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代史研究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或者说是非常著名的名人名言。即法国皇帝拿破仑在战败后流放圣赫勒拿岛时，对近代中国作出的一个评价：
中国是沉睡雄狮这一说法，尤其是出自拿破仑之口，对积贫积弱、屡遭外侮的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剂振奋人心的强心针，对民族自信心有很强的鼓舞作用，导致了上面这句名言的广为传播。
然而，没有任何史籍记载证明，拿破仑当年曾说过中国是睡狮这样一句话。一般认为，拿破仑对中国的论断，都是出自其私人医生的回忆录《来自圣赫勒拿岛之声》一书，但书中也没有任何关于“睡狮”的说法。
实际上，近代中国“睡”着了的概念，最早是出自一名中国人。后来这个观点被传播和附会，而出现了上面这句拿破仑的所谓“名言”。
提出中国“沉睡”概念的，还是我们先前提到的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曾纪泽作为清国驻英法外交大使，曾用在西文报刊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成为了中国睡狮概念的滥觞。
曾纪泽作此文章的初衷，并非是为了激发民族自信心。实际上，这篇文章最早是用英文写的，后来才被译成中文传回国内。
曾纪泽是继郭嵩焘之后，大清派出外国的第二位驻外大使，他也面临着一个同样尴尬的处境——清朝闭关锁国多年，现代外交才刚刚起步。中国不了解世界，世界也不了解中国，但中国当时的贫穷和落后，却是人所共知的。
因此，当时西方有一个论调，认为“中国虽疆宇广阔，外无异国蚕食，内无土寇鸱张，然其中实有溃败决裂之象，不过略迟而已。”
曾纪泽写《中国先睡后醒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这种刻板印象，试图建立中国的威信，使洋人不再如此轻视中国。由于中国之落后，并非一时可以改变，因此曾纪泽将中国之后进，比喻为人之酣睡。
曾纪泽谈到，中国这种沉睡，虽暂无性命之忧，但却是非常危险的。“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但幸运的是，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在圆明园的一把大火，已经让中国人渐渐苏醒。
得知西方工业革命日新月异，而我却懵然无知后，中国也开始知耻而后勇，大力开展洋务运动，发展经济和军事。如此看来，火烧圆明园的学费，“失此而长一见识”，也“不得谓之太贵”了。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曾纪泽还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向他们解释不必为“中国先睡后醒”而担心。因为“中国从古至今，只为自守之国，向无侵伐外国之意，有史书可证。”表明中国虽然自强，但却绝对没有称霸的野心，外国人无需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过于担忧。
最后，曾纪泽提出了清政府在当时应该做好的三件事：第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第二，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第三，重修合约。
曾纪泽此文，可谓是极有先见之明，提出的几点措施，均为清知府当时应当首要解决的问题。因为清朝历来忽视寄居外国的华人华侨，认为他们不服王化，对近代国家的外交关系，也不甚明了，还沉浸在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幻梦中。若不解决好这些问题，外国人终会对中国以野蛮人视之。
然而，曾纪泽对大清的洋务运动抱有过高的期望，清法战争和清日战争的惨败，也证明了大清根本未曾醒来，仍在沉睡之中。
不过，大清虽一睡不起，径直走向了灭亡的命运。但“中国先睡后醒”，却是曾纪泽精准的预言和论断。大清虽亡，但华夏未倾，百年的苦难，确实唤醒了中国这一沉睡的巨人。如今得以崛起，重新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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