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到莱阳师范学校(1930年6月—1958年7月)
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二乡师)到莱阳师范学校的28年，是鲁东大学中等师范教育的开创和发展阶段。学校经历了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和国共两党的政权更替，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急遽变革的28年里，她开创了胶东大地的中等师范教育。师范教育的烛火与救亡图强的革命篝火燃起在胶东乃至整个齐鲁大地上，孕育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即与民族共命运的强烈的国家关怀意识和服务地方基础教育的“红烛”精神。
二乡师时期是学校中等师范教育的开创阶段。1930年山东省教育厅决定成立“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1934年2月更名为“山东省立莱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学校在枪炮声中被迫停办。二乡师历时7年，对包括教学工作、训育工作以及乡村启蒙教育等在内的中等师范教育进行了早期探索，是莱阳地方党组织的建设基地之一，也是胶东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策源地。二乡师从创建至停办，开设了基本学科、教育专业、农村社会科学等课程，主要培养目标是乡村小学师资，先后共招收8级学生共640人，其中毕业了4届281人，大部分到幼稚园和乡村小学任教。师生当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教学名师、杰出作家、共和国将军和省部级领导干部。
1928年5月，中央大学院主持召开的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提出：“我们注意现在幼稚园和乡村小学教师的缺乏，决定于各省选环境适宜的地点，开设幼稚师范及乡村师范学校，以培养普及教育所必须的师资”。在全国民众教育潮流的推动下，民众教育之风在山东兴起，许多开展各种民众教育活动的学校纷纷建立。梁漱溟于20世纪30年代初到山东开展乡村建设实验。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是一位有极强民族正义感和民众意识的知识分子，为政开明、清正。他留学欧美7年，有深厚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功底，又重于社会实际问题研究，熟悉教育规律。任职期间，他一方面端正教育方向，倡行民众教育；另一方面力争加大教育投入，调整教育布局，网罗教育人才。他在重视普通师范教育的同时，积极推动建立乡村师范、简易师范、师范讲习所等教育机构。
山东省教育厅积极响应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倡议，于1929年8月、1930年6月分别在济南、莱阳设立了第一、第二乡村师范学校，到1932年8月共设立乡村师范学校8所。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师范学校规程》，对乡村师范学校的学制、招生等方面作了规定，全国的乡村师范教育走上了正轨，为师范教育的平民化、社会化、生活化开辟了新途径。
1930年6月，莱阳县政府以地方随粮带征大洋4.22万元，以及宣政院、马山埠、三官庙旧庙观70余间的旧料(约值万余元)，共计大洋5万元作为校舍建筑费用，动工兴建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学校于1932年1月竣工，占地面积63.8亩，校舍290余间，另有林场2余亩，农场30余亩。
学校设备齐全，教学条件较好，设有图书馆、阅览室、理化仪器室、动植物标本室、工艺室、雅乐室、游艺室、浴室、餐厅、卫生室、大礼堂、农场及操场、田径场等各项体育设施。建校初期，学校有仪器标本800余件。学生在实验课上，两人合用一架显微镜；在音乐课上，一人使用一架风琴。
二乡师的发展得益于雄厚的师资力量。1930年10月，首任校长董凤宸到任，总管全校校务。学校设教务、训育、事务三处，各处暂不设主任职位，仅设教务员、训育员各1人，事务员2人，校医1人。学校还专设乡村活动指导员及义务教育试验区指导员各1人。1931年9月，二乡师校长董凤宸聘请王哲(王衷一，中共党员)任教务主任。1935年9月，何其芳到校任教。1937年，吴伯箫(熙成)继任二乡师校长，教务主任为姜守迁，训育主任为杜仁山。同年臧克家来校任教。
二乡师的发展经过了曲折的历程。1930年11月14日学校招考首届新生，应试者250人，录取两个班学生80人，12月25日开学上课。此后每年招生两个班，每班定额40名。学生来自山东、辽宁两省的19个县市，多数是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穷苦青年。学校免费住宿，每人每月补贴生活费5元。1932年4月起，学校专设童子军教员1人，负责实施童子军训练。1933年11月二乡师举办建校三周年纪念庆典，举行连续3天的盛大庆祝活动。1934年2月23日学校更名为“山东省立莱阳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但社会上仍称其为“二乡师”。
1932年发生张光吾离校事件。张光吾系二乡师的国文教师，利用讲台向学生宣传无政府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在学校产生恶劣影响。进步师生联合起来，将其驱逐出了二乡师。1932年10月胶东事件爆发，韩复榘军队为驱赶刘珍年部进攻莱阳，学校被刘部破坏殆尽，抢掠一空，师生被迫散逃。年底，学校因此停课，1933年5月复课。
1934年3月学校按山东省教育厅规定，取消了教务处、训育处、事务处，设教务、训育、事务、推广、农事五部，各设主任1人，并分别设教务员、训育员、事务员或干事助理员若干人。周芳亭、李景唐、韩炳华分别任事务部、推广部、农事部主任。推广部主管推广民众教育，指导学生社会活动，主持实验区内事宜；农事部主管各种农事调查、农事实验、农事推广及指导学生实习、农场经营等事宜。学校还附设中心小学一处，专设主任1人。在管理工作实践中，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不违背治校精神的原则下，允许各班成立级会或班会，学生管理除由训育部人员负责外，还设指导员数人，轮流考查指导学生工作。不久，学校又改指导员为班主任。教师管理实行校长聘任制，被聘教师一般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少数是专科毕业生。
二乡师在抗日救亡的烽火中发展。1935年“一二·九”爆发，二乡师学生罢课两周积极响应，并成立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秋吴幸之与同学孙可佩、李文光、杨坤思(杨心田)、杨锡芷(孙加诺)等5人秘密建立了“民先”小队。通过学生自治会，他们在学校公开组织了二乡师救国会。1936年10月10日学生自治会组织全校学生召开莱阳乡师学生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学校召开悼念大会，贴出布告，请教师讲述鲁迅的生平事迹，进行抗日宣传动员，产生很大影响。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学校南迁，于11月停办。
二乡师停办后，广大师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当地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有的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大部分师生成为我党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干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乡师根据山东省教育厅相关规定确定了学校的办学宗旨：“造就乡村的良好小学教师。乡村的良好小学教师不但应传授先人遗留下的文化与儿童应有的各种生活习惯及技能，而且必须了解乡村问题以及乡村问题解决的途径。”乡村师范的学生必须从三个方面着手培养：基本学科的知识学习；教育专业的技能训练；指导乡村活动的技能与兴趣。
二乡师校歌生动地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宗旨及方针：“教育建国造端乎农村，鲁东吾二乡师，膺兹使命，负弩前驱莫逡巡，培养师资，作育英才，春风桃李精神，努力乡村教育，劳动生产其重心，改良社会，培植现代化的新民，奠定国本，前途无限，前途无限。”
学校依据办学宗旨确定了教学目标：使学生养成能担任乡村小学行政职务及各种教育机关职员的能力；养成自修的习惯与能力；养成认识乡村问题、解决乡村问题的能力；养成不畏难、不苟且、奋勇前进的精神；为乡村小学培养良好的师资。
二乡师提出教学活动要兼众家学说之长，不同学科教学要根据相关学科的性质采用合理的教学法，同时要贯彻师生共同活动为各科教学的一般原则。在教学中要把握教与学两个方面的原则：“务使学生有要求智识的兴趣”，“有运用智识解决问题的技能”。
二乡师对教材的使用有较严格的规定：“先行编订各科学程纲要，使各科进行有一定目标可循。”“教材采用多从商务、中华、世界三书局择选，并多方搜集参考书及撰编讲义作为补充材料。”
二乡师参照教育部颁布的高中师范科、前后期师范暂行课程标准，及本省颁布的乡村师范课程草案，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不同于前期师范、后期师范和普通师范，更不同于初中、高中的乡村师范课程标准。此课程标准为：使乡村师范的学生“应有基本学科的陶冶；应有教育专业的训练；应有指导乡村活动的智能与兴趣”。
乡村师范的课程即是实现这三种目的的工具。乡村师范课程分为三项：(1)基本学科——包含各种普通知识；(2)教育专业——包含一切教育科目；(3)农村社会科学——包含农村社会、经济、自治、合作等内容。在此基础上，二乡师设置了以下独具特色的课程。
语文科：国文、国语文法、国音字母、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学、儿童文学、文学理论。
教育科：教育心理学、乡村教育、各科教学法、民众教育、小学行政、儿童心理、小学教学法、幼稚教育、教材研究、推广教育、教育应用文。
1934年学校改为简易乡村师范以后，将自然科分设为植物、动物、化学、物理四科，增设水利概要、教育概论、教育测验与统计、小学教育、实习等课程。
