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性格和兴趣，都决定我不适合做斗士，要我做的话，我也可以做。知识分子应该按照自己的性情来做选择，哪种知识分子都是不能缺的。
中国大陆当代作家中，周国平是独树一帜的。他不仅凭借一手清新明快的“哲学散文”独步天下，也总与现实世界刻意保持着距离，这个距离进可观世相万物，退可独在小楼成一统。
他留给外界的印象，总是温婉而独立，似乎从不属于任何学者或作家圈子，也不是站在舆论潮头疾言厉色的呐喊者；他既不是频繁出入各种高端会议的学术明星，更不是呼朋引伴的社会活动家。你很少能在公共场合见到他的身影，但他的文章总会时常跳跃到你面前。
这种自动的跳跃，不会让人有压迫感或不适。他的文章不说教，不训诫，不矫揉，不暴戾，总是娓娓道来，自然地流淌，润物无声。细腻柔美的文字底下，暗藏着搅动灵魂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开启，你就会对它着迷上瘾。
周国平是哲学科班出身，1962年进入北大哲学系。1966年，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本系六位教师，贴出了后来被批注“炮打司令部”的第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的风向标。周国平亲历了疯狂年代，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其中。
他不善交际，性格敏感而脆弱，再加上思想上的独立追求，他对政治狂飙总是保持着相对冷静的态度。他也曾力图参与其中，但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处于边缘。当然，这反而成就了他。
周国平的哲学道路是从枯燥无物的苏联哲学开始，但很快将其抛弃并转向尼采，他在1980年代翻译和撰写的尼采著作，成为畅销、长销作品，为他带来最初的名声。此后与甘阳、徐友渔、陈嘉映等人一起创办的“文学：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文化山头”之一。
他一手写哲学，一手写散文，再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变成风格鲜明的周式哲理散文，俘获了几代人心。其受欢迎的程度，只要看看他的书被不断再版，不断精编重编，不断被选入语文教材和散文集萃，以及每次他出场的讲座，听众总是提前排出几十米的队伍，就能明白这位独行者的号召力。
2014年，他出版了演讲集《幸福的哲学》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2015年5月，散文随感集《觉醒的力量》与《人生不较劲》出版了，谈论的主题仍然直指世界与人生的根本性问题，生与死、灵与肉、瞬间与永恒、现世与超越，探索着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普遍困境。
年届七旬的他仍然高产，我问他关于作家的生理年龄与创作生命的问题，他说艺术家或者哲学家是相对超越年龄的，只要思考是敏锐的、创作热情是高涨的，心态就是年轻的。虽然没有人能摆脱年龄的限制，都会走向衰弱，但他依然会按照自己的计划阅读和求索。
凤凰周刊：你是1962年进北大哲学系，当时哲学跟政治关系非常紧密，北大哲学系是意识形态的重镇，跟北京市委及中央有直接联系，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北大哲学系老师贴出来的。能否谈谈你上学时的情景？
周国平：我进北大的时候，正值中苏论战的高峰，政治气氛异常紧张，北大哲学系是北京市政府定的“典型”，长期派人蹲点，大部分学生的政治热情都非常高。那时，中央不断发表评论文章，文章会在校园广播，许多人聚在高音喇叭下听。我当时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觉得他们很可笑，不知为什么要这么热情。
当时报考哲学系的学生主要分两种，一种是理工科成绩比较差，考理工科没希望，只能报考文科，就选择了哲学系；另一种是在中学时期当学生干部，他们觉得哲学系的培养目标是从政，哲学系毕业后能当干部，后来的确有很多人当了干部。
我的情况不一样：一方面我的理工科成绩很好；另一方面对政治不感兴趣，中小学几乎没当过干部。我是抱着做学问的目的进北大，当时对哲学也不了解，没看过真正的哲学书。我之前只是将《选集》看了好多遍，说“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这句话指引了我报考哲学系。因为我既喜欢数学，又喜欢文学，上哲学系可以二者兼顾。后来我发现，虽然稀里糊涂地进了门，但还是进对了，我是真的喜欢。
当时整个教学都是非常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我们只上了两年课，第三年就去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五年文革就开始了。上学的两年，主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概念化的东西，我认为跟哲学没多大关系，那套理论是从苏联来的，是苏联的官方哲学家们编的，艾思奇结合的一些理论，又编了一套中国教材。
周国平：很多老师都是糊弄事的，但也有水平很高的老教授，不过因为我们是低年级，老教授很少给我们上课。我记得老教授中只有心理学家程乃颐给我们上过课，而他们也有对付过于政治化的办法，就是随便应付，其实也没有讲什么东西。当时所有的哲学课，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所以知识性和思想性都不强。印象中讲得比较好的是张世英，他给我们讲德国古典哲学，讲黑格尔，条理非常清晰。
大部分学生都随大流，热衷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话语，而我很不习惯。我也想努力跟上那个潮流，但发现跟不上，内心是怀疑的。我的一个同学郭世英（郭沫若之子）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比我大三岁，因为家庭背景原因，他读了很多内部书，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他是中的“叛逆者”，跟我讲了很多对当时政治的看法，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准确，这也是我对政治保持距离的重要原因。
