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着父亲在火车站广场转悠了好久，也没找到学校承诺接待的校车和接待点，我俩像突然被扔进了太空一样，失去了重心。这里没有认识的人，也没有我熟悉的标志，所以只好跟在父亲身后，想让他的身影挡住我的窘态和恐慌。但是父亲和我一样，也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于是我硬着头皮向一个指挥着停车的交警走过去，嗫喏着想问一下36路车站在哪，但是我还没开口，他就转到一边和别人说话去了。我又走向一个卖报的大娘。在我的概念中，大娘应该是比较随和的。当我向她问起的时候，她有点茫然地看了我一下，随即便理解了我的意思，嘟囔着说了一句我听不大懂的话，就转身去向别人兜售报纸去了。我尽管没听懂她说什么，但是也不好意思再问了。而且由于慌张我也没有想起来应该购买她一份报纸。那样的话说不定她就会耐心地告诉我了。第三次我鼓励了自己好久。找了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很热心，主动带着我们到了36路车站。
终于进了学校，我擦了擦路上积聚在脸上的汗水。大路两边到处都是自行车。比镇上庙会的时候存车处摆的自行车都多得多。外边很热，这里却很凉爽。又高又大的梧桐树遮严了整个路面，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这里将是我学习的地方，我不禁高兴起来，忘记了刚才经历的尴尬和不快。
胆怯地来到年级办公室，里边好多人，充满了欢快的笑声。我一出现，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我身上，我有点不自在，我担心我身上什么地方沾上了很多的灰尘，才引起他们这么的注意。父亲在我身后。因为他也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里边一直持续的笑声和一束束的眼光已经在心理上压得我透不出气了，手上满是汗水。我往里边走了一步。我是父亲的儿子，在父亲眼中应该是很有出息的儿子，也是他的希望，所以我鼓起勇气对着里边的人说我是新生。来报到。他们竟然一脸的问号。直到办公桌后边一直坐着的那个很漂亮的女孩笑着对我说：“麻烦你讲普通话。”才让我醒悟过来，我讲了将近二十年的家乡话在这里是不适合的，也许是他们看到我的窘态，都随和地笑了起来。他们也大概明白了我是来报到的新生，拿出了登记表给我填。后来我们就被领到了宿舍，里边空空荡荡的，还没有人来过。
因为还不知道这里有招待所。晚上我和父亲就住在宿舍里。住宿用品到第二天报名后才能去领，宿舍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一个师兄到他们宿舍给我们拿来一张席子、一床被子、一条床单，晚上父亲坚持要睡在那张大桌子上边，让我睡在惟一的一张席子上。整个晚上我都没有睡意。睁着眼睛看着窗外斑斑驳驳的树影，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父亲第二天上午就去买车票了，说买到车票就直接回去。家里有太多的事情。
父亲走了，而我就这样一直坐着。坐了一上午，又坐了一下午，中午也没吃饭，看着太阳升起在东边，又坠落在西边，也和我家乡的太阳一样明亮。
我的高中生活是在一个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小县城里度过的，这里缺乏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应该接触到的基本资源。那时候疯狂的只有梦想，就像60年代家乡父老为了实现一样疯狂。
我的梦想都印刷在各个大学的宣传画册上，我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不断脱发的脑袋上。也许进了大学我就成功了一半，尽管那时我还不能明确说出什么是成功或者即使是成功最简单的一些标志，但我一直期待着鲤鱼跳过龙门的喜悦，在家乡人的眼中，那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传说而并不是一个目标。
那时候的一切生活都围绕着大学这个话题在转，为了这个所谓的理想，我12岁就开始离家住校，在各种大大小小、美丽或残破的校园里度过了我一半多的童年和青春。
高中所在的小县城里资源的贫瘠像北方的麦地，信息的传递不断在途中逗留，所以我那时候还在疯狂地喜欢着郑智化和杰克逊，以至于在不久之后大学里一个讨论会上，一个女生问我喜欢哪个歌手的时候，我自豪的声音立即引来了一片喧哗，这时候郑钩都要过时了，唐朝的大厦也已经开始倒塌。