每周上课6天，每天正课8节，每节50分钟。每周星期一第一节是“总理纪念周”演讲或政治形势报告，星期六最后一节是班会。选修科每周只上两三次，时间安排在课外活动。
二乡师实行秋季开学，学制4年，共分8个学期。各科均采用学分制，每周授课1小时，课外复习1小时，满一学期者为1学分；课外预备时间不足1小时的课程，如作文、实习等，作为0.5学分。每学期平均应修28个学分，修满224个学分方能毕业。
二乡师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学生成绩考察、评定制度。学校规定：各科成绩85分以上者为甲等，70分以上者为乙等，60分以上者为丙等，不及60分者为丁等。各科成绩在丁等以上者为及格；如有4门列丁等者，准补考一次，仍不及格令其留级；如有5门以上列丁等者，勒令其退学；总平均分数及格，国文、数学、教育3科不及格者勒令其退学；如各学期补考仍屡有不及格的课程累计至4门者，勒令其留级，至5门以上者勒令其退学。
一学期内学生某学科缺课时间达1/5者，不得列乙等及以上；缺1/3者不给学分。各科成绩，应参照平日及临时与学期或学年试验成绩，按比例计算。
平日成绩考查法如下：教学时间问答与练习；检查课作及课外研究；考查实习结果及课外活动情形；检查笔记本及练习簿；检查制作品。
评定学期学年成绩标准如下：平日成绩占30%；临时试验占30%；学期或学年试验占40%。
学生请假每40小时总成绩扣一分，旷课1小时以请假3小时论。病假2小时作1小时计。请假不及10小时者不扣分，长短假同样计算。
二乡师之所以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声誉，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学校制定了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并严格实施。
(一)学校规章。学校制定了《组织大纲》、《校务会议规程》、《校则》、《训育大纲》、《事务部规程》、《教学大纲》、《教师规则》、《学生守则》、《学生奖学金规程》等等，有效地保障了学校的正常运转。
(二)实行聘任制。学校教职员工全部由校长出面聘请，每学期或学年聘请一次。被聘教师的资历一般为大学本科毕业，少数是专科毕业。多数被聘教师德才兼备、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事务主任周芳庭是山东学校管理事务方面的著名专家。教务主任王衷一留学苏联，在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等方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训育主任邴子鹏、王杰三、董羲庭善于做学生工作。孟浦云、隋西南、何其芳、王冶秋、臧克家等，都是优秀的国文教师。历史教员焦振之、理化教员杜玉符、图画教员尚奎斋、生物教员陈任夫、教育学教员张焕庭、音乐教员瞿亚先以及体育教员苖中元等，在山东都是有声望的教师。
教职员工的聘请期限一般为一年，从当年暑假开始，到第二年暑假止。在任教师接到聘书的继续留用，没接到聘书即被解雇。学校较高的社会声望，一方面得益于教职员工的勤奋工作，另一方面，聘任制在制度上保证了教师授课质量。
(四)校务会议。学校对会议参加人员及职权权限作了明确规定：会议由校长、各部主任、附小主任、班主任、指导员、教员代表等人员组成。会议议定学校各种大纲规程；议定学校具体方针；审议学科增减；审议校舍建设与设备购置；审议各部处提交事项以及其他一切对内对外重要事项等。学校规定常会每月一次；在必要时，临时会要有会员过半数提议，由校长召集；会议以与会人员过半数出席为法定数；会员提议事件须于开会前提交校长办公室以便列入议事程序，但临时动议不受此限。
教职员工的聘任制、考勤制、校务会议等措施对培养师生员工遵守纪律章法的品行，加强学校的领导和管理，提高教育质量都具有重要作用。
二乡师依据办学宗旨制定了详细的《训育大纲》。大纲认为训育的意义在于“吾国为一经济破产，文化落后之国家，而尤以乡村社会为甚；以言经济，犹处十八世纪之时代也，以简单之器械，为生产工具，以狭隘之家庭为经济中心，生产数量之既微，生产之质量之尤劣；加以近年兵匪骚扰，水旱频仍，至农村经济之破产及乡民生活之困难，则更有不堪言者！以言文化，犹抱拜神主义、皇帝思想，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尽为目不识丁之愚民；至若国家观念及世界潮流，在彼等脑海中，更为茫无所闻。噫！吾国自古以农业立国，而乡村社会乃农业之渊薮；今乡村社会之凋敝至此，则无怪漏扈岁增，国运危矣！”“是故目前救国之基本要途，即在提倡乡村教育，发展农民经济，使农民之生活得以改善，乡村之文化得以增进，藉资巩固国教，而挽危机。”学校“惟一之使命即在培植乡村优良教师，为改造乡村社会之先锋拓殖者，辅导乡村自治，改进农民生活。惟此等重大而繁难之工作，非施以特殊的严格训练，不克为功；须在志趣上要认清乡村教育之重要与效能，能离开繁盛之都市而深入民间之决心；在能力上要有农工身手、科学头脑与革命精神，能担当起改造社会之重大责任”。
《训育大纲》认为训育必须遵循以下6项原则：“以为训育的最高原则；注重体格的锻炼及品行的修养；采取严格主义施行身心的训练；注重积极的指导与规勉，不注重消极的惩罚；诱导学生渐进与‘自治’；依据教育宗旨‘做学教合一’的训练。”
《训育大纲》认为训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达到6个方面的目标：“养成认识、信仰、实行之下的健全公民；养成具有丰富的学识、高尚的道德、强健的体格、活泼进取的精神，并以教育为终身职业的优良乡村教师；养成能革除一切旧观念，反抗一切恶势力、恶环境，勇于前进而牺牲奋斗的革命青年；养成意志坚决、头脑冷静、心肠热烈、眼光远大、态度光明、行为正大的完善人格；养成团体化、纪律化、平民化、劳动化、科学化、艺术化的良好习惯；养成不违犯法规，作一个独善其身者，并积极的能负责任务而改造社会的健全分子。”
学校分别从思想、行动、精神、态度、性情、能力6个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学生训育标准。
要使学生从观察中国历史的背景及现在国内外经济政治的状况，了解当代世界大势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认清是领导国民革命、解放中国达到世界大同的“惟一主义”；要研究一切思想和学说，用的立场，来分析和批评，判定其价值；要认清“惟有革命是出路，确定革命的人生观，将个人的心思体力完全供献于革命，并彻底扫除一切谬误的人生观、纵欲的人生观、混世的人生观、宿命的人生观、出世的人生观”。
要深信“惟有发展全国教育，革命始得根本的保障；惟有培育儿童身心之平均发展，种族方能渐臻滋荣”；要“认清个人不能超脱时代社会环境的关系；当知个人是社会的产儿，一方面应向社会贡献，一方面应对社会效力，这都是当然的义务”。
在观念上要认清社会是时刻变化的，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努力打破和消除宗法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思想习惯；积极“铲除骄矜自高、奢侈浮华的恶习气，要养成俭朴耐劳、独力迈进、勇于服务的精神”；“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个人的思想，以期为有根据有条理，而免致见异思迁或穿凿附合”。
在实际生活中，要注意用理论的原则去分析实际问题，更要从实际问题的分析中，找出新的理论，从理论与实际两个方面“确定思想的出路与革命的信念，才不致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或‘乌托邦的景从者’”；要用唯物的眼光分析社会现象，“以克己主义来修养个人人格；要以个人的意志和精神来战胜环境，不要被动的为环境所支配”；要有欣赏艺术的兴趣与能力。
要让学生认识到团体中只有团体的自由，绝没有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行动不能违犯或破坏团体的纪律和秩序，要绝对服从团体的命令和指挥；必须“打破私人感情，或宗法社会式的结合”；学生须绝对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
同学间绝对不容有欺骗、凌辱、藐视、讥笑、嫉妒等行为；生活务求群众化，竭力革除孤僻、自闭的习性，打破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倾向；要能深入民间，领导农工，从事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改良。
要时时考察和反省个人是否有违犯团体纪律，或妨害社会利益的行为；绝对不容有任何不良嗜好或习气；要注意生活卫生和体格锻炼；工作要有计划，行动要有秩序，能以科学的方法支配个人的生活。
行动要敏捷、决断、积极、沉着，矫正因循敷衍、妥协怠慢的缺陷；要用艰苦的生活来锻炼个人坚强的意志，增进个人工作的效能；要在实际生活中积累做事的经验及提高应付各种社会挑战的能力；要养成爱护儿童的习惯。
要培养学生保持积极活泼的精神，力戒“萎靡怠惰、颓唐苟安的缺陷”；要有独立、进取不息的精神；要有“忍苦耐劳、坚持卓绝、不畏难不苟安，能牺牲、能奋斗、排除万难、百折不回的精神”；要有“互相纠正、接受批评、诚意团结的精神”；要有爱好和平、互助合作的精神；要有热心公务、负责团体的精神；要有革除旧习惯、反抗恶势力的革命精神；要有努力教学、孜孜不倦的精神。
要求学生做到亲爱精诚、化除私见、光明磊落、坦白正直；从容镇静、严肃端正、和蔼可亲、活泼乐群。
要培养熏陶学生“敦厚和平，勿刻薄、勿暴躁；真纯刚直，勿狡诈、勿卑鄙、勿太温和，太温和即失之懦弱；勿太沉静，太沉静即不能接近群众”。
使学生具有独立谋生活的能力；对于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时时加以反省及纠正的自制能力；对于客观事实观察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能组织、计划及支配的能力；适应环境和改造社会的能力；能想、能说、能写、能做的能力；宣传、组织、训练及领导民众的能力；循循善诱说服引导的能力。
第一阶段(第一学年)注重形体仪表的严格训练及不良习性的纠正，使学生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
第二阶段(第二、三学年)注重基本的“身心能力之培植”，使学生在教师的监护和指导下，培养自治能力。
第三阶段(第四学年)注重“学生自治的实行，教师与学生共同维持学校秩序，图谋学校发展”，从而培养学生服务社会、报效国家的理想与能力。
纪念周——学校利用纪念周讲读“总理遗教”或作政治报告，提高学生对的认识及实际现状的了解，进而确定其革命的倾向与信念。
讨论会——学校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两周开会一次，讨论、政治、经济及社会教育等问题，由训育处商请本校教职员轮流参加指导，培养学生讨论问题与研究学术的习惯和能力。
