７月著有《国民自卫之第一义》（一名《国民制宪运动》）一文。他写的另一篇《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刊登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８日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１０页注〔５〕。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大风和海潮要来了，这大风和海潮曾经扫荡过我们多少次，现在又将要来扫荡我们了，我们的海堤尚没有筑好，并且还没有开始筑，多危险！大家知道吗？
但是三千万人实在太疏远了。道路也远，觉悟的也少，赶不及这个堤工。因此这个责任，便不得不归到我们三十万长沙市民的身上了。长沙市民现在不赶快起来做自治运动，湖南自治终无成立之望。长沙的市民！三千万同胞虽没有明白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却隐隐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了。你们成功，三千万人蒙福。你们失败，三千万人受祸。你们的责任真不轻！你们应该知道。
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动。不但现在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权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骄子！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国也不是全无热心国事的人。这些热心国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没有知识和能力。然而办不好者，中国之人，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堵〈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眼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大帽子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现在的和议，就是这样。一些人捧着一个“和议”，北跑到南，南跑到北，没希望的时候，便皱着眉，有一点希望，便笑起来了。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琪瑞的统一论〔１〕，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２〕，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３〕，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
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这次南北战役〔４〕的一个意外的收果。现在虽然只有湖南，广东，江苏，湖北几个省发动，事势必然成为一道洪流。全国各省，都将要纳到这个流里，是一个极可喜的现象。现在所要讨论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各省自治内部的事，即如何促使各省自治成立；一是各省自治外部的事，即如何将妨碍各省自治的障碍物，减杀其效力或阻止其进行。
关于前一个问题，我有二个意见：（一）像湖南广东两省用兵力驱去旧势力的，算是一种革命，应由各该革命政府，召集两省的“人民宪法会议”〔５〕，制定“湖南宪法”及“广东宪法”，再依照宪法，建设一个新湖南及新广东。这两省的人民最要努力。其宪法要采一种澈底革新的精神，务以尽量发挥两省的特性为标准。（二）像湖北江苏两省，不能有革命的行动，只好从鄂人治鄂苏人治苏（省长）一点入手，等到事权归了本省人，便进而为地方自治的组织。以上二种方法，各依各的情势去改造。于前一种可以树各省自治的模范，实有“国”的性质，可实行一种“全自治”，所以最有希望。于后一种，虽然暂时只能实现“半自治”，然根据这种自治，便可进而做废督运动。只要督军废了，则全自治便即刻到了手了。方法虽然和平一点，不十分痛快，然为适应环境，采这种方法，也是好的。
关于如何除去各省自治的障碍物，我以为这障碍不在督军，而在许多人要求的“统一”。我以为至少要南北对立。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关系点。倘使统一成了，新组国会，制定宪法，各省自治，必多少要受宪法束缚（无论中央政府永办不好），像湖南广东，便断不能发挥其特性。又人才奔赴中央政府，地方必有才难之叹。更有一个大不好处，假如中央政府成了，全国视线，又都集注中央，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必要大大发作，而各省自治，又变成不足轻重的了。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他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不理主义，和议再不要说了，解决国事之说〔６〕，再不要提倡了。要提倡，也要如张东荪先生的主张，用去解决省事。
胡适之〔７〕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８〕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
根据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印。署名。
〔２〕章太炎，即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时竭力主张联邦制，主张各省迅速制定正式宪法，不能满足于临时宪法。孙洪伊（１８７０—１９３６），字伯兰，天津人。早年为袁世凯幕僚。１９１１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参与立宪活动。１９１６年在段祺瑞内阁中先后任教育总长和内务总长。后参与组织宪法商榷会和民友社。时竭力主张“由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政治”，“以宪法会议讨论之地方制度，参合试行。”
〔４〕南北战役，指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间南方护法军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
〔５〕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彭璜、龙兼公等人的一种政治主张。他们曾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
