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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象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仁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滩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白天看了些什么，还是记不大清。只记得开头看到的是青褐浑厚的色流，那应该是北魏的遗存。色泽浓厚沉着得如同立体，笔触奔放豪迈得如同剑戟。那个年代故事频繁，驰骋沙场的又多北方骠壮之士，强悍与苦难汇合，流泻到了石窟的洞壁。当工匠们正在这些洞窟描绘的时候，南方的陶渊明，在破残的家园里喝着闷酒。陶渊明喝的不知是什么酒，这里流荡着的无疑是烈酒，没有什么芬芳的香味，只是一派力，一股劲，能让人疯了一般，拔剑而起。这里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
《阳关雪》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惟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然而，人们日常见惯了的，都是各色各样的单向夸张。连自然之神也粗粗糙糙，懒得细加调配，让人世间大受其累。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复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山水还在，古迹还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许留存。最近一次去苏州，重游寒山寺，撞了几下钟，因俞樾题写的诗碑而想到曲园。曲园为新开，因有平伯先生等后人捐赠，原物原貌，适人心怀。曲园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由于这个普通门庭的存在，苏州一度成为晚清国学重镇。当时的苏州十分沉静，但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门庭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千百年来，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使苏州保存了风韵的核心。
夜航船，历来是中国南方水乡苦途长旅的象征。我的家乡山岭丛集，十分闭塞，却有一条河流悄然穿入。每天深夜，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这是夜航船来了，船夫看到岸边屋舍，就用木棍敲着船帮，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习以为常，但终于，也许是身边的日子实在混不下去了，也许是憨拙的头脑中突然卷起了幻想的波澜，这笃笃笃的声音产生了莫大的诱惑。不知是哪一天，他们吃过一顿稍稍丰盛的晚餐，早早地收拾好简薄的行囊，与妻儿们一起坐在闪烁的油灯下等候这笃笃声。
水寒彻骨，浑身颤抖。先砍去那些芦苇，那些世上最美的芦苇，那些离不开太湖、太湖也离不开它们的芦苇。留在湖底的芦苇根利如刀戟，大多数人的脚被扎出血来。浑浊的殷红一股股地回旋在湖水间，就像太湖在流血。
挖思想、排疑点、理线索、定重点，炊事班每天打出的饭菜，开始有了剩余。好几个小集团被清查出来了，大会上，报告者的口气越来越凶。后来，终于点出了一些名字。罪行最严重的是一个漂亮热情、善于交际的女学生，她在下农场前的一次同学聚会中，被几个男同学戏称为“外交部长”。她竟然笑了笑，没有拒绝，也没有向领导揭发。“这样的反动小集团连职位都分好了，不为夺权为什么！”报告者的推断极其雄辩。
一天傍晚，传来警报，正在受审查的她失踪了。上级命令全体人员分头追寻，几个男学生在湖边找到了她的纱头巾。
把她打捞上来时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一个胖乎乎的男卫生员连忙做人工呼吸。折腾了一会毫无效果，卫生员决定直接给心脏注射强心针。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
废墟不会阻遏街市，妨碍前进。现代人目光深邃，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第几级台阶。他不会妄想自己脚下是一个拔地而起的高台。因此，他乐于看看身前身后的所有台阶。
是现代的历史哲学点化了废墟，而历史哲学也需要寻找素材。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
其中《摩挲大地》，《寻觅中华》两册有关中国，《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两册有关世界，剩余两册是有关余秋雨自己的，尚未出版。《寻觅中华》系统地表述了余秋雨从灾难时期开始寻觅出来的中华文化史。《摩挲大地》精选了原来的著名篇章，并且对每一篇都进行了改写，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首次发表。《千年一叹》记录了余秋雨在2000年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经历。《行者无疆》是余秋雨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一直在比较着中华文明的缺失。
