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电影《无问西东》热映，四个不同时空下的爱与坚守的故事唤起了很多人的心灵拷问。几位主角在美好的年代遭受了最残忍的考验，在时代洪流的冲刷下，思索自己的立世之道，坚守自己所思，爱自己所爱。我想文艺青年都曾有个钟爱的黄金时代，我最爱的是那个不曾经过的民国。那个年代有梁启超，有钱钟书、沈从文、有徐志摩、有萧红，最近去中华世纪坛看了一个“中华家风展”，恰巧展览开篇谈到了这些民国大家，又勾起了我对这些民国著名文艺青年的深度探寻：
杨绛，1911年7月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作家，戏剧家兼翻译家。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早年创作的话剧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她排行老四，在前面三个姐姐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十二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从小学习好，但也个性顽皮，上课时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回说：“不通不通，假如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闹得同学一片哄笑。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说完父女会心对笑。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我跟杨季康是老同学了，早就跟她认识，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杨绛念念不忘清华。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21岁的她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京华，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两人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杨绛回应：“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接受现实。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费老还主动送钱钟书邮票，让他写家信回家。钱钟书想想好笑，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费老直到晚年作文时，还把杨绛称为自己的初恋女友，杨绛直言：“费的初恋不是我的初恋。”彻底撇清为暗恋一场。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去拜访杨绛，送他下楼时，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一百年过去了，岁月的风尘却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1937年，上海沦陷，第二年，两人携女回国。钱钟书在清华谋得一教职，到昆明的西南联大上课，而杨绛留在上海，在老校长王季玉的力邀下，推脱不过任了一年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这也是她生平惟一一次做“行政干部”，其实一贯自谦“我不懂政治”的杨绛，正是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政治系。1945年的一天，日本人突然上门，杨绛泰然周旋，第一时间藏好钱先生的手稿。解放后至清华任教，她带着钱钟书主动拜访沈从文和张兆和，愿意修好两家关系，因为钱钟书曾作文讽刺沈从文收集假古董。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钟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钟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钟书成就事业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无匹的情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许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和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和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打算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译稿历经“文革”的摧残，“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最后“九死一生”，逃过劫难。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写于1980年的《洗澡》，是杨绛迄今为止惟一一部长篇小说。“洗澡”是建国初“三反”运动中的专有名词，指的是知识分子需要对自己思想“肮脏”面彻底“清洗”，一部《洗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各类知识分子在运动期间的众生相。这部18万字的小说被施蛰存誉为“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
杨绛的故乡在江苏无锡。江南名城无锡，自古便是富庶文明之邦。多少年来，这里风景如画，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杨氏家族世居无锡，在当地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用杨绛本人的话说，就是“寒素人家”，她的曾祖父、祖父的身份，无外乎书生、穷官，但都秉性正直，酷爱读书。
杨绛的父亲，名叫杨荫杭（1878-1945年），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杨绛在晚年曾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约，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文中所记其父亲的生平事迹，可以看到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富强和近代化孜孜不倦的努力。那种不畏强权的包公（当年也被称为“疯骑士”）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杨荫杭于1895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即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1897年转入南洋公学，尽管他学习十分努力，但尚未毕业，便被学校除名。对这件事，杨绛在文中谈了她所知道的经过：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在北洋公学上学时，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闹风潮就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被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这时是1897年，可见杨荫杭从年轻时就形成了刚正耿直的性格。他所入的上海南洋公学，也是一所公费学校，由巨贾闻人盛宣怀创办。过了两年，南洋公学遴选六名学生赴日留学，杨荫杭亦名列其中。
杨荫杭他们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语言不通，就先在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没多久，杨荫杭进入早稻田大学（当时称“东京专门学校”）学习。1900年春，他和留日学生一起组建励志会。同年下半年，作为会员的杨荫杭与杨廷栋、雷奋等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当时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专事译载欧美政法方面的名著，诸如法国学者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和卢梭的《民约论》，英国学者穆勒的《论自由》等书，这些作品译笔流利典雅，对推动青年思想的进步影响很大，因而在海内外学生中享有威望。