演讲会——学校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两周开会一次，学生轮流练习演讲，由训育处商请本校教职员参加点评，提高学生演说的技能。
批评会——每次开讨论会、演说会、辩论会时附带举行批评会，使学生互相提出意见或建议，作出评判。或者召开专门的学生生活讨论会，学生可以批评彼此平日的言论举止，“期得切磋劝善之实效”。
研究会——学校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自发组织各种研究会，如国文、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研究会等，提倡学术研究，一方面可以增进学业，一方面可以锻炼组织与工作能力。
体育运动会——会内分组，如篮球组、径赛组等，学生每人须至少参加一组，每天课余时间进行。
游艺会——除平日分组按期练习外，为调节学生精神生活，增加生活情趣，学校按期举行游艺大会，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文艺活动。
谈话会——根据情况需要，学校定期分别召集各级学生谈话，讨论学生生活等实际问题。
竞赛会——每学期学校举行各种竞赛会，如演说竞赛会、国文竞赛会等，鼓励学生参加，以提高、锻炼他们各方面的技能。
指导阅读书报——训育会议开列学生必读书报目录，限定学生分期读阅，要作简要笔记，以备考查点评。
批阅日记——学生每日一记，于每星期日征集批阅。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记事写作能力，一方面可以考查学生的思想及生活情况。
制定各项规章——制定学生日常生活应遵守的各种规章，使学生养成规律化的生活习惯。
全体讲话——利用学生早晚集合点名时间，学校领导或相关人员随时作简单讲话，纠正学生日常生活中的缺点与不足；必要时召集临时全体讲话。
课外运动与游艺——在每日课外规定时间内，全体学生都要从事运动或娱乐活动，锻炼身体，活泼精神。
施行新村制——效仿新村制，组织自治团体，指导学生练习自治能力并熟悉社会实际情况。
合作事业——指导学生组织消费合作社。这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养成合作的精神，另一方面便于学生购备日用品。
社会教育——指导学生办理民众学校、壁报社、民众代书处及农民问事处等，一方面使学生练习教学及编辑刊物的能力，另一方面便于学生了解附近村民，为做社会活动打好基础。
学校规定，每学期抽出一定时间适时举行各种校外活动，或培养学生鉴赏自然的能力；或调节学生的学习生活，放松学习上紧张压力；或采集各种标本；或增长学生农业知识。
学校对于“能敦品励学，热心公务者，给予一定奖励”；“操行不良，怠荒学业者，加以一定的惩罚，使学生能够改过迁善”。
考查学生过去的生活状况及家庭经济情况；考查学生思想变迁的过程及其原因；考查学生的行为与“特具性质”；考查学生对于政治、经济、社会的见解及其言语、文字表达的能力。注意学生日常生活的表现；注意学生的人际交往与通讯；注意学生之间彼此相处的关系；注意学生课外所读的书籍及其对于各种思想的认识与思想信仰情况；注意学生旷课及请假的原因。考查学生对于革命的认识及工作成绩等。
纠正学生的浪漫或乖张行为；纠正学生的错误思想或言论；纠正学生的虚伪骄傲等不诚实的表现；纠正学生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纠正学生奢侈及种种不良习惯等行为。
二乡师自办学之日起，以改变农村社会面貌为己任，带动广大农村推行乡村知识教育。学校突出“乡村”教育特点，从教学目的到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当地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为乡村小学培养师资，使师范教育走向大众化、生活化。
学校把农村社会、农村生产、农村生活及小学教育等作为乡村师范教育的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每周星期一的“总理纪念周”演讲会，一般由教师作轮流演讲，内容与形式多样，社会形势、新书介绍、时事评论等无所不包。学校经常邀请社会知名人士来校讲学：1933年，小学教育家苏溪之来校讲授《农村教育现状》；1934年，小学教育家王儒楷来校讲授《国难时期的儿童教育》；山东大学的知名学者讲授《土壤学概论》、《农作物的病虫害与防治》、《莱阳梨研究》；1937年5月，老舍应邀来校讲学。这些活动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也开阔了学生的眼界。
学校特别重视教学与实践相结合，除要求学生学好各科基础知识外，还特别注意引导学生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和必要的实习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
学校特别重视学生教学技能的训练，在地方行政的支持下，把莱阳城西大沽河两岸的周格庄等15个村划为“义务教育实验区”。1933年秋，学校在莱阳城南的迟家庄由学生开办了一所勤工俭学实验小学，组织该村学龄儿童30余人免费入学，校务由师范部的学生主持，教学由师范部四年级学生负责。学生分组轮流教学；学校的主任、教导、事务、教员由每组的学生分担，每组教学两周，到期由下组学生接任。学生通过实习，毕业后到社会工作，具有较为全面的办学、教学基础经验。这所学校一直坚持到二乡师疏散。
二乡师还设有农事实验场，内分果树区、棉作区、农作区、花圃区、蔬菜区、畜牧区、林木区等供学生劳作实习。农事实验场不但培养了学生的劳作能力，而且对改良乡村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二乡师除了培养乡村教师外，还直接从事农村文化普及和科学教育，担负宣传文化科学知识和开发民智的职能。学校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学生与农村社会的联系。学生除了学习书本知识以外，在学校推广部和农事部的领导下，还做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
卫生宣传——每到春秋季节，学校组织宣传队深入莱阳各地乡村，利用图画表册及演讲，宣传讲究卫生的重要性。
推行壁报——学校壁报自开办之日起，按期张贴于交通要道。壁报的编辑、缮写、张贴，都由学生担任，最初由于学生人数少，每次仅出刊5份，到1931年，随着学生增多，缮写壁报增加到10多份。1932年胶东事变后，壁报扩充为每次15份。学生在莱阳县政府门前、西四关、阳关、西子泊、亭儿山、宫家菜园等地把壁报分贴于城厢及“义务教育试验区”内、各交通要道、民众易于聚集的地方。
成立民众夜校——1933年以前民众夜校设在学校内，此后，学校为扩大对附近村民的教育，在西子泊、西关、南关、城南村、宫家菜园、北关各办一处民众夜校。村民上课时间，安排在晚6点至8点，或7点至9点，进行识字和快速学习。夜校学生学习时间安排在春秋农闲期间，共计5—6个月，第1期入学的村民42人，第2期入学的村民86人，1933年为第3期。民众夜校的教职员，全部由学生选任，受学校推广部及指导员监督指导。
出刊物——学校创办了16开大版纸铅印本《农村半月刊》。其内容主要介绍学校的教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由教师任编委，师生共同写稿，学生参与编辑，交印刷局印行。此刊物只作为赠品，不订购。
提倡造林——莱阳多山，路旁陌头多空地，都可栽种树木，既方便行人，又能起到调节雨量、美化乡里的作用。学校一方面与莱阳建设局合作宣传提倡，一方面在学校附近村庄的路边、公地广泛种植树木。
宣传防治病虫害——莱阳各地菜园、果园多虫灾，学校刊印防虫小册子，面向村民广为散发。学校还努力向村民推广种植除虫菊防治虫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设立农民代书处——由于村民文化水平较低，学校组织学生推选3人或5人成立农民代书处，帮助农民书写信件文契等，很受村民欢迎。
设立农民问事处——学校成立农民问事处，解答村民所遇疑难问题。如村民用信函询问，则以信函方式答复，如村民亲自到学校寻求帮助，则当面解答。
设置识字牌——最初识字牌立在校门附近，后来逐渐扩大到附近村庄。大多数识字牌毁于1933年兵灾，学校于兵灾之后重新恢复设立。
农产品介绍——学校在校办农场种植棉花、苜蓿等农作物，有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后，向附近农村推广种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学校与附近小学互相参观学习——每周星期日，由学校教职员带领学生分组到附近小学参观。每次参观学习，负责教职员都要写出总结报告，以便统计研究。对来校参观者，学校派相关领导按学校拟定的参观要点事项，向来访者详细说明。其中以参观附小的来访者最多。二乡师附小的设置，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旧式私塾教育模式。附小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课外活动以及管理学生的方式等，在当时来说是全新的。1935年，二乡师教师张焕庭兼任附小校长期间，在教学活动中举办展览会、学生表演赛、家长座谈会等等，把附小办得有声有色，“城内外家长学生来参观者，络绎不绝”。二乡师本校的学生也纷纷去参观学习。附小的办学模式，在社会上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934年二乡师在学校拟定的推广部工作计划中，提出10个方面的待办事项：一是扩充民众学校，采用国民政府颁定的临时民众夜校课本为教材，随时局变化，向民众宣传抗日救国。二是为民众医病解痛，治虫除灾。购置药品、器械，治疗村民常见疾病；继续推广种植除虫菊，减轻农作物虫灾。三是开办民众夜校女班，由学校女学生负责教学。四是开办农民俱乐部。五是成立息讼会。“本校地处城外，与村民较易接近，对于倡办事业，自然居于领导地位……村与村，户与户之间，若有纠葛，担当排难解纷的和事佬”，“企全区村民，皆能敬业乐群”。六是继续推行注音字母，促进语文教育的普及。七是恢复识字牌，给民众自动识字的机会。八是提倡武术，藉以锻炼体格，清除赌风及各种不正当风气。九是秋收后举行农产品展览会，促成农民交换种子，改良农业。十是进行社会调查。先由试验区内统计，调查项目有：男女总数、学龄儿童及失学儿童比较、经济状况、职业分配及家庭副业种类与效力、文盲总数与识字人数。