一那天夜里，风雨实在太大，大到惊心动魄。是台风吗？好像时间还早了一点。但在半山小屋遇到那么大的风雨，又是在夜间，心理感觉比什么级别的台风都要恐怖。我知道这山上没有人住。白天偶尔有一些山民上来，但说是山民，却都住在山脚下。因此，在这的涡旋中，我彻底孤单。蔓延无际的林木这时候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它们不再是自己，而是天地间所有暴力的体现者和响应者，都在尽着性子奔涌咆哮，翻卷肆虐。没有灯火的哆嗦，没有野禽的呻吟，没有缓释的迹象，没有黎明的印痕。一切都没有了，甚至怀疑，朗朗丽日下的风轻云淡，也许只是一个奢侈的梦影？这个时候最容易想起的，是千万年前的先民。他们在草泽荒滩上艰难迈步的时候，感受最深的也一定是的深夜。因为，这是生存的悬崖，也是毁灭的断壁，不能不全神贯注，怵目惊心。对于平日的寻常气象、山水风景，他们也有可能淡淡地瞭上两眼，却还分不出太多的心情。此刻我又顺着这个思路想开去了。一下子跳过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两汉，来到了史前。删去了历史，让我回到了只有自然力与人对峙的洪荒时代。很多画面交叠闪现，我似乎在画面里，又似乎不在。有几个人有点脸熟，仔细一看又不对……——这时，我已经渐渐睡着了。等我醒来时听到了鸟声，我知道，风雨已经过去，窗外山光明媚。我躺在床上盘算着，昨天已经没吃的了，今天必须下山，买一点干粮。我经过多次试用，选中了山下小店卖的一种“压缩饼干”作为惯常干粮。这种东西一片片很厚，吃的时候要同时喝很多水，非常耐饥，也非常便宜。其实这是一种战备物资，贮存时间长了，本应销毁，但这时“文革”尚在进行，民生凋敝，衣食匮乏，也就拿出来供应民间。民间对这种东西并无好感，因为口味干枯，难于下咽。然而，这对我这个几天才下一次山的困顿书生而言，却是一种不必烹煮又不馊不烂的果腹之食。既然不馊不烂，为什么不多买一点存着，何苦定期下山一次次购买呢？只要真正熬过苦日子的朋友就能理解其间的原因。口袋里极少的一点钱，随时要准备应付生病之类的突发事件，怎么能一下子用完？因此，小钱多存一天，就多一天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的代价就是饥饿感。两感抗衡，终于顶不住了，就下山。每当我又一次出现在小店门前，瘦瘦的年老店主人连问也不问就会立即转身去取货。他对我的表情十分冷淡，似乎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一个逃犯。按照当时的说法，叫做“逃避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但他显然没有举报，按照他的年龄，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历史问题”。何况这是蒋介石的家乡，远远近近的亲族关系一排列，很少有哪家与那批已经去了台湾的人员完全无关。既然每一家都有问题，彼此间的是非口舌、警惕防范，自然也就会少一点。这，大概也是我的老师盛钟健先生想方设法让我潜藏到奉化半山的原因之一吧。我说过，我在山上不小心碰上了蒋介石的一个隐秘藏书楼。原来叫“中正图书馆”，一九四九年之后当然废弃了，却没有毁坏，摘下了牌子，关闭了门窗，由一位年迈的老大爷看守着。老大爷在与我进行过一次有关古籍版本的谈话后，如遇知音，允许我可以任意阅读藏书楼里所有的书。我认真浏览了一遍，已经把阅读重点放在《 四部备要 》、《 万有文库 》和《 东方杂志 》上。由于一夜的风雨，今天的山路上全是落叶断枝。空气特别清新，山泉格外充沛。我上山后放好买来的干粮，又提着一个小小的铁皮桶到溪边打了一桶山泉水回来，便静静地坐着，等待老大爷上山，打开藏书楼的大门。二后来回忆三十年前这一段潜迹半山的岁月，心里觉得非常奇怪。 我上山，正好蒋介石刚刚在台湾去世；我下山，是因为听到了在北京去世的消息。中国二十世纪两位强硬对手的生命较量终于走到了最后，一个时代即将结束。而恰恰在这个时刻，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带进了其中一位的家乡藏书楼，长久关闭的老门为我悄然打开，里边是一屋子的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平心而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经典，比蒋介石熟悉得多。在报纸上看到照片，他接见外宾的书房里堆满了中国古籍，而且似乎只是中国古籍。他已经感受到生命终点的临近，正急忙从两千多年前的诸子百家中选取两家，一褒一贬，作为精神文化遗嘱。他的褒贬，我不同意，但是作为一个看上去什么也不在乎的现代革命者，到最后还那么在乎两千多年前的精神价值系统，却让我吃惊。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比较简单，他只把儒家传统当作需要守护的文化，又特别钦慕王阳明。看管藏书楼的老大爷告诉我，蒋介石曾嘱咐他的儿子蒋经国要经常到这里来读书。蒋经国忙，匆匆来过两次，没时间钻研。军事政治的恩怨是非姑且不予评说，但世界上确实找不到另外一个民族，一代代统治者都那么在乎历史渊源，那么在乎血缘根脉，那么在乎华夏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老帝国总是互相远征、互毁文明的情形不同，历代中国人内战再激烈，也只是为了争夺对华夏文明的正统继承权，因此无论胜败都不会自毁文明。即便是周边地区的游牧群落入主中原，也迟早会成为华夏文明中的一员。这么一想，我潜迹半山的生活立即变得纯净。当时山下的形势还十分险恶，我全家的灾难仍然没有解除。但我的心态变了，好像层层叠叠的山坡山树山岚一齐拽着我蹬开了山下的浑浊喧嚣，使我飘然升腾。一些看似空泛不实的大课题浮现在眼前，而且越来越让我感受到它们的重要性。例如：什么是华夏文明？什么是炎黄子孙？答案在五千年之前。但奇怪的是，在此后的五千年间，这些问题仍然被一代代地反复提出，而且似乎很难找到答案。一切军事政治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只不过军事政治行动总是极其繁忙又惊心动魄，构成了一个很难离得开的过程。很多人在过程中迷失了，直到最后仍拔身不出，还深深地拖累了大地。只留下一些依稀的人文余痕，却也早已支离破碎。你看眼前，一个老军人的遗产居然是一屋古籍，他的对手也是同样。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时刻让我强烈感受了，我只有震惊没有感叹，胸中却纤尘全无，火气顿消。因此，面对这些诸如“华夏文明”、“炎黄子孙”这样的大课题，也只剩下了学术理性，而不再羼杂世俗激情。我当时想，什么时候世道靖和，我会下山，去瞻仰一些历史遗址。因为正是那些地方，决定了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此刻在山上，只能边读古籍边遥想，让心灵开始跌跌绊绊地旅行。