1901年夏，杨荫杭利用暑假回家乡探亲的机会，在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知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据说这一组织是当时江苏省最早的革命小团体。
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他和雷奋、杨廷栋一起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译书馆前身是“北京同文馆”。沧海桑田，现在保存下来的《名学教科书》就是杨荫杭在那里编译的（1903年再版）。近代人孙宝恂在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12月29日的日记里曾提到过这部书：“观《名学》，无锡杨荫杭述。余初不解东文哲学书中内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
1903年，译书馆因经费支绌而停办，杨荫杭因此回到家乡，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在无锡又创办了“理化研究会”，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那时，杨荫杭精力充沛、工作繁忙，他除了理化研究会的事情之外，还在上海兼职，任《时事新报》《苏报》《大陆月刊》的编辑及撰稿人，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授课。
由于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触犯了顽固的保守派，因而引起了嫉恨并遭到追捕。据杨绛回忆说：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1906年初再度出国到美国留学。这样，杨荫杭又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他先再次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该校本科不授学位），1907年7月，通过论文，便获得法学学士学位而毕业。随后他就到美国去了。杨荫杭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杨荫杭从未提及他的学位和论文，而杨绛只是在偶然的机会发现过一张她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1909至1910年的注册证。倒是后来钱锺书告诉她：“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CodeofJapan）。”
在杨绛的印象中，她父亲归国途中游历了欧洲其他各国，还带回好几份印好的论文。故而她问钱锺书：“你怎么会知道？”
钱锺书回答说：“我看见的——爸爸书房里的书橱最高层，一本红皮书。我还问过爸爸，他说是他的硕士论文——现在当然找不到了。”
对此，杨绛曾经专门写信给美国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找找有没有这本书。据李又安教授回信，书一点也没记错。那本书一找就见，在法学图书馆，她还为杨绛复制了几页封面和一篇卢易士教授写的序文。根据那张注册证得知，卢易士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
杨荫杭的《日本商法》全书319页，于他离校以后的1911年出版。从序文看来，这本书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据的德国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欧洲大陆系统的商法作比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为了适合日本的国情，由比较中阐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对这本书很称赏，不过令杨绛最感亲切的是卢易士先生形容他父亲写的英文：“虽然完全正确，却有好些别致的说法；而细读之下，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简洁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意，确切地表达出来。”这可能是用很客气的话，说杨荫杭写的英文有点中国味道吧？
由此杨绛猜想，她父亲再次出国四年多，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很可能对西方的“民主法治”产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渐渐冷静下来。因为北伐胜利后，她经常听到杨荫杭对母亲挖苦当时自称的“廉洁政府”。杨绛在高中读书的时候，1927或1928年，杨荫杭曾和她谈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他讲得很仔细，可是她不大懂，听完都忘了，只觉得她父亲倾向于改良。他的结论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不过杨荫杭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他的“立宪梦”早已破灭了。
杨绛当时在父母的庇荫之下，不像她父亲年轻时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她是脱离实际的后知后觉或无知无觉，只凭抽象的了解，觉得救国救民是很复杂的事，推翻一个政权并不解决问题，还得争求一个好的制度，保障一个好的政府。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1878-1937）也是无锡人，与丈夫杨荫杭同龄，他俩于1898年结婚。唐须嫈是一位贤惠文静的知识女性，身上凝聚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她曾在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读书，与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以及汤国梨（章太炎太太）是同学。唐须嫈从来不愿抛头露面，与杨荫杭结婚后，甘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现存关于唐须嫈的史料不多，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自然提到了她父母的关系，读来感人肺腑、弥足珍贵。文中说：“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线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杨绛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当中，可想而知，她是相当幸运的。
杨绛父亲杨荫杭的兄弟姊妹共六人。大姑母排行第一，出嫁不久即因患肺病去世。大伯父在武备学校学习，一次试炮失事，轰然一声，就轰得不知去向，遗下大伯母和堂兄、堂姊各一人。最小的三叔叔留美回国后也因肺病去世。二姑母杨荫枌、三姑母杨荫榆都比杨荫杭小，出嫁后都与夫家断绝了关系，长年住在哥哥的家里。所以，她们两人和杨绛的关系比较密切。
杨荫榆比杨荫杭小六岁，由他资助在苏州景海女中上学，两年以后，就转学到上海务本女中，后来赴日本、美国留学，故日文、英文都十分熟练。两度回归，分别担任北京女高师“学监”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这时的杨荫榆顽固守旧，与进步学生对立，发生了鲁迅在《华盖集》中提到的“女师大事件”，“从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条落水狗’。”杨绛在这里指的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和北京数千名群众在中国的领导下，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后通牒”和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示威中，反动军阀下令开枪，当场打死打伤三四百人。在这一事件中，杨荫榆站错了立场，遭到鲁迅等进步人士的痛责。
但是，这位独身而孤僻、在家中也不受孩子们欢迎的女教育家，在后来日寇侵占苏州时，却显示了她性格中最可贵的一面：对自己民族的大忠大勇，因骂敌而罹难。
杨绛先生的逝世，被文化界看作是一个时代的逝去，一座灯塔的消失。地位如此重要，和先生的文化造诣和自身修养必然息息相关，而造就先生风雅终身的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家风。字里行间，这么多柴米油盐中的大师，探寻更多中华家风故事，2018年3月4日前，来中华世纪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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