二乡师是莱阳党组织的建设基地之一，又是胶东抗日救亡活动的重要策源地。1930年二乡师招收第一批学生时，莱阳地方党组织即派党员姜宗泰考入，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在学生中发展党员。“九·一八”事变后，在姜宗泰和其他进步师生的要求下，校长董凤宸宣布停课1个月，让师生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师生们组织了“抗日救国委员会”，组成数个宣传大队，开赴农村、城镇及中小学校进行抗日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抗日。1931年春节前后，姜宗泰组织“赴南京抗日救国请愿团”，但因韩(韩复榘)刘(刘珍年)战争爆发，学校被军阀部队占领，请愿团被解散。1932年张静源到莱阳开展党的工作。5月，他亲自介绍了二乡师学生刘松山、王之风等人入党。7月底，中共莱阳县委重新建立后，在二乡师学生中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共计20余名。同年秋，中共莱阳二乡师支部成立，姜宗泰任支部书记。
从此，二乡师支部在县委的直接领导下，除了在校内组织发动学生与校长进行斗争外，还组织党员参加社会斗争。8月他们在海阳县香山小学发动学潮，赶走校长。早在1932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被破坏，二乡师支部还肩负着莱阳县委、胶东特委与上级党组织间的联络工作。二乡师党组织在校内外的革命活动，引起政府的警觉，学校当局先后勒令包括10余名党员在内的30多名进步学生退学，但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赤色学校的名声不减。
二乡师学生经常组织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每个星期日和假期，总有许多按班组织的宣传小分队到莱阳城近郊区进行宣传活动，包括口头演讲和文艺宣传。这一时期正值绥远军民奋战击溃日伪军之时，极大地鼓舞了二乡师学生，许多学生写信向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致敬，并用节省下来的零用钱慰问前线伤员，数目虽少，但表达了学生们支援抗战的意愿。
学生杨坤思、杨锡芷与孙可佩、吴幸之、李文光5人，于1936年初成立“呼声社”，办墙报、出刊物。他们受北平弘达二院学生张加洛(吴的莱州同乡，小学同学，员)的启发，由李文光提议，每周出一期《火火》墙报贴出，得到训育主任董羲亭老师的肯定。为扩大影响，他们决定办《呼声》刊物，2—3个月出一期，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揭露日本侵华阴谋，批判“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错误，要求停止内战等等。稿件主要由他们5人撰写，同时还转载一些进步报刊的重要文章。他们在王衷一、戴伯行、董羲亭3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下，利用学校教务处提供的纸张和油印工具，前后共出了3期，每期印五六十份，除少数分送校内进步学生外，大多分寄外地学校相识的同学及农村认识的小学教员。1936年末因学校遭而停刊。
1936年秋，四级学生吴幸之接到张加洛的来信，要求吴在学校建立发展“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吴幸之与同学孙可佩(时为二乡师学生自治会负责人)、李文光、杨坤思、杨锡芷等5人，秘密建立了“民先”小队。在“民先”的领导下，通过学生自治会，在学校公开组织了“二乡师救国会”，利用每天课外活动时间，召开恳谈会、演讲会，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接着，他们欲组织“胶东地区中等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师生们翻印了北平学联的《宣传大纲》，请何其芳、阎仲容老师起草了《告胶东同学书》。二乡师救国会派出约有三、四十人的联络组，分数路到胶东十几个县的十多所中等学校串联。
各联络组在外活动了一个星期左右，赴烟台小组成员郝廷夔、徐永绪、张泽高3名同学，因烟台省立八中训育主任邴子鹏告密而被捕押回莱阳。随后，韩复榘手枪旅便衣特务闯入学校，将抗日救国的负责同学孙庆昌、孙可佩、吴幸之逮捕，在校方的营救和爱国舆论的压力下，最终得以释放。教务主任王衷一在韩复榘军队开进莱阳前一天离开学校去青岛。这场爱国救亡运动虽然被下去，但大多数同学从中受到教育，认识到形势的危险，把救亡的火种撒向胶东大地。
1935年随着日本侵略的日益加深，民族危机日渐严峻，学校突显出政治、时事课程设置不足的问题。教师在授课时往往不受大纲规定及课程所限，加入了许多反映社会危机、民族矛盾激化等抗战救亡的时政内容。
在全国形势和革命活动的影响下，进步师生的爱国热情高涨。有的进步教师在讲课时，加入若干革命内容，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抗日救国和革命问题的宣传教育。主要有：(1)利用课堂开拓新课程和通过旧的课程讲新内容。一方面开设“唯物主义与教育”、“社会科学概论”、“农村经济”等新课程，另一方面通过“公民”课联系时事，宣传抗日救国，这样把宣传反帝反封建和进行社会科学知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2)倡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进步书刊。学校图书馆内有万余卷藏书，还订购了70余种报刊，诸如陶行知办的《读书生活》、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永生》等；《新生》、《新认识》、《世界知识》、《自修大学》、《生活星期刊》、《农村经济》、《中学生》等；报纸类有《申报》、《大公报》、英文版《莫斯科日报》等；文学类刊物如《中流》、《作家》、《文丛》、《光明》等；进步书籍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高尔基等作家的著作，还有萧军的《八月的故乡》、萧红的《生死场》；其它如《大众哲学》、《社会相》、《街头讲话》、《青年自觉丛书》、《萍踪寄语》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图书馆里也有。丰富的报刊、藏书，为学生学习知识、了解时事、认知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环境。(3)组织学生大唱进步救亡歌曲，召开时事讨论会、演讲会，提高学生对时局的认识，激发学生的革命激情，加深对学生爱国革命的思想教育。(4)每逢星期日，学生有组织的到莱阳城郊举办形式多样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教务主任王衷一在讲授“农村经济”和“教育心理学”时，不但联系中国农村经济的现状，还经常讲授一些苏联领导革命、中央苏区红军反“围剿”等内容，以半公开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国文教员何其芳讲课时经常选用鲁迅的文章作教材，有时还借古讽今，启发学生的政治觉悟，激励青年为保卫中华民族而斗争。音乐教师瞿亚先教学生大唱《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和《马赛曲》、《大路歌》、《毕业歌》等，提高了师生的斗志。这为1936年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建立，打下了坚固的思想基础。
二乡师校园充满积极向上、生动活泼的气氛，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各班每星期全体同学参加的演讲会(讨论会)。组织者把全班同学分成若干小组，每小组3—5人。每次召开演讲会，由其中的一个小组发言，题目内容自定，演讲时间不限，由班主任和训育指导教师进行指导。
学生普遍参加演讲，一个学期内，几乎都有演讲的机会。演讲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在第一个时期，学生演讲内容以救国、教育为主，这与学生所学专业有关。在第二个时期，学生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在1936年3月24日参加演讲的4人中，有3人讲了抗日救亡的内容。这种演讲会和讨论会，不仅气氛热烈，而且有不同思想、不同政见、不同立场的言论和主张交锋辩论，并由列席会议的教师或指导员作最后点评总结。通过一系列演讲选出各班的优胜者，参加全校教职员的演讲比赛。学校指定教职员点评颁奖。这一活动是学校的传统，一直持续到1937年校长董凤宸离任。
二乡师的演讲或讨论会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开放式的，让全体学生都有参与机会，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现自己的才能，锻炼自己的意志品质。演讲或讨论的内容贴近时局，贴近学生所关心的话题，既活跃了学生的学习生活、丰富了学生的社会知识，又锻炼了学生的语言表达、组织活动的能力；同时唤起学生的关心时政、直面社会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使命感。
这种浓烈的抗日氛围，何其芳有很深的感受。他特别怀念在二乡师的工作经历：“莱阳乡师的学生，那样关心着政治，有几个因为到邻县去作救亡宣传而被捕。和他们在一起，我们感情粗了起来，也就是强壮了起来。”正是由于“莱阳乡师学校救国会”的抗日救亡活动，促进了他思想的升华，毅然从“天府之国”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二乡师的救亡运动是在抗日救亡活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从少数活动分子的抗日救亡活动发展成为广泛的群众运动，从学校走向社会。二乡师成为地方革命斗争的核心，培养革命人才的摇篮。
上世纪30年代，学校创建时规模不大，占地仅60余亩，但却人杰地灵，名师荟萃，桃李芬芳。他们后来有的成为杰出作家、著名教育家，有的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有的成为共和国将军。臧克家、吴伯萧、何其芳、王冶秋、瞿亚先、姜守迁、戴百行、阎仲容、夏继昌、王哲以及慕湘、李奎生、白相国、鲁光、任泉生、高锐、谭旌樵、傅健吾、张少虹等等，他们的名字永载学校史册。据不完全统计，从二乡师走出来20多位杰出作家、著名诗人、教育家、共和国将军和省部级领导。