〔８〕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首义后，中华民国建立。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８日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决，定１０月１０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
依照《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第七条：“本社营业公开，每月将营业情形宣告一次”。今将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关于本社经过一切情形，择要报告于次：
本社发起于本年七月内，发起人鉴于世界新思潮之必须研究，而研究必须有良好材料，则新出版物之介绍机关，必不可少，遂相与共谋书社之发起。八月二日，假楚怡学校〔２〕开成立会，议决组织大纲八条，推定易礼容君彭璜〔３〕君君三人为筹备员，其职务为筹备书社成立，起草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关于“筹备成立”一节，可分下列三项：
１．房屋初拟在长治路及省教育会等适中地点觅定，仓卒不就，始从湘雅医学校〔４〕赁定潮宗街门牌第五十六号湘雅旧址房屋之一部，于八月二十日由发起人赵运文〔５〕君介绍，订定租约。
２．资本本社既为公共组织，出资作为公产，亦无利息，则股本收入，事势上只能以同情于本社宗旨，并互相了解之人为限。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截至十月二十二号第一次议事会止，投资者有姜济寰，左学谦，朱矫，杨绩荪，方维夏，易培基，王邦模，，朱剑凡，匡日休，熊梦非，何叔衡，吴毓珍，易礼容，林韵源，周世钊，陶毅，陈书农，郭开第，彭璜，邹蕴真，赵运文，潘实岑，熊楚雄，刘驭皆等二十七人〔６〕，共收银五百一十九元。
３．与外埠交涉除各杂志社外，正式约定与本社为出版物之交易者，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社，学术讲演会，晨报社，武昌利群书社等十一处。因经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赵南公李大钊恽代英〔７〕诸君为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而初时交易，多须现款，本社为稳固信用起见，亦不愿向人赊欠，因此本钱太少，周转颇难。往返商订，经时一月之久。至九月九号，书报杂志陆续到社，即于是日开始营业。三筹备员中推易礼容君为临时经理，进行一切，并约定罗宗翰君为本社驻京总代表，毛飞君为本社驻沪总代表。
本社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书计一百六十四种，杂志计四十五种，日报计三种。今略计从九月九号至十月二十号一个月零十二天临时营业期内重要书报杂志之销数开列如左：
右系筹备及临时营业期内的大略情形，俟第一次议事会开会推举正式经理以后，即归正式经理负责。此报告系从八月二号成立会起至十月二十号止。
〔１〕本文为三人联名提出的报告。据易礼容１９８７年６月７日回忆，“《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读书会的商榷》和《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这四篇都是当时真实文件，也全是执笔起草的。”
〔２〕楚怡学校，为陈润霖１９０６年在长沙创办。初为小学，１９１４年开办楚怡工业学校，１９２３年开办楚怡中学，小学部增办幼稚园，三校一园总称楚怡学校。
〔４〕湘雅医学校，１９１４年１２月美国雅礼会与湖南省政府、湖南士绅合作，创办于长沙潮宗街。１９２７年曾一度停办，１９２９年改名为私立湘雅医学院。１９３８年因战乱迁往贵阳，１９４０年改名为国立湘雅医学院。１９４４年迁至重庆，１９４６年迁返长沙。１９５３年定名湖南医学院。１９８７年改名湖南医科大学。
〔５〕赵运文，又名鸿钧，当时为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斋务兼庶务主任。是湖南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
〔６〕这２７人除姜济寰、左学谦两人外，其余均为当时湖南文化教育界人士，其中１２人为新民学会会员。姜济寰（１８７９—１９３５），号咏洪，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后任长沙县首届知事，后又两度任该县知事。曾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支持湖南新文化运动，被推选为俄罗斯研究会总干事。１９２０年任湖南省财政厅长。１９２３年任湘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后随北伐军到南昌，历任江西省政务委员、建设厅长、民政厅长等职。南昌起义后，被革命委员会任命为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主席。左学谦（１８７６—１９５１），字益斋，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后，任湖南参议院议员及湖南民政局次长。１９１９年前后，支持和参加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张被逐后，长期担任湖南商会会长。支持湖南新文化运动转。在解放战争后期，参与和平自救运动，拥护程潜等和平起义。
〔７〕李石岑（１８９２—１９３４），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期从事编辑、大学教授和著述工作。时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主编《民铎》，兼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主笔。左舜生（１８９３—１９６９），名学训，湖南长沙人。１９２０年任中华书局编译所新书部主任。后加入中国青年党，任过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南京政府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府农林部部长。１９４９年去台湾。陈独秀，见本书第３０６页注〔２〕。赵南公，不详。李大钊，见本书第４６９页注〔１３〕。恽代英（１８９５—１９３１），江苏武进人，生于湖北武昌。１９１８年组织革命团体互助社，出版《互助》月刊。五四运动时，在武汉领导，并组织利群书社，经销革命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同萧楚女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中国。１９２７年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１９３０年在上海被反动派逮捕，次年在南京英勇就义。
（二）本社书报杂志售价至多比出版原店一样，有些比原店更便宜，仅以取到相当之手续费及邮汇费为限。