尽管家乡很穷，天气很干燥，麦地也很贫瘠，但它的天很高、很蓝，秋天躺在路边看银河的感觉很舒服。它养活了一代代的家乡父老，也养育了我。俗话说，儿不嫌娘丑，狗不嫌窝穷。每个人都无法回避自己的家乡，家乡有我的亲人。还有我18年的记忆。所以一放假我还是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这个漂亮的城市，坐在列车上想着家乡忽悠忽悠的云和大地，还有母亲慈祥的笑、村小学里用炮弹壳敲出的清脆铃声。
一直很喜欢简·爱的那句话：“我贫穷，低微，不美丽。但当我们的灵魂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平等的！”毕竟这只是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在现实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生活中我们不能靠精神来活着。
国庆假日我一直呆在宿舍里，把金庸的小说从头到尾重新看了一遍。人总有一种寻求躲避的本能，当一个人在现实中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的时候，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到一个虚幻的角落通过心理上的成功和幻想来安慰自己。大学里绚丽的色彩令我感到一种危机感，一种来自灵魂深处不可铲除的情绪。我贫穷，很多东西都不属于我，这里的4年可能对我来说长过我过去的18年。
宿舍有个人来自上海，整天挂着一张不可一世的肥大的脸，他对着我们吹嘘上海的霓虹灯和酒吧，用嘲笑的话重复着另外一个同学的尴尬，因为那个同学来自西北一个贫困的地方，而他的父亲给他汇钱的时候把地址写成了：南京xx大学xx收。我听了无语，不知道是想哭还是想笑，这是真实的事情。没有知识甚或是常识在人们心里的认同就是愚昧，而愚昧是一种侮辱性的表述。
我开始企图追求精神上的富有，来掩盖现实中的失落，疯狂地看很多书，疯狂地参加各种我认为有意义的活动，也疯狂地强迫自己鄙视那些拿金钱来构筑自己理想的人。我的心态已经在重压之下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我力图在平时表现得很快乐。可以为了尊严而把微笑一直挂在脸上，一直到肌肉僵硬，一直到连自己都无法认识自己。
可一旦到吃饭的时候，我又开始不安。四食堂总是那么多的人，而我的饭盆总是那么的浅，八毛钱一份的菜在饭盆里耀眼得令人眩目，打饭师傅的眼神也令我抬不起我尊贵的头。
我一直认为，当一个人为了生存而放弃尊严的时候，自己是无须颓废与自弃的，别人亦无责备与嘲笑的权利，一切均会付诸水流风尘而了无痕迹。但在万分之一的可能中，你走上了荣誉的顶端，当初放弃尊严的行为终将成为你最耀眼和铭记人心的荣耀。所以我还艰难地活着，为了荣耀，为了成功，为了梦想。
也许在别人眼中这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甚或自欺欺人，但是在我写下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明白这就是我一贯认为正确的真理，我也相信可以经得住任何实践的检验。
初见彭小玲，化着淡淡妆，一身干练的职业装，神情中透出一股自信。25岁的彭小玲，已经是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仙居支行的客户经理。也许你很难想到，这样自信的女孩，曾经差点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也许你更不会想到，因为一次偶然的慈善结对，让她成为了一个慈善使者。
7岁之前的彭小玲和妈妈、弟弟一起跟着爸爸在江西生活。那时的生活虽不富裕，但日子还过得下去。在父母羽翼下的彭小玲懵懵懂懂，并没有感到生活艰辛，直到7岁那年爸爸去世，家里的经济支柱倒塌。虽然姑姑答应帮忙照顾彭小玲姐弟俩，但那时的姑姑家条件也不太好，带自己的孩子都忙不过来。为了不增加姑姑的负担，彭小玲一家三口便回到了妈妈的家乡仙居生活。
回仙居后，一家三口靠着妈妈务农赚来的钱和乡里人的接济，艰难度日。彭小玲渐渐长大，妈妈每天起早贪黑的辛苦，她都看在眼里。
“大概是初中开始吧，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家跟别的同学不一样。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很努力学习，以后工作赚钱照顾妈妈和弟弟。”初中毕业后，彭小玲想要放弃学业去打工赚钱，补贴家用。老师们都为这个刻苦学习的女孩子感到可惜，纷纷劝阻：“学习了更多知识才能有份好工作，仅凭初中学历找工作也难啊。”班主任更是帮她报了当时新兴热门的旅游专业。