臧克家，二乡师国文教员。近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中国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他创作的《难民》、《老马》、《有的人》等诗篇，以凝练的诗句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推进了新诗对旧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吟唱，成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农民诗人”。他的诗含蓄蕴籍，诗在诗外，笔有藏锋；精炼，而又大巧若朴，深蕴哲思，是酝酿于抒情之中的哲学，是哲学的诗。闻一多曾下过一个精辟的结论，“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其顶真的生活的意义。”
吴伯萧，原名熙成，笔名山屋、山荪，1937年起任莱阳二乡师校长，当代著名文学家和教育家。作品主要收集在《羽书》、《黑红点》、《北极星》、《忘年》、《吴伯萧散文集》中。散文《南泥湾》、《一坛血》、《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我没见过长城》等，作为范文收入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早》被编入小学语文教材，其数量之多在同代作家中首屈一指。这些作品生活内容充实，文字沉着，笔力壮阔，以其真挚深厚的情感，朴实动人的描绘，严谨缜密的结构，清丽洗炼的语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何其芳，1935年9月起任二乡师国文教员，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汉园三诗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散文集《画梦录》(成名作)，诗集《预言》等。历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和书记处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民文学》编委和《文学评论》主编等职。诗歌以清新柔婉见长，尤其讲究意境的优美与完整。散文带有梦幻与憧憬的色彩，语言浓丽精致而有超达渊深的情趣，散文集《画梦录》因其对现代散文体裁的独特贡献，1936年被授予《大公报》文艺奖金。建国后，诗人创作思想发生变化，多歌颂新世界的美好生活，《我歌唱延安》、《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们伟大的节日》均为影响深广的著名诗篇。
王哲，二乡师教务主任、教师。1931年起在二乡师任职5年，学校成为培养革命青年的摇篮、中共莱阳党委的重要活动基地、胶东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他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与“中国农村经济”等课程，对学生进行革命理论的基础教育。在他的倡导下，图书馆和阅览室购置了大量全国著名的进步书报杂志，引导学生探求革命真理。他兼授“农村经济”和“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利用课堂宣传新思想。他团结带领一批进步教师，引导学生阅读科学、进步书籍，让学生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接受先进思想。他提倡学术讨论，采用每班办墙报、成立读书会等形式，讨论国家形势，宣传抗日，谴责当局的卖国行径，在学校中树立起革命的校风。1937年，翻译出版俄文版《政治经济学》等进步书籍。1943年底由苏北到达延安，先后任延安大学预科部主任兼图书馆主任，华北联大政法学院副院长兼研究室主任，辽东军事大学副校长、党委常委、代理书记，军大总校团政委。建国后历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厅长，青岛市军管会文教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员主任，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文教厅长、省人委文教办公室副主任、党组书记。1956年8月当选为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兼任山东医学院院长，后历任政协山东省三、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二乡师独特的办学宗旨和开放的办学理念名扬齐鲁大地。短短的7年，从学校走出600多位学子，他们中既有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如白相国、高锐、谭旌樵、傅健吾、张少虹)，也有在国家各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如李奎生、鲁光、任泉生、李济民)，还有的在文化艺术领域颇有建树(如慕湘)。同时还有一批学子在胶东各地从事基础教育工作。
慕湘，原名慕显松，又名渤霖、白琳、白松。1930年考入二乡师。参与组织成立了“尘烟文艺社”，是中共在蓬莱最早的领导人之一。1935年在天津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战争初期任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太原支队、第二支队政治处主任，山西第二保安司令部1支队营教导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军区支队政委、骑兵旅组织科长、政治处主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等职。1951年率部队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历任华北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北京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成为蓬莱第一位将军。1975年冬调任八一电影制片厂任政委。1978年冬离职专事写作。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前后经历25年创作长篇小说《新波旧澜》四部曲，共130万字；校点清末民初刘大鹏所著《晋祠志》等3部地方志共111万字；完成90万字的《华北战史》。慕湘的藏书共计36467册，具有很高的价值，他去世后将全部图书捐献给家乡蓬莱。
李奎生，二乡师三级一班学生。1938年7月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山东掖县游击三支队政治部民先区队指导员、胶东游击队第八支队一大队中队指导员、平度县委军事部部长、平莱掖招游击队大队长、南海地委社会部负责人、胶县县委书记、高密工委书记、高昌工委书记、即墨县委书记、南海地委副书记、莱阳地委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江苏省贾汪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煤炭总局办公室副主任，煤炭部教育司副司长，黑龙江省鸡西矿务局局长，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专署经委副主任，黑龙江省煤炭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等职，1977年任煤炭工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白相国，二乡师五级一班学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曾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连指导员、第五师团政治处主任，抗大三分校大队政委，中原军区干部科科长，江汉军区团政委，湖北军区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参加了中原突围和宜沙、西南等战役。1951年后历任湖北军区组织部部长，师政委，军副政委，军政委，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对外贸易部部长，总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副部长。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挺进鄂、豫、皖敌后，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严酷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中原突围和创建陕南游击根据地的艰苦斗争；随刘、邓大军南下，挺进大别山；参加了应城、荆门和解放大西南等战役战斗。建国以后，长期担任政治工作的领导职务，政绩显著；在主持对外贸易部工作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鲁光，原名陈书方，曾用名陈智斋，二乡师一级学生。历任牙前县委书记，莱阳县青救会主任，莱阳县委统战部长，南海特委青年部长，胶东区党委青委副书记、书记。南海地委部长兼平南县委书记，平东县委书记，山东分局青委副书记，华东局青委副书记，哈尔滨101厂党委书记，黑龙江省委工业部长，工交政治部主任，黑龙江省副省长兼经委主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任泉生，二乡师五级一班学生。1937年9月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1938年至1949年，历任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补充大队政治教员、留守处连政治指导员，豫鄂边区四望山地委秘书兼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秘书、鄂豫边区行署财政处秘书、边区粮食总局局长，鄂东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鄂东行政分署财政处处长，中原局税务局局长，辽宁省贸易分局监委、省贸易特派员、省银行行长兼省税务局局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建国后，历任辽东省商业厅厅长，中国百货公司东北区经理，中共中央东北局财政经济工作部财政金融处处长，辽宁省人民政府委员，中国百货公司副经理，商业部中国文化用品公司经理，商业部纺织局局长，商业部中国纺织品公司经理，商业部副部长、部党组成员。
