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连续多年的劳动模范，拥有七次合肥市劳动模范称号、两次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一次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是为数不多的全国、省、市“三级劳模”。但谁又知道，他是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拼着性命获得这些荣誉的。他说技术是个无底洞，即便是身患重病，他也一直没有停下钻研的脚步，他和他的同事们生产的合肥拖拉机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销往全国甚至远销非洲。
1978年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年，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昭示着一个风起云涌时代的来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在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了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无意间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在时代大背景下，一群从北京过来支援安徽的技术人员，已经为安徽的农业现代化默默奉献了十年。郑锦树就是其中的一员，这位看起来有些单薄的福建小伙子，十三年的求学工作生涯，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往返了几个来回。1956年，聪颖的郑锦树考入了与安徽毗邻的南京一所高校，这所高校是现在国内享有相当知名度的东南大学的前身南京工学院。郑锦树上了当时的热门专业——农业机械，学制五年。1961年，在国内风云激荡的年代，郑锦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埋首于技术研究。然而身处漩涡之地，北京的科研机构也受到了冲击。
而与此同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农业大省安徽，却在谋划着农业现代化蓝图，多次派人到国务院申请，急需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科技人员。1969年，中国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下放了两三百名技术人员来支援安徽。郑锦树被下放到合肥手扶拖拉机厂，与他一起下放的还有他的妻子，一位上海姑娘。这对异地的夫妻从此扎根安徽，在这个第二故乡安居乐业，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
从1969年到1978年，这十年时间里，郑锦树夫妇踏踏实实地在合肥手扶拖拉机厂上班，和同事们一起将国内的拖拉机技术一点一滴地运用到生产线上。相对于在北京研究所时期的动荡不安，不受干扰的郑锦树专心于技术研究，肯干加苦干，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逐渐从生产车间的技术人员成长为分管技术的副厂长。
郑老回忆道，“我们厂里已经将主要精力恢复到生产中去。”他们夫妻俩都在厂里搞技术，工作上单纯平静，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可爱的女儿出生了。工作得心应手，生活上又喜添千斤，这对平凡夫妻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在每天迎着朝阳上班、踏着夕阳回家的幸福时刻，郑锦树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的脖子上长了个东西。一开始，郑锦树还不当一回事，妻子担心他的身体，让他尽快到医院检查。郑锦树趁着一次到上海出差的时机，顺便检查了一下身体，检查结果给了夫妻俩当头一棒，他得了癌症！是鼻咽癌！妻子赶紧抛下11个月嗷嗷待哺的女儿，去了上海，陪在他身边。命运想要蹂躏一个人的时候，常常让人难以招架，但同时也激发起人的无穷斗志。从最初的震惊到难以接受，郑锦树每天想的都是孩子还那么小，妻子一个人又远离家乡，如果自己倒下了他们怎么办，何况他也舍不得他的工作。
这个堂堂七尺男儿，默默流过泪之后，坚定地走上了抗癌之路。从在上海确诊后，夫妻俩听从医生的意见决定尽快手术，切除癌症病体。妻子是上海姑娘，从到北京工作、跟他结婚后，很难有时间回到故乡上海漫步街头。这一次重新回到亲人身边，竟然是每日奔波在医院里，而心里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家里那个还不满周岁的孩子。在上海开刀住院一段时间后，夫妻俩回到了合肥的家，原本就瘦弱的郑锦树经过病痛的煎熬，身体更是弱不禁风，在家里养病，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反复多次到医院去化疗，病情才得以控制。病情一有好转，郑锦树就向单位申请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一开始厂里没有同意。郑锦树就自己往厂里跑，常常忍不住地指点一下年轻同事们遇到的技术难题。渐渐地郑锦树就不再满足于这样隔三差五地去了，他每天去上半天班，下午身体吃不消的时候再回家歇着。
妻子也曾阻拦过，但看他实在放心不下厂里的事，也就默许了。只是每次从厂里回来，郑锦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妻子让他赶紧休息，所有的家务活也不让他碰。其实那时候，孩子还小，夫妇俩的亲人都在外地，妻子也要上班，家里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但是病弱的郑锦树上班的时候，却从来不把自己当个病人，更别提什么特殊待遇。在钻研技术上他更像一头“倔牛”，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技术是个无底洞，越钻研越有奔头，越发现里面有可以提升的地方。”一开始上班的时候，他还能悠着点，但是后来技术上遇到困难，难以突破，生产上订单过多需要加班的时候，郑锦树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的病情，一头扎进厂里，带领大家研究技术，指导生产。妻子心疼之余抱怨。“他后来整天地上班，还常常加班加点，完全想不到自己是病人。”
但是一回到家放松下来，郑锦树的难受劲就上来了。在40多年的抗癌过程中，他们尝试过中医，工作之余一次又一次地跑中医院。只要听说对病情控制有帮助的药材食材，他们就四处搜罗过来。有一次有人介绍核桃树枝配合其他东西对控制癌症有帮助，他们就托人从外地找这个材料回家。
癌症控制住了，工作也蒸蒸日上，厂里生产的拖拉机不仅满足了安徽这个农业大省自身的需要，还有兄弟省份过来订购。1977年，郑锦树获得了合肥市科学技术先进者称号。1979年，在身患癌症七年之后，郑锦树得到上下的一致赞同，获得了当年的合肥市劳动模范称号。
对于郑锦树来说，这样一边与癌症抗争，一边投入到工作中的日子已经成了常态。对于夫妻俩来说，最遗憾的事情莫过于，因为郑锦树的身体状况，他们俩一直想再要个孩子的愿望落空了。他在工作上的付出也得到了各方的肯定，从1980年开始到他退居二线，郑锦树七次获得合肥市劳动模范称号。1984年和1988年，他获得了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1989年，郑锦树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七个市级劳动模范、两个省级劳动模范和一个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样的荣誉在全省和全国都不多见，即便是普通人都要付出良多，何况是一个癌症患者。
那时候获得的荣誉称号，仅仅只是荣誉，很少有物质上的奖励。“只有获得全国劳模的时候增加了两级工资，每个月增加了20多元。但是老郑从来也不在意，他是真热爱他的工作。”妻子说。
到郑锦树老人家采访的时候，老人家反复多次说的一句话是：“我获得的荣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你们应该关注更年轻一代的先进工作者。”当我来到他家，郑老搬出了所有的荣誉证书，对每一届劳动模范称号的获得都如数家珍，对每一份荣誉的获得都印象深刻。“从1980年开始，合肥市劳动模范每两年评一次，那时候厂里每次都推荐我。我和同事生产的小型手扶拖拉机销往全国甚至还走出国门，走进非洲等地。”老人沉浸在全身心投入工作，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采访中，郑老一直没有主动提及在工作生涯中身患重病，记者无意中了解到夫妻俩只有一个孩子，追问缘由的时候，他夫人才坦言因为郑锦树的身体原因，他们只生了一个女儿，便不敢再要孩子。
事实上，顽强地与癌症抗击了40多年后，这两年郑老的身体越来越差，癌症也已复发，为了控制病情，从去年开始他重新接受化疗。然而现在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受不住，记忆力和听力减退得厉害。为了方便照顾，他和老伴搬到了跟女儿女婿一个大院里。在这次仓促搬家中很多东西都没有整理出来，连女儿、外孙和全家的照片都不例外。然而那些证书却被保存得非常好，那些纪念章被老人擦拭得一尘不染，时过境迁却日日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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