凤凰周刊：1949年以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在北大教师身上有何体现？哲学系是否有更为突出的地方？
周国平：我没有特别去了解过，跟那些老教授也没有什么接触。因为他们没教我的课，我也不是那种爱登门拜访的人，所以不太好说。总的来说，教授们具体情况不一样，有的比较积极主动，有的比较淡定，像金岳霖这类人就不太理那一套，而冯友兰则有点积极。我没有上过冯友兰的课，但读过他的《中国哲学史》，他是真友学问。其实每个系都有非常激进的教员，也有能够独立思考者，而哲学系老教授比较多，师资力量非常强。
凤凰周刊：你从北大毕业后，在湖南和广西农村插队、工作十年，期间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是否有停滞？
周国平：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哲学思考了，都去搞运动了。但是自己仍然读书，我喜欢文学，诗歌、小说读得比较多，哲学反而看得少。我的哲学基础，是恢复高考后为了考研究生而打下的。我当时很认真地看了一些西方哲学名著，做了详细笔记，才对西方哲学的脉络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我的专业课《西方哲学史》考了96分。
凤凰周刊：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生阶段，你很快在《未定稿》上发表文章，批判国内的哲学研究现状，称“实用主义流行，把哲学简单化、庸俗化，在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片面地讲哲学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觉醒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周国平：我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苏联当代哲学，但很快发现，苏联实际上是没有哲学的。我一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斯大林时期，斯大林时期对于哲学的批判也是意识形态化的，比如批判德波林、布哈林。我就写了两篇文章，提出要正确评价德波林和布哈林，发表在《未定稿》上。
我讲的是苏联哲学批判，但意指中国问题，哲学完全变成了政治，由领导人来对哲学问题做结论。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国内政治气氛逐渐解冻，这些话都可以说了。我硕士生还没毕业，就放弃苏联哲学，所以硕士论文和苏联哲学没关系，我写的是人性的哲学思考，那个时候开始了对尼采的研究和翻译。
凤凰周刊：1980年代是一个精神浪漫的时代，出现了三大“文化山头”。你所在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经典，包括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等。这些哲学书籍都非常畅销，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热潮？
周国平：一方面是源于人们精神上的饥渴，很长时间没有真正的精神食粮，没有思想自由，能获得的资讯非常单调，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一些快餐式的指定读物，所有文艺作品都要“政治挂帅”，对于西方先进的思想完全不了解。这些西方经典翻译过来，大家都觉得新奇，他们强调人性的解放和人的美学，将政治牢笼打破。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形成物质主义的风尚，大家对改革前途是非常乐观的，都有一种理想主义激情，觉得自己可以为国家出把力，都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1980年代后，这一代人又被商业浪潮所吞噬，人们越来越关心个人利益，表达方式也越来越个人化，对国家宏大叙事变得淡漠。事实上，但凡“思潮”都不会长久，都有潮起潮落，但是哪怕时间很短，它也是有作用的，它可以唤醒一批人，会播下一批种子，这就够了。
凤凰周刊：你最早出名是因为翻译尼采的著作，当时大受欢迎。众多西方大哲中，你为什么偏爱尼采？是否偏爱其批判性？
周国平：我硕士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哲学所，接触到了徐梵澄先生在解放前翻译的尼采著作--《苏鲁支语录》《朝霞》《尼采自传》《快乐的知识》，那时候我正在自学德语，觉得不过瘾，拿尼采的原著来看，就很喜欢。后来和甘阳、徐友渔等人成立“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要做西方经典的翻译，就开始翻译《悲剧的诞生》《偶像的黄昏》等书。
我没有特别明确的批判意识，我的批判不是具体针对某个体制，而是针对文化精神传统。我认为政治体制是文化精神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的特点就是压制生命本能，压制个性和自由思考。而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有生命和思想的自由，我把这种受压抑的直观感受说了出来，客观效果就成了一种批判。我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尼采来表达自己的这些想法，所以到后来“清除精神污染”时，这本书被作为典型，幸亏那场运动是短命的。
接触尼采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现在回头去看，我的喜欢是有道理的，因为尼采是符合我的素质和气质的。我喜欢想一些人生问题，又喜欢写一些漂亮文章。尼采正是这样的人，他能将许多大的哲学问题思考得很深，又文采斐然，所以一拍即合。在性格上，我们也有相像的地方，他很敏感、脆弱、内向、孤僻，我也一样。但是尼采的敏感程度要远甚于我，这也就让他在现实世界很难生存，我比他平庸多了，所以也幸福多了。
凤凰周刊：你何时从专业的哲学研究转向大众化的哲理散文写作，从哲学家变成散文家？
周国平：其实我一开始就有这两种因素，我写尼采的书，跟别人写的学术书是不一样的，我的表述也是很文学化的，充满感情的，我也注意文字的美感。我一开始就抵触写所谓纯粹的学术文章，使用那些套路化、艰涩的语言，为什么要让自己和读者都不舒服？我看那么多大哲学家的书，他们的文字都非常好，像康德那样晦涩的人是很少的，叔本华都说康德的表达太差了，为了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来回重复，完全可以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当然，康德的思想很新，在哲学上确有新发现，开辟了新道路。