高锐，二乡师五级一班学生。1937年入陕北公学，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胶东军政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胶东支校、胶东军区、胶东军区司令部作任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军区司令部参谋主任、师参谋长、师长。建国后历任军参谋长、步兵学校副校长、总高级步兵学校副教育长兼训练部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部部长、军区参谋长、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会长，孙子兵法研究会名誉会长。1998年任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红叶诗社社长，军事科学院才年书画研究会会长，老年大学校长。参与组织并主笔编写了我军第一部和三部共同条令；指导修改了第三代条令；主编《要》、《游击战纲要》、《战略学》、《中国军事史略》等教材。专著有：《中国上古军事史》(获1996年全国第十届图书奖)、《战火冶炼》、《行吟集》(诗集)等。
谭旌樵，二乡师五级二班学生。1937年参加八路军，1939年入抗大一分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作战部四处副处长、战争经验研究处第一副处长、总参谋部作战部战争经验研究处处长兼军委战略小组办公室主任、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部长、总参谋长助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中国第十一次、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参与和领导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经验的编写、国家战略研究与筹划、人民防空建设规划的拟制、我国第一部兵役法的起草制定和我军军制史的研究编写等重要工作。曾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傅健吾，原名傅景勋，1936年考入二乡师。与其他同学一起建立了莱阳乡师“民先”组织、“胶东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参加八路军，先后任大队指导员、科长，宣传队长。1941年起先后任胶东行署武委会副主任，武装处副处长，渤海军区人民武装部部长，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45年撰写了《民兵战法二十种》，印发到区以上干部，解放后即被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收藏和展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军区人武处副处长、人武部副部长、军区司令部人武处处长、军区兵役局局长、济南军区动员部副部长、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1968年后曾任济南市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委核心小组组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1988年获独立功勋荣誉章。他爱好诗、画，被聘为中国书画爱好者联谊会名誉会长，有两幅画被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永久收藏。
张少虹，原名张廷儒，曾用名郑远征，1935年考入二乡师。1937年参加“民众抗日前进队”， 1938年参加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任山东胶东游击队3支队2大队指导员，八路军山东纵队5支队21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山东纵队5旅15团政治处主任，山东纵队5旅14团政委，胶东军区1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胶东军区警备4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26师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9兵团27军80师政委。1950年调到空军，先后任第6航校政委，空6师政委，空2军政治部主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空军政治学校校长，空4军政委。文革期间受迫害、关押、劳动达6年之久。1975年平反，任沈阳军区空军副政委，1978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二乡师因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办，广大革命师生有的奔赴延安，有的在当地参加了抗日武装，有的参加了党的地下活动。二乡师把抗日的火种撒向整个胶东地区乃至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输送了大批人才。此后，胶东公学接过了二乡师扎根基础教育、民众教育以及宣传抗日救亡的大旗。胶东公学发展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县建校之初到1939年停办是学校的草创时期。从1939年停办到1942年秋冬之际，是学校停滞、恢复、在困苦中艰苦坚守时期。从1942年秋冬之交李芸生接任校长后是正规化建设时期，学校的建设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成为一所新型的有时代特色的学校。胶东公学设立社会科、普通科和师范科，主要培养革命干部和中小学师资。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培养了6200多名毕业生，他们大部分成为根据地的革命干部，少部分进入文化教育机构。胶东公学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创办较早、培养学生较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胶东公学1938年8月创办于黄县(今龙口市)，系中共胶东特委为培养大批适应抗日战争和根据地需要的人才而创办的。1938年4月中共胶东特委在牟平马石村召开会议，决定建立胶东公学，其宗旨是“实施抗战教育，培养抗战人才”。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派赵野民在黄县县立中学旧址筹建胶东公学，并召开了第一次座谈会商讨筹备事宜。参加座谈会的有：赵容竹(原黄县县立中学校长)、李希珙(北平大学农学院毕业)、李国屏(北海专署教育科科长)、赵野民(威海公学教师)、迟剑敏(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王光生(崇实学院小学部校长)、罗竹风(掖县三支队)等人。1938年8月胶东公学正式开学，校长由北海行政督察专员曹漫之兼任，赵野民为专职副校长，袁志刚任教导主任，常溪萍任总务主任，宫维桢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张秀珩任女生指导员。胶东公学设立社会科、普通科和师范科，第一期共招学生250人。
胶东公学创办于抗日战争时期，几经迁址、合并，不断发展壮大。1938年9月学校的党组织是中共胶东公学特别支部，梁辑卿为特支书记，宫维桢、常溪萍、赵野民为特支委员。党的组织活动不对外公开。1938年12月蓬莱县抗日中学并入胶东公学，在校学生人数大增。中共胶东特委改称中共胶东区委，胶东公学特支隶属中共胶东区委。1939年旧历年底，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掖县迁至胶东公学校园。2月，日军占领掖县县城后，黄县告急，中共胶东区委决定胶东公学、胶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在胶东公学校址合并。两校同时由黄县县城撤至山区根据地。1939年3月因时局紧张，胶东公学停办。社会班、师范班的学生多分配到党、政、群单位工作，普通班年龄较小的学生则动员回家。1940年3月原胶东公学部分教职员在掖县办短期师范，王纯任校长，招生二期，约200人。5月，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撤销蓬(莱)黄(县)联中和招掖联中，恢复胶东公学。12月，在掖县师范的基础上恢复了胶东公学。1941年2月胶东区委任命校长赵野民兼任教导主任，王纯任指导科长，迟剑敏任教育科长，辛紫上任总务主任。1941—1942年，胶东公学常驻掖县尹家、仓上、单山、潘家、崔家一带。3月，指导科长王纯率教员10多人到栖黄交界的山区开办胶东公学北海分班。胶东公学本校和北海分班同时油印出版了校刊《胶公生活》和《胶公生活北海分班版》。1941年8月胶东公学本校师生越过多重日伪军封锁线，与北海分班会合，东迁至胶东抗日根据地中心区。1941年9月胶东公学移驻牟海县、牙前县交界的凤凰崖、涝口一带，招新生200余人。教师队伍得到进一步充实。胶东各地中学师资匮乏，胶东公学担负起培训中学教师的任务。不久，形势恶化，学校被迫迁离中心区。12月，局势稳定后，胶东公学迁回凤凰崖、涝口一带。学校规模扩大，招生300多人。1942年1月胶东公学转移到文登、荣成两县的滨海地区，以小队(学习小组)的形式分散学习生活。学校领导和教师分工到各小组指导和教学。学校办起了民众夜校。1942年1—7月是胶东公学师生与日伪展开“扫荡”与“反扫荡”时期。年初胶东公学师生由掖、黄一带长途行军至文登一带，实行分散住宿，集中几个点上课。5月，又回到凤凰崖、涝口一带。1942年9月根据胶东行政主任公署的决定，胶东女子中学与胶东公学合并。行署教育处副处长李芸生任校长兼指导主任，赵野民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辛紫上任总务主任。学校建立党总支，李芸生任总支书记。1942年11—12月，日寇实行冬季“拉网”扫荡，学校东移至文登、荣成两县边区，分散在东西五、六十里，南北四、五十里的范围内。自1943年3月始，胶东公学师生集合于牟海县珠塂、峒岭、徐家、宫家、南口村一带，驻地相对固定，教学工作得以稳定持续开展。1943年3月为了加强教学工作，学校将牟海县峒岭小学作为胶东公学附属实验小学。由迟欣圃任校长，冷棘任教务主任，刘日新任总务主任。1943年7月胶东公学根据胶东行政主任公署文件《关于增添中学和扩大中学招生的决定》招收新生，在牟海县珠塂村进行了正式书面考试，共招新生两个班100余人。1943年8月胶东公学集中到峒岭村和徐家村一带，学校扩大招生，在校生16个班，800余人，学校的教学秩序逐步走上正规。12月，胶东公学改称“山东省立胶东公学”。 1944年2月胶东公学根据胶东行政主任公署指示和根据地相对稳定的形势，部署了全年教学等工作，要求教学工作向正规化方向发展，要求教师通过教学与实践，创造出一套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1944年夏秋，海阳中学奉命并入胶东公学，改处为科，设组织科、教务科、总务科。原海阳中学校长孙川四任组织科长，主持学校工作。萧道军任总支书记并代理组织科工作，于达任教务科长，吴鹍图任总务科长。在校学生8个班900余人。1945年2月胶东行政公署任命姜守迁为胶东公学校长。1945年3月胶东公学奉命派30多名师生到旧莱阳中学和十一联合中学进行改组工作。4月，胶东公学在海阳县发城村招收新生。全校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男生开荒地，女生纺棉线月胶东公学移设烟台，并将东山中学、烟台师范合并在内，改称“山东省立胶东公学总校”(师范学校改称总校师范部)。19日，在原东山中学校址举行合组典礼。总校仍由姜守迁任校长，王本贤任副校长，曲力任指导主任，王慕韩任总务主任，朱泽甫兼任师范部主任，张桥任师范部教务主任，王学颜任师范部指导主任。在莱东县南务村设“山东省胶东公学分校”。刘维之任分校校长，夏嘉任教务主任，吴鹍图任总务主任。4月，山东省胶东公学总校师范部和分校分别开办小学教师短训班。