有时也会分神，例如下山时看到街边阅报栏上张贴的报纸，发现山下的“文革”好像又掀起了什么运动高潮，又印出了蛮横的标语口号和批判文章。我会痛苦地闭上眼睛，想念还在被关押的父亲和已经含冤而死的叔叔。回到山上后好几天，仍然回不过神来。这时就会有一场在夜间袭来，把这一切狠狠地洗刷一遍，让我再回到古代。我在早晨会轻轻地自语：黄帝，对，还是从五千年的黄帝开始，哪怕是猜测。三猜测黄帝，就是猜测我们遥远的自己。其实，很早就有人在猜测了。从藏书楼书架上取下写于两千一百多年前的《 淮南子 》，其中有一段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可见早在《 淮南子 》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好像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结果，到了司马迁写《 史记 》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 大家先是为了需要而猜测，很快把猜测当作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作了史实，越积越多。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这种情形直到今天我们还很容易体会。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了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职守。但是，他的《 史记 》还是从黄帝开始的。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加了伪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按照这种主张，中国历史的起点是公元前九世纪，离现在不到三千年。而黄帝的时代，虽然还无法作准确的年代推定，但估摸着也总有四五千年了吧。这一来，中国的历史被这股疑古思潮缩短了一小半。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思维，显然具有不小的进步意义。至少，可以嘲弄一下中国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作历史的浅薄顽癖。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这个问题，我在以后还会专门说一说。其实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已经开始证明，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从一八七○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一八七四年对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Arthur Evans）一九○○年对于米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米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那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是伪造的”。其实，甲骨文中的不少材料还可以从商代推到夏代。半山藏书楼的古代典籍和现代书刊被我反复地翻来翻去，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秘密。那就是，在疑古思潮产生的更早一点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先是一些西方学者根据他们对人类文明渊源的强烈好奇，依据某些相似的细节，大胆地拉线搭桥，判断华夏文明来自于埃及、印度、土耳其、东南亚、巴比伦。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比伦，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在地。那地方，确实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从那里找到了渊源，有的学者已经断言那是“人类文明唯一的起点”。那么，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呢？连中国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被这种思潮裹卷，而且又从中国古籍中提供一些“证据”。例如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等都是。当时的一份《 国粹学报 》，就发表过好几篇这样的文章。让我惊讶的是，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在他的《 序种姓篇 》中赞成了外来说。设想都非常开放，理由都有点勉强，往往是从一些古代中外名词在读音上的某些相近，来作出大胆的推断。例如章太炎认为中国的“葛天”，很可能是“加尔特亚”的转音；黄节认为中国的“盘古”，很可能是“巴克”的转音；刘师培认为中国的“泰帝”，很可能是“迦克底”的转音。在这件事情上做得比较过分的是丁谦，他断言华夏文明早期创造的一切，巴比伦文明都已经有了，包括天文、历法、数学、井田制、服饰、器用都来自那里。连文字也是，因为据说八卦图像与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有点相似。有的学者甚至凭着想象把巴比伦文明传入华夏大地的路线图都画出来了。 更有趣的是，不同的幻想之间还发生争论，就像两个睡在同一个屋子里的人用梦话争吵了起来。例如丁谦认为，把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带头人是盘古，而章鸿钊则认为是黄帝。理由之一是，庄子说过黄帝登昆仑之上，而昆仑山正好是巴比伦文明传入中国的必经中介。不应该责怪这些学者“数典忘祖”。