2002年6月，在老师们的开导和鼓励下，彭小玲进入仙居职业中学，开始了学业的新旅程。为了减轻妈妈负担，这个瘦弱的女孩子一边读书，一边兼职导游。“那时候我就想，再怎么辛苦，熬一下也就过了，哪怕赚一块钱，都是在帮妈妈减轻负担。”就这样，三年的高中生活，彭小玲几乎没向妈妈要过钱。
值得一提的是，在高三这个忙碌的年级，彭小玲还利用课余时间，考取了国家导游证。“我是唯一一个带着国家导游证考入大学的学生。”旅游专业的学生，一般在大三才能考出这本证书，彭小玲提前三四年就做到了。
2005年6月，彭小玲考上了杭州教育学院。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她，欣喜之余，又不得不面对学费的问题。“等通知书那段时间我曾想，真希望干脆考不上，就断了念想，不用为学费发愁了。”当时的彭小玲，内心很纠结。
一年七八千元的学费，怎么才能凑足？正当彭小玲苦苦思考时，乡里传来了好消息。“乡里人告诉我，慈善总会在办助学活动，让我去那里看看有没有希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彭小玲带着她的故事来到了仙居慈善总会。结局是可喜的，在仙居慈善总会王军方会长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积极奔走下，彭小玲得到了仙居隆胜工艺发展有限公司一次性8000元的助学金。
这笔钱帮她打开了学院的大门，之后的路，彭小玲愿意自己走。大专三年来，她当过导游，做过家教，搞过服装批发，甚至在同学们忙着聚会旅游的寒暑假，她也照样打工。“能做的，我都尽力去做。我觉得贫困并不能成为消极生活的借口，依靠别人的救助都是暂时的，只有把贫困转化为自己拼搏的动力，生活才会真正好起来。”
毕业后，彭小玲进入仙居春秋旅行社实习。她的努力一如既往，而机会也悄悄来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负责浙江民泰银行仙居支行团队旅游工作。她的能力很快得到了银行高管的赞赏，巧的是，银行正好在招聘业务员。做导游需要四处奔波，对女孩子来说毕竟辛苦，相对来说，银行的收入更好。想到年幼的弟弟和操劳的妈妈，彭小玲决定跳槽。
彭小玲从一个临时导游成为了银行业务员，又由银行业务员当上了客户经理。收入一点点增加，日子也一天天变好，然而彭小玲的心里却并不满足。“慈善总会带给我的并不仅仅是金钱上的帮助，还有一种传递爱心的感染。”一直以来，慈善总会对她的资助，工作人员对她的友善和关心，都深深打动着彭小玲。“妈妈不太会说话，弟弟年纪又小，很多时候我会跟王会长交流沟通，她会关心我的生活和压力，就像亲人一样。从她身上，我看到真心帮助别人的快乐。现在，我有能力了，也想帮助别人。”
在一次与王会长的聊天中，彭小玲听说台州学院有个新生家庭困难，就立刻拿出1000元捐献给他。汶川地震时，她不仅主动捐款，还组织动员银行的同事一起献爱心。虽然每次捐款数目只是一两千元，但积少成多，工作一年多来，彭小玲参加的各种捐款加起来也不少。“捐几千块钱对我的人生并不会有多大损失，但是，却很可能给别人的人生带来转机。”她淡淡地笑道，“就像当初慈善总会的帮助，给我带来转机一样。”
下一页的时空发布于2013-11-04评论a尊敬的各位领导、教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叫张宝娣，来自湖南吉首大学，是音乐舞蹈学院03级的学生。1983年我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回想起童年的家，我只有一种感觉——穷。我们全家有八口人，太奶奶已年过90了，爷爷奶奶体弱多病，养家糊口的重担压在了父母的肩上。迫于生计，在我没满月的时候，父母就上山砸石头，艰难地支撑着整个家。这一去就是七年。由于比我大两岁的小叔叔不幸夭折了，我是吃奶奶的奶水长大。当七年后我再次与父母重逢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残疾的父亲——为了这个家，父亲的一只眼睛被石头给崩瞎了。妹妹和弟弟的相继出生，使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九岁的我开始承担起家里的一切家务：洗衣、做饭、带孩子、喂猪……本应拥有幸福童年的我，每天只能挎着篮子，上山摘树上的榆钱叶回家蒸窝头；拖着破麻袋捡废铁卖；握着镰刀为牲口割草料；费力的抡起跟我差不多高的铁锤砸石头；十三岁学开拖拉机，帮着父母往工地送石料。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为了给家里节省一顿口粮，我中午不回家吃饭，而是去学校附近的粉条厂，捡工人掉在地上的碎粉条，用开水泡了充饥……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童年。
贫困的生活，艰苦的成长历程锤炼了我自强、自立、永不服输的个性，也更加坚定了我挑战贫困、立志成才的决心！我清醒的意识到只有努力学习才是我的唯一出路。