（四）书之重要者：罗素政治理想、罗素社会改造原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杜威五大讲演、赫克尔一元哲学、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女性论、旅俄六周见闻记、爱的成年、科学方法论、迷信与心理、欧洲政治思想小史、托尔斯尔〈泰〉传、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幄欧洲文学史、心理学大纲、印度哲学概论、国际联盟讲评、人类学、波斯问题、科学的社会主义、欧美各国改造问题、革命心理、创化论、近代思想、柏拉图之理想国、中国人口论、新道德论、生物之世界、孙文学说、科学通论、现代思潮批评、近世经济思想史论、近世社会学、胡适短篇小说、吴稚晖上下古今谈、新式标点的水浒、三叶集、俄罗斯名家小说、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新俄国之研究、吴稚晖朏庵客坐谈话，劳农政府与中国、心灵现象论、实验主义、杜威现代新〔教〕育的趋势、杜威美国民治的发展、现代心理学、天文学、西洋新派画、社会与伦理、社会与教育、动的新教授〔２〕、蔡元培伦理学原理、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婚姻哲嗣学、杨怀中西洋伦理学史、杨怀中伦理学之根本问题、新闻学、哲学概论、周作人译点滴。
（五）杂志之重要者：新青年、新教育、中华教育界、新潮、改造，少年中国，少年世界、新生活、劳动界、劳动者、劳动潮、奋斗、民铎、科学家庭研究、音乐杂志。
〔１〕本文先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８日湖南《大公报》发表，个别字有错漏，现本书按《湖南通俗报》刊印。本文起草情况见本书第５３９页注〔１〕，标点为本书编者所加。
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
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书——一百二十四种，报——四种，杂志——五十种（月刊三十三种，半月刊二种，季刊二种，周刊十三种）。我们的目的——湖南人个个像先生一样思想得了进步，因而产生出一种新文化。我们的方法——至诚恳切的做介绍新书报的工〔作〕，务使新书报普播湖南省。
我们很惭愧自己的能力薄弱，不能担负这传播文化的大责，希望各界有心君子予以援助。先生若能帮我们费一点口舌介绍之劳，那我们是特别感激先生的。本社印有很多的书目，先生或先生的朋友要看，函索即寄（不要邮费）。本社经理员易礼容君，营业事项由他负责。他天天在社，无论那位先生要书，要报，要杂志，要书目，以及其他事项，写信来问，都由他手复，绝不延搁。敬祝
〔１〕本文和下文《读书会的商椎》均无写作时间，亦未署作者姓名，系文化书社当年的一种广告宣传品，３２开铅印件，随书社所售书刊附送。本书收录的这两篇文稿的原件，曾被夹在该社出售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后被发现。《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出版于１９２０年９月，又从内容看，本文与《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相近，故写作时间暂定为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其起草情况，见本书第５３９页注〔１〕。
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１．一个人买书看，出一元钱只看得一元钱的书。若合五个人乃至十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一元钱便可以看得十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２．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好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或辨明的机关了。３．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许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原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各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定几份报，至少也可以定一种。那么，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备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１〕本文写作时间、起草和保存情况，见本书第５３９页注〔１〕和第５４４页注〔１〕。原文标题下有“（文化书社同人）”字样。
本年度教育经费，经常列一百零四万元，临时列一百十一万余元，合计二百一十五万余元。这其中若具体的举出女子教育经费，则如下列：
女子教育经费合计不足十万元，仅抵全教育经费二十二分之一。尽起纳税的义务来，女子和男子一样的“尽”；享起教育的权利来，女子止当得男子二十二分之一。男子们呵！你们也太忍心了呵！
有一千五百万女子的湖南，没有一个女子中学，老就可耻的极了。民国十年度预算案内破天荒列了一笔“代用女子中学”的经费（经常六千元，临时四千元），听说一部分议员先生，还想要将他打消起来，我不料女界的可耻，毕竟到了这步田地。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２〕，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巳〈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巳〈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巳〈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颂进步！
〔１〕向警予（１８９５—１９２８），女，又名向俊贤，湖南溆浦人。新民学会会员。１９１９年底赴法勤工俭学，１９２２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出席过中共第二、三、四次代表大会，历任中央妇女部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１９２８年春被捕。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同年５月１日英勇就义。
〔２〕荫柏，即彭璜。当时他与等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写有《湖南共和国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怎么要立湖南“国”》、《对于湖南建“国”的解释》等文。参见本书第４２７页注〔１〕。