他们突然受到世界宏观思维的激励，试图突破千年传统观念探索华夏文明的异域源头，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他们中有的人，还是杰出的爱国人士。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论述暴露了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严重缺乏实证材料，却又好作断语。即便有一点“实证”，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跳跃式比照，颇多牵强附会。若要排除这种牵强附会，必须有一种“证伪”机制，即按照几个基本程序证明伪之为伪，然后方知真之为真。这些断言华夏文明来自巴比伦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中从来就缺少这种逆向的证伪习惯，因此听到风就是雨了，而且是倾盆大雨。但是，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不断地证明着这片土地上文明发生的独立根脉。我还朦胧记得，好像是地质学家翁文灏吧，发表文章阐述远古大洪水所沉积的黄土与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的关系，证明黄河流域也有过旧石器时代，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平行共存。他的文章我也是在半山藏书楼看到的，但那篇文章的标题，现在记不起来了。有过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作出比较平稳的猜测了。看管半山藏书楼的老大爷已经连续问了我三次：“这么艰深的古书，这么枯燥的杂志，你那么年轻，怎么有耐心几个月、几个月地看下去？”前两次我只是笑笑，等到问第三次时，我作了回答。我说：“大爷，只要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大疑问，看古往今来的相关争论，然后加入自己的判断和猜测，这就像看一场长长的球赛，看着看着自己也下场了，非常有趣。”其实，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学术路线。四我当时对黄帝的猜想，只能是粗线条的。因为半山藏书楼虽然有不少书籍，但毕竟有限。黄帝，是华夏民族实现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在这之前，中国大地还处于混沌洪荒之中。因此，后代就把各项文明的开创之功，都与他联系在一起，贴附在他身上，并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始祖。这并不是说，华夏文明由他开始，而只是说，决定华夏文明之成为华夏文明的那个关键历史阶段，以他为代表。黄帝出生在哪里？肯定不是巴比伦，而是在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哪一段？这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他的部落一直在战争中迁徙，所谓“居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有关黄帝出生地的说法倒是有好几种，牵涉到现在从甘肃到山东的很多省。经过仔细比较，陕西、河南两地似乎更有说服力。而我个人，则倾向于河南新郑，那里自古就有“轩辕之丘”、“有熊氏之墟”。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可以对应起来。黄帝有一个“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历来有不少人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但也有人说，他只是神农氏时代的最后一位首领。炎帝好像出生在陕西，后来也到河南来了，并且衍伸到了长江流域。黄帝和炎帝分别领导的两个部落，在当时是最显赫的。炎帝的主要业绩比较明确，那就是农业。他带领人们从采集野果、捕鱼打猎的原始生态，进入到农业生态，开始种植五谷菜蔬，发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农具。他也触及了制陶和纺织，还通过“尝百草”而试验医药。显然，炎帝为这片土地的农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相比之下，黄帝的业绩范围就扩大了很多。除了农业，还制作舟、车，养蚕抽丝，制玉，做兵器，并开始采铜，发明文字和历法。展开点亮的台灯发布于2012-01-14 18:40评论中国历史太长、战乱太多、苦难太深，没有哪一种纯粹的遗迹能够长久保存，除非躲在地下，躲在坟里，躲在不为常人注意的秘处。阿房宫烧了，滕王阁坍了，黄鹤楼则是新近重修。成都的都江堰所以能长久保留，是因为它始终发挥着水利功能。因此，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是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
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
在我看来，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难怪不少中外大诗人兼通此道。白莲洞要末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全国各地历史博物馆和古代艺术家纪念馆中熙熙攘攘的游客，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汇成涌向某个现代艺术家的欢呼激潮。现代艺术家在哪里？请从精致入微的笔墨趣味中再往前迈一步吧，人民和历史最终接受的，是坦诚而透彻的生命。
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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