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 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了呀!”
高雄来的信，曾先生的兄长和弟弟，要答谢我，要我去高雄讲演时见见面，要请我吃饭，因为我上了他们兄弟在海外的孤坟。
面对这样的一封信，我的心绪非常伤感，是不是我上面的文章，给他家人报了这个死亡的消息?是事实，可是他们心碎了。
去年夏天，一九八二年，我又回到迦纳利群岛去。一个酷热的中午，我开车去了圣拉撒路公墓，在曾君雄先生的坟上，再放了一朵花，替他的大理石墓碑擦了一下。
今年，一九八三年的夏天，我又要重返那个岛屿，请曾君雄先生在高雄的家属一定放心，我去了，必然会代替曾家，去看望他。
人死不能复生，曾先生的家人，我们只有期望来世和亲人的重聚。那个墓，如果您们想以中国民间的习俗，叫我烧些纸钱，我可以由台湾带去，好使活着的人心安。
因为读者来信太多，曾家高雄的地址已找不到了，请看见这篇后记的南部朋友代为留意，如果有认识曾家的人，请写信到皇冠出版社来与我连络。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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