〔３〕健豪，即葛健豪（１８６５—１９４３），女，原名兰英，湖南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人。蔡和森和蔡畅的母亲。４９岁时就读于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后在家乡创办湘乡县立第一女子简易职业学校。１９１９年随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同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４年回国后在长沙湖南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任校长。
〔４〕咸熙，即蔡畅，女，１９０１年生，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蔡和森的妹妹。新民学会会员。１９１９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３年加入中国。历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全国妇联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共同的精神四项〔２〕，弟样样赞成。会员加入不限省界，也是极端赞成的。岂但省界，国界也不要限。弟在京所以有那么一说〔３〕，是因为新民学会〔４〕现在尚没有深固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弟意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弟见好些团体，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巳〈已〉高挂了，广告早巳〈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半淞园会议〔５〕，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赞成，兄也是赞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弟以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你的信〔６〕我在上海接到，彭，周，劳，魏〔７〕，都转给他们看了。我七月回湘，一向多忙，未能作答，幸谅！你现状谅好，我忘记你在芬丹白露〔８〕，抑在蒙达尔尼〔９〕？来信幸告。近因积倦，游览到萍，旅中作书，言不尽意。
〔１〕欧阳泽（１８９７—１９２４），号玉生，湖南益阳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
〔２〕共同的精神四项，指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２日欧阳泽致、彭璜等人信中所说的新民学会会员应注意的四个问题：一、对于本会要尽心尽力的栽培他、灌溉他、爱惜他，务使他充量的发展。却不要一心一意的专事服从他，倚靠他，更不要挟甚么野心来利用他，把他当个偶像或傀儡玩。二、本会对于个人，和个人对于本会，须都要负完全的责任。本会的失败，即是个人的失败；个人的失败，也就是本会的失败。三、会员对于本会，在学术上有互助的责任，在行为上有互相劝勉的责任。四、会员对于会员，须要有理性的爱，感情的爱是靠不住的。感情的爱是暂时的，部分的。理性的爱，方是普遍的，永久的，方能维持一个团体。不至于忽而涣散。
〔５〕１９２０年５月８日，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会议，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会议提出新民学会应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
〔６〕指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２日欧阳泽致、彭璜等人信。该信提出关于新民学会的共同精神和新会员入会问题。
〔７〕彭、周、劳、魏，指彭璜、周敦祥、劳君展、魏璧，他们均为新民学会会员。分别见本书第４２７页注〔１〕、第４６８页注〔６〕。
〔８〕芬丹白露，今译枫丹白露，法国北部塞纳——马恩省城镇，在巴黎东南６５公里，位于塞纳河左岸约３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中。
昨信谅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２〕，我昨信竟没有一句复答你信内的话，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３〕（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织〈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治，可以定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璨其河山，外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厉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耍〈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函〔４〕未尽，今再补陈于此。
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士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
“会务报告”〔５〕专纪会务，不载论述文字，尚未着手编辑，大略每季一册尽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６〕，为会友相互辩论商讨的场所，兄处有与会友间往还信稿，不论新旧，请检出寄弟。
弟本期在城南附小〔８〕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间狠少，读“岁月易逝无法挽回”，“思想学术节节僵化”〔９〕诸语，使我不寒而栗。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求学程序预计，略有一点，迟后当可奉告。
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１０〕的话），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以思想，也没有自决的想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望时赐信为感！
〔１〕罗璈阶，即罗章龙，１８９６年生，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中国早期党员。１９３１年因另立中央，被开除出党。历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２〕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５日罗章龙致信提出关于“湖南建国”及对新民学会的意见。
