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古之情,兴叹之感表明,中国文人在整体上倾向于历史体验,既迷醉于感同身受的历史幻想,又迷醉于匹夫之责的历史责任,只可惜历史太长,步子太慢,循环太多,经常同意反复,不能不满心徒叹无奈,满嘴陈词滥调.
一切伟大从外面看是一种无可抗拒的力量,从里面看则是一种无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对于周边的无序而言有一种强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和能力.
如果大车必然要倒，妄图去扶持反而是一种骚扰，如果历史已经无意于罗马，励精图治反而是一种反动．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散文，宏大的叙述风格，超越时空的想象画面，大开大合的布局谋篇，句子的优雅华美，让许多读者爱不释手，浸淫在他的散文篇什中如痴如醉，留连忘返，达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字狂欢。余秋雨挥斥方遒、悬河泻水的本领，在他的系列文章里，确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钦羡。余秋雨大散文风行二十年，达到了让人眼热妒忌的地步。让一些批评家暴跳如雷，爱恨交织。一边是批评家咬牙切齿毫不留情的文化批评，一面是余秋雨散文的热销。构成了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化走廓上两道亮丽的风景。
平心而论，余氏文化大散文，的确达到了许多散文作家无法达到的境界。有些批评家，本身就缺乏丰厚的文化底蕴，没有达到余秋雨的高度，所以批评起余秋雨来，大都显得绠短汲深，力不从心。只能投机取巧，大都从外围入手，摆出一副愤世疾俗的样子，恨钢不成铁，狂轰乱炸，指望乱棒之下，能把余氏的大散文一下子打翻；还有一种批评,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小打小闹，想方设法损余氏散文一把。这些隔靴搔痒的办法，无疑会使这位散文家掩面窃笑，一笑了之。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余秋雨的大散文，写到了这个份上，还有那么多批评家站在旁边揎拳捋袖，吹胡子瞪眼，剑拔弩张，老是不肯买余氏大散文的账，老是不服气呢?郭德纲弄了几段相声，从非著名相声演员转正为著名相声演员不久，就有人双手奉送，把“伟大”的帽子给他戴上。余秋雨在文化领地纵横驰骋了二十多年，著作不菲，为什么文化界和坊间读者,还是一毛不拔，仍旧称他为“余老师”，而不是“余大师”呢？
余氏散文,给人最深的感觉,恐怕就是一个“大”字。视角大，布局大，内容大，口气大，顾盼自雄，占尽文笔风流。余秋雨的笔端,所到之处，基本上把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有份量”的相关史料,一网打尽。把政治、军事和经济之类的东西，眉毛胡子一把抓，死的活的，统统放进了文化的盘子里，等于是在馒头皮里包上了肉馅，当然读者会觉得他的那个文化散文，确实口若悬河,吞云吐月。
在我看来，余秋雨端肃板正、道貌岸然的大散文，没有被更多有学养的智者称道,软肋所在,就是大伪。余秋雨用他的矫情和才气,打造出一篇篇俨然“高大全”式的散文。有时不免矫枉过正，喧宾夺主，形式的风头盖过了内涵。把许多青年读者诱进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文化误区：以为善于卖弄词藻、精于句子组装、敢于观点创新就是有文化。
余秋雨的散文，就象矿工的手电筒，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隧道里出没，照到那里那里亮。凡是被余式手电有幸照到的，都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文化瑰宝；凡是没有照到的，对不起，你烂石头也不是。用手电文化来聚焦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常常是厚此薄彼，顾此失彼，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外衣严实包裹之下的一种真正的形而上。他笔下的文化，以冠冕堂皇的正统文化面目现身，为了追求散文格调上的大气，往往避坑落井，和客观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严重失实。他的笔端所指处，通常被无限放大，极尽铺张宣染之能事,视丹如绿，看朱成碧。
写《都江堰》时说它“最激动人心”；写《三峡》时又信誓旦旦说它是中国“最值得去的地方”；写《白发苏州》时说苏州园林“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写《脆弱的都城》，一个消失了近两千年之久的都城烂城墙，被余秋雨描写得车水马龙，比现代都市还热闹；在《寂寞天柱山》中，“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的山丘，被余秋雨写成了蔚为壮观的“文化山”……
文字的飞扬跋扈，唯我独尊，气势是出来了，观点却往往站不住脚。形式上的大，掩饰不了思想上的“伪”和“小”，大而无当，没有做到金相玉质，秀外慧中。这就是余氏大散文最要命的硬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