胶东公学创办于抗日战争时期，服务于抗战需要。1941年10月胶东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曹漫之到校了解情况，并提出：学生必须把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强战争观念，加强群众观念，团结知识分子。1942年8月胶东公学抗日救国会成立。宫策任主任，并代表学生抗日救国会列席参加校务会议。1943年4月胶东公学根据胶东行政主任公署指示，建立新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李芸生任主任，各处负责人参加，并吸收教师抗日救国会和学生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参加。凡属学校的重大教学与行政问题，都要提交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1944年5月山东省战时行动委员会派工作组到胶东公学检查工作，提出两点要求：要同心协力把抗战教育办好；在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方面要有所创新，使学校向正规化方向发展。1944年夏秋之间，为迎接抗战胜利，胶东公学给高年级学生陆续分配了工作。1945年5月胶东公学组织师生300多人参军、参政和参加新区的各项工作，做好接收城市的准备。1945年7月为团结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新改组的旧莱阳中学和十一联合中学的广大师生，胶东公学改称胶东区莱阳中学。任命旧莱阳中学副校长宋景周为校长，马少波为副校长，罗竹风为教务主任，萧道军为总支书记兼副指导主任，吴鹍图为总务主任。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学校在海阳县发城村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9月，学校迁到莱阳县红土崖村、南务村。为了争取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胶东区莱阳中学恢复原名称胶东公学。学校设立校长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党的组织设有总支委员会，王本贤任总支书记。
1945年9月胶东行政公署公布《胶东区中等教育暂行规程(草案)》，明确指出：“培养大批的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丰富的科学知识、为人民服务的有劳动观念的人才参加建国工作。”
学校依据《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提出胶东公学的办学目标：对学生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劳动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力求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校内分社会、师范和普通三科。社会科以培养干部为主，师范科培养小学师资，普通科相当于中学，学员年龄较小。
胶东公学在办学初期是短训班性质的。1938年的胶东公学，规定社会科和师范科4个月毕业，普通科半年毕业，根据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社会科和师范科学习3个月提前毕业。1942年8月，胶东行署为克服过去中等学校学制极不统一的现象，提高中等学校教学质量，决定重新修订学制：社会科、师范科、普通科一律定为初级3年、高级3年；拟订了中学、师范课程设置标准。但是，由于处在战争环境下，学校流动性大，胶东公学在不同时期学制仍不能完全一致，学制一般是1—3年。
1943年以前，胶东公学的课程内容以政治教育(包括抗战教育、教育、劳动教育、政治时事教育等)为中心，同时开设一部分文化课程。社会科和师范科与陕北公学大致相同，师范科不设英语，但增加了《新教育学概论》及《教育学》两门课。
学校驻牟海县峒岭时期(1943—1944)，教学环境比较稳定，课程设置比较完备。学校开设了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的文化课，但政治教育仍占相当大的比重。1942年8月，胶东行署重新拟定中学、师范课程标准。学校按新标准编选教材。初级普通科课程设置是：一年级文化课有国语、数学、历史、生理、军事、美术、音乐、新文字等8门，上下学期每周各19课时，占上课总时数的80%；政治课有社会科学、政治报告两门，上下学期每周各5课时，占总课时数的20%。二年级文化课有国语、数学、地理、化学、生物、军事、美术、音乐、英语等9门，上下学期每周各19课时，占总课时数的80%；政治课有社会科学、政治报告两门，上下学期每周各5课时，占总课时数的20%。但在战争年代，这种课程的设置并没有完全执行。
师生基本上没有现成的课本。各科教师和教务处自选自编教材，交给学校出版队刻蜡纸油印、装订成册。有时时间紧，只好印一份发一份。现印、现发、现教的现象经常发生。受物质条件所限，蜡纸、油墨、纸张都是从敌占区获得的，油墨、纸张颜色不一，印出来的讲义，字迹不清楚。上课时，要先校对讲义。学生拿到讲义后折叠好，日积月累，便可装订成一本厚厚的红、绿、黄、蓝，五彩缤纷的教科书。
学校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不多，文化课教材只有依靠师生想办法搜集。有的学生回家把抗战前中学时期的数、理、化和语文课本找来；有的到敌占区通过关系搜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出版的各种课本，从中选编、改编成教材；师生做工作时，偶尔也能从群众家中发现初、高中课本。教材问题就是通过这些途径解决的。
政治课教材则完全靠教师自己编写。政治课的主要内容是讲授抗战道理，配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教师一方面要选读和参考有关书籍以及报刊上的文章，一方面还要结合现实斗争编写讲义。有时编写不及时，教师就采取一面讲，学生一面作笔记的方式解决。
胶东公学集中了一批高水平的教师。教师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原二乡师的师生，如阎仲容、姜守迁、郑铭石等；二是从部队抽调来的大学本科毕业的干部、战士(许多在部队任指导员、政委等职)，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毕业的教员就有20多人；三是本地区有丰富教学经验和良好文化修养的教师，如苏振民、王卓青、孙步唐、于大申、李同聚、丛鹤丹、杜纯德、王骥、孙虚谷、田少伯等；四是由北海专署等机关干部兼任，曹漫之、罗竹风、李国屏、胡亦农、张秀珩、迟剑敏等，都曾经亲自给胶东公学的学生上过课。
胶东公学初期不公开招生，学生都是经地下党组织和各级县委及已经公开的抗日救国会介绍入学的。1943年以后，一方面抗战形势逐渐趋稳，另一方面为了与日伪占领区和占领区争夺青年学生，学校在报纸上刊登招生广告，吸引他们到根据地读书。随着学校招生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学生入学条件逐渐放宽。
胶东公学在办学之初招收了两届学员，第一批250人，第二批120多人。这两批学员都属短训班性质，目标是培养抗日党政干部。1938年12月，设在蓬莱的抗日中学并入胶东公学，学校人数大增。1939年1月，胶东公学撤离黄县城时，所招一、二期学员结业，大多分配到党、政、军及部门工作，任教员的不到师范科总数的15%。毕业生中党员占25%，民先队员占40%。1941年4月，胶东公学和北海分班各招六、七十人，共140余人。胶东公学从建校到1941年9月东迁山区根据地，共有515人毕业。1942—1948年初，胶东公学的学生有数批集体参军、参政，绝大多数毕业生分配到党、政、军、群组织，一部分分配到文化教育机构。
胶东公学的教学按“一切服从战争”的原则，贯彻“教育与实际相结合”、“学校与社会相结合”，即教育与战争、生产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按“学做合一”的方式进行教学。
教学内容主要是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常识及音乐、美术等。在各科教学中，以一切围绕抗战，一切服务抗战为取舍标准。
胶东公学的语文教学，除汉语基础知识部分，选编文章内容要体现发扬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体恤下层大众疾苦，歌颂为革命、为人民英勇奋斗的英雄人物。胶东公学北海分班王纯老师的语文教学与抗日战争、革命气节教育相结合。他选编的课文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抗日战争中英雄人物实例，二是等中共领导人的文章，三是根据地报刊的文章选摘。历史教学以抵抗强敌入侵，反抗压迫的历史内容为重点。