然而，生活处处面临着挑战，中考前夕，我不幸从楼上摔了下来，左枕骨骨折，脊椎第三软骨损伤，下半身几乎瘫痪——使我与高中无缘。躺在病床上的那段日子里，是奶奶日夜守侯在我床边。刺骨的疼痛一阵阵向我袭来，但看到两鬓斑白的奶奶，我宁愿把嘴唇咬破，把枕巾撕烂也从不喊一声疼，我知道奶奶听了会更心疼。我清醒的记得从血泊中第一个抱起我的人是奶奶，她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催我苏醒。因为喉咙严重充血，我无法咽下食物，是奶奶又像小时候一样，把一口口咀嚼过的食物喂我吃，又是奶奶重新扶我学走路，教我坚强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坎坷……突如其来的灾祸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让我几乎完全崩溃。面对着呼啸而来的火车，竟然没有要躲开的念头。是奶奶，我最亲最爱的奶奶，用她那撕心裂肺的喊声，把我从死亡的边缘呼唤了回来。当我重新站起来时，我第一次体会到信念的力量有多大，人的意志力是多么的让人吃惊！
当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我更加发奋、更加努力、抓紧一切的时间学习。老天再一次垂青了不幸但从不言放弃的我。99年11月，我以文艺特长考入了济南陆军学院军星教育学院音乐队，成为一名潇洒的女兵。摸爬滚打的日子里我告诉自己，不服输，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年后我成为区队长，第一次带86名官兵，其中69名是男兵，后又被提升为队长，带坦克连，274名官兵，全部是男兵，在男兵面前，我证明了女兵的自强。
怀着少年时对艺术的憧憬和梦想，02年春，我离开了军营，回到家准备考学，去实现自己的大学梦！那一年妹妹在上高三，弟弟在上初中，沉重的压力使父亲含泪拒绝我的考学要求。经过我一次又一次的苦苦哀求，父亲无奈地以合同形式与我签订了“考学协议”：
那白纸、黑字、红色的手印注定了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也正是有了这份考学协议，我才有了考大学的可能。
可是，要兑现这两个条件是多么的不容易！北方的冬天很冷，气温降至零下十几度，但每天晚上我都要至少两次起床为豆芽浇水，调控豆芽室的温度。凌晨三点，我就得起床洗豆芽，然后，骑着摩托三轮车翻山越岭赶到集市上去卖。下雨，我艰难地在泥水洼中前行；下冰雹，玻璃球大小的冰雹打在我的身上，而这个时候顾不上疼，心里唯一担心的是别把我豆芽砸坏了，这是我上大学的希望！最恼火的是，车子经常坏在半路上了，推又推不动，拉也拉不走，浑身淋得落汤鸡似的我，狼狈不堪地趴在泥水洼中尝试着修车，雨水和着泪水从我的脸上不断地淌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学会了修摩托车。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辛辛苦苦给一家建筑工送了一年豆芽，他们竟然没给钱跑掉了！我只身一人追到济宁市，三天两夜，硬是把7千8百元钱给追了回来。这每一张钞票上都洒满了我的泪水和汗水。当我每次攥着一大把零钱来到专业老师面前时，心里满是辛酸，可我只有强忍着把泪水往肚子里咽。
经过努力，我终于盼来了专业合格证，可此时离高考不到2个月。当我想进学校进行系统文化知识的复习时，县里所有的学校都以我没上过高中，怕影响升学率拒绝了我。在我心急如焚的时候，章丘市，一位曾是军人的校长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正是战友情给了我莫大的帮助。我是万分感激无法言表，那个时候我不断的告诉自己，要改变一切，今年我必须考上！
从此，我放下秤杆子，又拿起笔杆子，开始了46天高中文化知识的学习，在这46个日日夜夜里，白天我呆在教室里，饿了啃两口馒头，渴了喝几口凉水：晚上寝室熄灯了，只有厕所通宵供电，于是厕所的灯成了我学习的“台灯”，膝盖成了我学习的“课桌”，在这中间，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知多少！当我收到吉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我激动得落泪了，那泪水中除了幸福激动外，还饱含着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苦涩与辛酸。