我认为，不管自己的思想多么深刻，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尽量让人看懂，最好还能看得舒服。但我讨厌为写美文而写美文，我既讨厌艰涩，又讨厌华丽，我觉得写作最重要的是用准确精炼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不要说废话，找到准确的词表达就成功了。
凤凰周刊：近代中国，哲学与政治总有纠缠不清的关系，许多政治运动以哲学或文艺之名发动，哲学成为意识形态重灾区。在你看来，哲学与政治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周国平：用尼采的话说，“一个人搞不了哲学，就去搞政治，政治和经济是没有大才智的人搞的，有大才智的人应该搞哲学和艺术”。当然这不是一个正式的评判，尼采对这个问题有很清晰的认识，就是哲学是非政治的，政治牵扯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分配问题，而哲学思考的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是所谓的“终极追问”，它应该在政治之上。
哲学的目的不是解决某个具体政治问题，而是有一个更广阔的视野，这个视野就是一个大的坐标系。政治不能局限在自己的视野里，而应该有一个更高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哲学提供的。当然，政治本身的角度也是需要的，要不然很多问题就没法解决。正因为哲学在解释政治上的重要性，所以常常被权力绑架，哲学问题被上纲上线，政治家去占领哲学的解释权，不是理论探讨，而是一种政治需要。
凤凰周刊：你在今年出版的《觉醒的力量》中谈到，哲学应该比时代精神更高，要对时代精神进行审视和批判，好的哲学应该是超越时代的。哲学家并非不关心时代和政治，而是说时代和政治应该是哲学思考的素材之一。
周国平：没错，如果哲学是时代的吹鼓手的话，那哲学就没必要了。哲学对政治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哈耶克说，哲学是通过影响社会科学从而影响政治，社会科学的根本变化都是哲学提供的，包括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哲学家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像萨特那样带着学生走向街头的哲学家，是很少的。
哲学家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脱离时代的，也不可能不受政治的影响。但是作为哲学家，应该做得更多一点，站得更高一点。用尼采的话说，哲学家是时代的“养子”，他并不是时代所生的，他按照人类永恒的精神来生活，他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凤凰周刊：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哲学家，应该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哲学家该如何履行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相对而言，你较少参加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与1980年代比，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批判性变弱了？
周国平：哲学家的批判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是不一样的。当然，一个哲学家同时也可以是公知，公知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批判，针对具体问题发言，但如果仅仅是这样，证明你还不是一个哲学家。哲学家的批判是精神上的，就是看这个时代的精神走向是否正确，他更关心和保护那些精神价值。如果精神价值在这个时代受损或被忽略，他就要指出来。
相对而言，我对教育领域的批判较多。但我不会说应试教育的具体方法怎样不对，或者说素质教育应该怎样做，而是告诉公众什么是教育的本质，什么是人文精神，教育应如何从人性出发。这就是哲学的角度。
其实我在1980年代也不是一个斗士，我从来不是斗士，如果要从我的文章里找批判的话，也就是尼采的那本书，没有其他了。我在19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批判还更多一些，包括教育问题和城市化问题。其实这并不是我特别喜欢和擅长的，但是要我做的话，我也可以做，我的性格和兴趣，都决定我不适合做斗士。知识分子应该按照自己的性情来做选择，哪种知识分子都是不能缺的。
我研究尼采，尼采把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放在第一位，我谈公共问题其实也是在谈人生问题。但我不能一辈子做尼采研究者，我总得做周国平。
凤凰周刊：有人批评你的一些哲理散文近似于“心灵鸡汤”，你认为，它们跟“心灵鸡汤”有何区别？
周国平：如果把我的散文视为心灵鸡汤，那说明他还不具备辨识的眼光。心灵鸡汤是可以批量生产的，是可以复制的，没有独创性的。如果用这个标准看的话，我可能也写过一些这样的东西，我不能说我的每篇文章都有独创性，那样也太自负了，可是我有相当多的文章不是那样，是有自己独特思考的。
人类的真理是共同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述真理，但是有高低之分。很多心灵鸡汤的文字是可以模仿复制的，无非是讲一点小故事，发挥一点小感悟，然后总结出一点小哲理，再抒发一下小情绪。它对心灵是没有冲击力的，不能唤起你的思考，而真正好的哲理散文对心灵是有冲击力的，它突然打动你，把你内心最深处没有意识到的感悟唤醒，这就是最好的一种阅读体验。它追问的是世界与人生的根本问题，要求人们带着灵魂去思考和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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