胶东公学的数学教学着重实用数学的讲授。教师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实例，把数学知识生活化、实用化。当地征收公粮实行“累进率”计算法。每户应缴的公粮，要按该户的土地亩数、土地级别和人口多少计算出人均应缴粮食数量，再按规定的“税率”征收公粮。教师带领学生帮助区、村干部进行计算。学生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了基本的数学知识。
因地制宜开展体育教学。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处于战争环境中的胶东公学，体育教学既无场地，又无器材。体育课主要是利用河滩、村民场院等空地教学体操以及用自制简易的篮球架，组织学员打篮球等。有时驻地靠近海边或河边，利用体育课和午间教学游泳。形势稳定时，各队(班)驻地比较集中，学校就发动师生，利用废弃草地、河滩、山坡等空地，修建简易操场，进行军事体育教学。
充分发挥音乐、美术的政治思想宣传作用。在音乐、美术课的教学中，政治内容贯穿于艺术娱乐中，反侵略、反奴役成为音乐、美术表现的主题，以此激发学生抗日的革命激情，鼓舞人们的斗志。音乐艺术教学，除讲授简单的基础知识外，主要是培养文艺骨干，在根据地开展抗日救国的文艺宣传活动。在有关教师的组织指导和文艺骨干的带动下，各队(班)都开展了抗战歌曲的教唱、比赛和绘画宣传活动。每逢节假日，学校都组织文艺会演，向驻地群众宣传抗日。全校性的文艺会演都会吸引周围几个村庄的村民观看。
校有业余剧团，队(班)有剧组。他们经常利用节假日和晚间，向附近村庄的农民宣传抗日，有时还到敌占区进行宣传活动。形势紧张时，找块空地就地演出；形势缓和时，就自筑舞台(土台子)。节目短小精悍，大多是师生自己创作，自编自演。
美术课主要是练习绘画，举办抗日题材的画展。这些音乐、美术、戏剧活动，既影响了群众，教育了自己，又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文艺人才。
政治课是一门主要课程。其内容涉及中国革命问题、国际国内时事形势、青年学生的思想修养等等。中国革命问题是政治课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任务、领导问题，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教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学生的接受能力有选择地教授这些内容。
学校的教学场所不固定，从一般的课堂(山岗、沙滩、野外、树下等)到村里的院落、炕头；教学内容从书本知识延伸到对敌斗争、生产劳动等等，形成了适应战争形势的教学方法。
第一，集中教学与分散教学相结合。学校有时在附近的一、两个村子里，有时分散在若干个村子，不可能一律按一般的班级教学形式进行。教学内容，有的需要系统地、循序渐进地实施教学；有的需要随时随地、随情况变化实施教学；有的需要统一讲授，以便统一思想认识。当对敌斗争较为缓和安定时，尽可能实行班级教学形式；在对敌斗争紧急、形势恶化、学校进行大疏散时，就需要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教学，由教师巡回辅导学生学习。
第二，听课与座谈讨论相结合。这是对和平时期的中学教学、学习方法的一大改革。讨论中民主气氛很浓，参加者畅所欲言，取长补短，学生非常欢迎。
第三，教师课堂教学与政治工作人员课后指导相结合。学校采取课堂上有授课教师，课余时间有政治指导员指导学生生活的独特教学方式。政治指导员和学生一起听老师讲课，下课后陪同学生一起温习功课、做作业。指导员在各种场合指导学生活动，又常把实际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与教师讲授的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和政治觉悟。
第四，传授文化科学知识与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传授文化科学知识时，强调学以致用，侧重它的实用性；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时，强调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学生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参加对敌斗争、生产劳动、发动组织群众等活动，既是锻炼工作能力的有利条件，也是获得真知的源泉。
在教学原则上，强调掌握运用：一是由近及远。从当地的问题，扩展到外地，到更远的五湖四海；从现今的事件追溯到过去，到更远的古代。二是由直观到抽象。把直观感受到的问题，归纳为系统的理论高度。三是由已知到未知。在反“扫荡”中，历史教师就先讲“卢沟桥事变”，进而追述日本侵华史。地理课老师先讲学校驻地的地理位置，从胶东的地理讲到山东，讲到全国，乃至世界。
1941年，胶东行署联合办事处根据延安提出实行抗战教育的政策，颁布了《胶东战时中等学校暂行规程》，规定：中等学校教育要依据之革命精神，抗战纲领之基本原则，适应抗战需要，以培植抗战建国人才，推行新民主主义教育为宗旨，贯彻“教育与实践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的方针。
受战争环境的影响，学校的德育内容较多地体现为战时的思想政治动员与组织，其内容、形式、方法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需要进行的。
第一，了解大势。使学生了解当时国际国内政治斗争力量、军事力量对比和变化，了解党的政策和策略。第二，认清敌我。使学生明确认识日本侵华势力及汉奸是我们的敌人，一切爱国者和同情我们的人是我们的朋友。第三，明确目标。使学生懂得驱逐日本侵华势力出中国，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第四，进行时事政策教育。为了加深对学生的抗战时事政策的教育，学校同时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学校设有《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时事教育》等课程。
除课堂教学外，学校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学校组织学生轮流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和土改工作队；请贫雇农忆苦思甜，进行阶级教育等等。学生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增强了阶级观念，受到了实际锻炼。
在政治课中，从理论上讲明艰苦奋斗是一切事业成功之本的道理。学校选取了古今中外的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名言来启迪学生。
学校建校初期，没有专设劳动课，只是通过政治教育课或工作课进行劳动教育，通过批评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思想，教育学生树立劳动至上的观念。
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坚持做群众工作，依靠群众参加反“扫荡”，是胶东公学师生们共同上的必修课。这可以培养师生的劳动观念、群众观念、战争观念。每天下课后，学生要抽出一定时间做群众工作，除宣传抗战救国道理和国内外形势外，主要帮助驻地群众担水、扫院子、锄草，女学生帮助房东推磨、轧碾。
在春种、麦收、秋种等时节，学校都适时停课，分别在驻地参加劳动。学生来自各个阶层，有不少是敌占区及军占领区的城市和农村的知识青年，虽然家庭生活比较优裕，但都能自觉参加。
学生主要来自农村，年龄大者不过十八、九岁，小者只有十四、五岁。他们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要求和抗战热情，但人生观还不成熟，思想常受外界的影响而波动。在战争环境下，这种情况非常致命。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在于随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化解学生的思想顾虑，使学生保持旺盛的斗志，勤奋学习，逐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学校与胶东女子中学合并后，设立指导处，主管政治思想工作。指导处配备指导员若干人，各中队、分队(分班)配备指导员。有较长指导员工作经历的教师有杨文玉、展堂、王少林、徐彬、臧爱伦、阚敬一等人。中队长、分队长是在学生中产生的，形成了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
2.充分发挥支部的作用和人的带头作用，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保证，也是搞好教学工作，完成教学任务的保证。学校在与胶东女子中学合并后，随着学生的增多与学校规模的扩大，学校党总支下设了若干个支部，并规定：围绕教学任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当时党员数量约占学生总数的15—20%；每个分队(班)有一个党小组，2—3个分队设一个支部；严格执行党的小组会、支部会和教育党员的制度。
3.学生救国会、胶东青抗联、胶东学联等学生组织的成立，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途径。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他们组织工作队参加群众运动；组织文娱宣传队同军队结合深入敌占区演出等等。
第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联系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学校教学工作的实际、学生思想和生活的实际等等，使学生能用所学的知识分析和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组织发动全校教职员工以及学生组织和学生积极分子，人人都做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在反“扫荡”斗争中，广大师生在群众的掩护下，一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使学生真正体会到和群众之间的“鱼水之情”。党员小组生活会、学生组织的小组生活会已形成制度，定期汇报个人思想。首先进行自我检讨，然后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践证明，这对学生陶冶情操，培养组织纪律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