〔３〕康梁维新，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１８９８年变法维新运动。孙黄革命，指孙中山、黄兴领导的１９１１年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
〔５〕会务报告，指《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由编辑，现发现有第１号和第２号，均系１６开直排铅印本。第１号编印于１９２０年冬，主要记载新民学会从发起至１９２０年冬的会务及会员生活等情况；第２号编印于１９２１年春，主要记载１９２１年的“新年大会”和１月常会的情况。
〔８〕城南附小，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当时在该校任主事，并兼任师范部国文教员。同时在附小举办平民夜校。
〔９〕１９２０年７月２５日罗章龙致的信中有“耀灵急节，岁月易逝，无法可以挽回。况思想学术，节节僵化，更不可不注意”句。
你这信〔２〕我八月里就接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星加坡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厚〈原〉谅我罢。湘江〔３〕尚未出版。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４〕，巳〈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１〕钦文，即李思安（１８９２—１９６９），湖南长沙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新加坡坤成女校教书。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去印度尼西亚，１９５０年回国，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
〔２〕指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９日李思安写给的信。信中说：“望你在这时候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的发表。乘得一班伟人们的势子尚未十分巩固。不然，时机一失，难再得了。”
〔３〕湘江，见本书第５５６页注〔７〕。〔４〕集虚，即蒋竹如（１８９９—１９６７），湖南湘潭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两信〔２〕先后奉悉，久未作复，甚歉！所言会务六项〔３〕，弟大体均赞成。第一项发行会报，现己〈已〉决发刊会员通信集和会务报告两种。第二项会友加入宜郑重。第三项会友加入不要有男女老幼等区别。弟忆夏间在上海与焜甫，赞周，子暲，荫柏，望成，韫庵，敦祥，冀儒，玉生等在半淞园会商〔４〕，及回长沙再和长沙会友商酌，多主会友加入，要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并须有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然后再郑重通告全体会员，正与你的主张相合。（南洋方面同志，当然应该连络）。第四项，会所的确定，也是要事，不久总要在长沙觅到一个相当的会所。书报的设置与会友研究有关，长沙巴黎南洋应“分别”设备，其经费可由各地会员“分”任。第五项，经费的筹措，我意只要会员常年费交齐，普通用费己〈已〉够。此外只有印通信集和会务报告须款，但也不多，可由会员临时分任。会友录即印在会务报告之内，本年总可以印出一本。南洋通信社组织极要。惟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学李石曾〔５〕先生等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为己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的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弟意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洋〕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有暇望时通信。
〔２〕指张国基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３日关于新民学会会务及９月１９日关于南洋通信社组织给的两封信。
〔３〕指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３日张国基给的信中所说的对新民学会的六点意见。大意是：一、学会内发行一种书报，以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二、吸收新会友须有四个以上会友介绍，并经委员长和评议部同意；三、学会要真正解放，打破界限，新会友不分年龄、性别、籍贯、学历，但他的思想必须与学会宗旨相合；四、学会应有会所，并多买书报杂志供会友阅览；五、通过常年捐与特别捐等形式，多方为学会筹措经费；六、编印会友录，以便常通声气。
〔４〕焜甫，即熊光楚，见本书第２０页注〔９〕。赞周、即陈绍休，见本书第２９页注〔５〕。子暲，即萧三，见本书第１７页注〔４〕。荫柏，即彭璜，见本书第４２７页注〔１〕。望成，即刘明俨（１８９９—１９７７），又名若云，湖南安化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１９２０年赴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１年回国，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韫庵，即魏璧，见本书第４６８页注〔６〕。敦祥，即周敦祥，见本书第４６８页注〔６〕。冀儒，即劳君展，见本书第４６８页注〔６〕。玉生，即欧阳泽，见本书第５５１页注〔１〕。
〔５〕李石曾，即李煜瀛，河北高阳人。清末留学法国，在巴黎加入同盟会。后与蔡元培等人发起留法俭学会。１９１６年联络部分法国人士成立华法教育会，任书记，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北伐战争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支持蒋介石清党。１９５６年定居台北，后病死。
兄此信〔２〕我自接到，先后看了多次。今天再看一次，尤有感动。你的话我没有不以为然的。我巳〈已〉经决定了一种求学的办法，暂时也不必说，只是你的话我一定要行就是。你奋勉的志气很可敬。你现处环境很好，可以从事周密的观察，和深湛的思考。听说你巳〈已〉离学校在工厂作工，西洋工厂里的情况，可由此明了；并且可以得到脱尔斯太〔３〕所谓“由劳动得来的生活是真快乐”。我现在很想作工，在上海，李声澥〔４〕君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我想我总要有一个时期专用体力去作工就好。李君声澥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５〕打铁，居然一两个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工钱十二元。他现寓上海法界渔阳里二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６〕，你可以和他通信。启民〔７〕在太安里周南女校。惇元〔８〕在理问街通俗报〔９〕。湘潭教育腐败巳〈已〉极，旅省诸人组织“湘潭教育促进会”〔１０〕从事促进，尚无大效。一师湘潭学友会〔１１〕亦将有所兴作，兄信尚未转去，稍迟当转去。兄沿途寄稿均登《湖南日报》〔１２〕，无转阅必要了。此信曾经复了一次，今再附识近来感想于此。