我明白这份大学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我明白赚每一分学费的艰辛，所以每一件事情我都力争做到最好。我没有上过高中，文化和专业的起点比别人低，差距比别人大，我只有靠数倍于别人的努力和勤奋去弥补。每天，我总是第一个跑到琴房练琴；第一个跑到教室，上课坐在离老师最近第一排。大一、大二，我从未睡过午觉，晚上11点熄灯后，点着蜡烛再学习两个小时，才去睡觉；每次去教室、食堂我都一路小跑。双休日在图书馆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才匆匆赶回宿舍。
有付出总会有回报！大学里，我连续6次获得专业一等奖学金，四次被评为“优秀学生干部”、三次被评为“优秀团干”；三次被军分区评为“军训优秀教官”，并连续两年担任学生会主席。04年，我被评为“湖南省特困优秀大学生”，并光荣地加入中国；05年，获得“湖南省首届大学生品学奖”； 06年，我获得“湖南省三好学生标兵”等30余项奖。
在我最苦最难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到孤独，因为在我的背后，总有许许多多好心人在支持着我，鼓励着我。湖南省教育厅和社会各界给了我无偿的资助，吉首大学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音乐舞蹈学院给了我成长的舞台，身边的老师同学给了我无私的爱。我被这一切感动着，我要继续把这种爱传递下去。
在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两年里，我把学生会的工作当成了一份责任，尽心尽力服务同学，尤其是关注贫困生，帮他们克服心理压力，走出贫困，立志成才。我参与组建了贫困生艺术团，三年来组织大小演出30多场，并把所有演出收入全部用于我校贫困生事业。我连续三年在学校发起了向贫困山区捐款捐物的活动，并到西部支教，义务演出，把爱和温暖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中。
感谢部队锻炼了我，虽然已经离开军营，但我从来没有忘记一个军人的职责。来到吉首后，这里的学生军训让我再一次穿上了军装。2004至2006年。我连续三年被吉首军分区、吉首市人民武装部聘为学生军训教官。三年来，由我担任营长，承担了吉首大学和吉首市所有中学、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军事训练，教他们队列动作，教他们实弹射击，教他们内务条例，教他们国防知识……
军训生活是很艰苦的，作为教官，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工作19个小时， 只有30元钱，而当时也有人请我去做音乐家教，每小时50元钱，对于家境贫寒的我，这是多大的诱惑啊！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带学生军训，因为我知道，虽然我穷，但我不能把金钱看的很重，重要的是，实现我人生价值的真正含义“服务他人，奉献社会”！每年，所有学校的军训任务完成要近2个月的时间，我毕竟是个女性，有时候身体扛不住了，病了，我就悄悄跑到医院开点药，打一针，又回到训练场上，3年来我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喊口令喊得嗓子哑了，我就买个小口哨，用哨音来代替口令。我是学声乐的，嗓子是学声乐的根本，由于嗓子经常性的嘶哑、充血，造成声带严重损伤,这对我学声乐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当我知道自己声带的情况时，我哭了，但我没有一丝的后悔。2005年,我不顾医生的再三叮嘱，再次担负起了军训任务。到军训会操时，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了，我是用手势指挥完成的。我一生也忘不了为了踢好正步，学生们脚上磨出了血泡，也不肯离开训练场的情景，忘不了我训练的方队在经过主席台时那整齐的步伐和嘹亮的口号带给我莫大的欣慰；忘不了全连近300名学生同时用手势表达着“张连长，我们永远爱你！”时带给我心灵的那种震撼；更忘不了在军训结束时，学生们流着泪给我敬的最后一个军礼。这一切的一切都让我没有理由后悔。
苦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经历了生活的坎坷，定会倍懂珍惜！定会更加坚强！
当你有了目标，有了信念，而且没有退路时，你有多大压力，就有多大动力，你的潜能就会发挥到极致，只要你有一颗坚强的心，永不服输的冲劲，永不言弃的追求，你就一定能够为你的人生谱写出一段绚丽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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