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讲的是治国之道。出自《道德经》第六十章的这句话，现是成为传颂很广的名言。“烹小鲜”就是煎烹小鱼。治理大的国家，要像烹饪小鱼一样。或许让人难以理解：这样清静无为，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
其实，这句话用极其形象、简洁的语言，概括了极其复杂的治国韬略：治理大国不宜朝令夕改，不要动辄扰民。如果以个人的主观好恶去改变社会，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忽左忽右，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国家就会动乱不安。相反，如果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能够得到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就会收到富国强兵的作用。如此，则一切外在的力量，都难以导致祸难的发生。
在中国历史上，对老子治国思想比较有研究且能娴熟运用的，当数汉文帝刘恒了。在吕后专权的日子里，他不仅保全了自己的生命，而且顺利地继承了王位。汉文帝执政23年，以清静无为的方式安定人民。刘恒刚即位，即下诏说，法律，是治理天下的依据。现在的法律对违者本人作了处罚之后，还要株连到他本来没有犯罪的父母、妻子、兄弟，以至将他们收为官奴，我认为这样不可取！自今以后废除各种把罪犯家属收为奴婢及各种相连坐的法令。
文帝还下诏救济鳏、寡、孤、独和穷困的人：“年龄八十岁以上者，每月赐给米、肉、酒若干；年龄九十以上的老人，另外再赐给帛和絮。凡是应当赐米的，各县的县令要亲自检查，由县丞和县尉送米上门；赐给不满九十岁老人的东西，由啬夫、令使给他们送去；郡国二千石长官要派出负责监察的都吏，循环监察所属各县，发现不按诏书办理者给以责罚督促。”
文帝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对臣民产生影响。自己稍有不慎，就会有人投己所好，从而滋长不良风气。有人向皇帝进献日行千里的宝马。汉文帝说：“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马，独先安之？”也就是我自己乘上千里马，独自跑到哪里去呢？于是，把马还给了进献者，并给他旅途费用。接着下诏说：“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求来献。”——你们送什么我都不要，你们还是不要打这个主意吧。
不论什么时候，人总得要吃饭。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问题，而汉文帝似乎比历代皇帝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公元前168年，刘恒根据晁错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朕亲自统领天下人务农耕种，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而官吏没有切实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至今未见成效，这就证明官吏没有认真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况且朕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却不去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够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把原征收的土地税一半赐给农民。”第二年六月，文帝又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汉文帝不但做到不扰民，还一次次减免税收，勉励农民通过“诚实劳动”赖以生存。
汉文帝对自己也能做到勤俭节约。他在位23年间，宫室、园林、服饰器具都没有增加。文帝曾想修一个露台，召来工匠计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我居住着先帝的宫室，经常惧怕使它蒙羞，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粗丝衣服，还要求宠爱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不得拖到地面；所用的帷帐都不刺花纹，以显示朴素，做天下人的表率。修建霸陵，都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并充分利用地形地物，不另兴建高大的坟堆。
汉文帝统治期间政策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文帝正是在安静无为中，做到了不扰害百姓，因而国力大增，百姓安居乐业，取得了较好的政绩。
汉景帝继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发展生产、减轻赋税。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会和国家都已经比较富庶。故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说，“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可见，文景时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确实称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称这段统治时期为“文景之治”。同时，“文景之治”也为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影响。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在国情咨文中引用了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引起了强烈反响。美国麦克劳·希尔公司出版的《世界伟大文献汇集》开列了三十本最能代表全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著作，我国仅被收入三部，《道德经》就是其中一部。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学者也掀起一股探讨老庄哲学热。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令世人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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