〔２〕指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４日罗学瓒曾给信，信中谈到关于“柏格森所以为大哲学家因为他科学的根柢很好”、“中国人好为井底蛙好为蝼蚁之雄”、“谁有志愿想伸足于世界学者之林”等３个问题。
〔３〕脱尔斯太，指列夫·托尔斯泰（１８２８—１９１０），俄国作家。出身贵族。其作品深刻地反映出以宗法社会为基础的农民世界观的矛盾：一方面无情揭露沙皇制度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一方面宣传对恶不抵抗，幻想以“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代替沙皇制度。
〔４〕李声澥（１８９７—１９５１），字印霞，又名中，湖南湘乡石牛山清水塘（今属双峰县）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中国成立前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５〕江南造船厂，即江南造船所，清末官办的机器造船厂之一。原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一部分。１９０５年造船部分单独分立，称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后改称江南造船所，归北洋政府海军部管辖。
〔６〕陈仲甫，即陈独秀。见本书第３０６页注〔２〕。机器工会，指上海机器工会，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１日在中国上海发起组领导下成立。会章规定该会的目的是“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要求雇主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设立病伤保险费，设置卫生设备”等。开始时有会员三百多人，出版刊物《机器工人》，陈独秀曾任该会筹备会经募处主任。
〔７〕启民，即陈书农（１８９８—１９７０），湖南长沙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
〔９〕通俗报，指《湖南通俗报》。前身是辛亥革命后由都督府演说科主办的《演说报》，１９１４年改为《通俗教育报》，１９２０年改为《湖南通俗报》。９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他聘请谢觉哉、熊瑾玎、周世钊扣任《湖南通俗报》主编和编辑。１９２１年５月，赵恒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销何叔衡馆长职务，６月１５日《湖南通俗报》被迫停刊。
〔１１〕一师湘潭学友会，是、罗学瓒等人于１９１７年９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发起成立的湘潭籍学生团体。
〔１２〕湖南日报，创办于１９１８年９月，由伍芋农等主办，伍任经理，杨绩荪任总编辑，陶孝宗、许彦飞、曾松乔、徐汉涛先后任编辑。１９２６年夏季停办。
兄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论各节，透澈之至。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读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弟则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２〕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势〈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四种迷〔３〕，说得最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然〈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４〕，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说改成了“工学世界社”〔５〕，详情我不知，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通信尚未到。交换报一节弟可办到。请陆续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６〕交弟）。
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获〈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巳〈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７〕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巳〈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巳〈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
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整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践实“废婚姻”这条盟约。稍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我这些话好像是笑话，实则兄所痛憾的那些“家庭之苦”，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巳〈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请你将反对的意见写出。此祝进步。
〔３〕四种迷，指罗学瓒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４日致信中所说的四种错误。第一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这叫做“感情迷”。第二是无普遍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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