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只是一瞬间，有些时候却显得很长。人的死亡或长或短，但结局都一样。无论伟人、名人、凡人、罪人，都是黄土一捧，化入大地。静默无语，任人评说。
这个清明，每日人物去“中国的阿灵顿”——八宝山革命公墓，采集了一些别样的故事。
195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将距离复兴门十公里的护国寺改建成公墓，取名北京市革命公墓。1970年，改名八宝山革命公墓。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正门进去，左边是二墓区，右边是三墓区。二墓区较深，三墓区较近，又紧挨着大门口的行人通道。因此，一般人进去都会朝右走。他们看到的第一座墓，往往是满学家、历史学家金毓黻的墓。
他1887年出生于一个塾师家庭，22岁时，清末遗老郑孝胥来沈阳（当时称为奉天）小河沿消遣游玩，兴之所至，写诗点评“北俗虽豪缺风雅，麕集屠沽作都会”。这极大地刺激了金毓黻，他愤怒地回击，“鄙视辽人之意溢于词表”是“拘于方隅之见”。
从此，他立志效法汉末三贤，“适彼乐土，爰得我所”，开发研究东北文化。数十年后，金毓黻出版了《东北文献征略》、《奉天通志》、《辽海丛书》、《渤海国志长编》、《东北通史》、《宋辽金史》等，成为著名历史学家，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获得“书生半百命 辽海五千年”的赞誉。
顺着小径往北走，很容易被一座气派的合葬墓吸引。墓志铭是八个大字：“一生奋斗，一生清白”。
舒自清是浙江人，靠自学18岁便成为英国义茂利会计事务所最年轻的审计师，1937年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接受组织安排，担任广大华行（华润公司前身之一）副总经理，为中共输送情报、物资和经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贸易通道断绝，进口货行情大涨，舒自清通过丰厚的贿赂结交要员。他租用豪华公寓办酒会、打桥牌、跳舞，与“四大家族”的人混在一起，刺探情报，寻找商机。1945年，舒自清来到美国筹办分公司，很快打入主流商界，与摩根、杜邦等大公司做生意。他将第一批西药运回国内，不到一周便赚得10万美金，而后又向美国出口大豆、桐油、肠衣等中国特产，人称“华尔街上的红色大亨”。
改革开放后，国务院对舒自清在建立特区、引进外资等方面提出的意见非常重视，让他担任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是：中国加入WTO。
在这里安息的逝者，也个个都有丰富精彩的人生故事。如右下角这位百岁红军邱南章，曾任周恩来警卫员，护送周恩来去西安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亲身经历张国焘叛逃、抗战中的长沙大火等历史事件。晚年经过口述回忆，留下大批珍贵资料。
名人的墓大都经过精心设计，反映墓主的生平特点、人生轨迹和生前的自我评价。比如老舍墓。
67年的生命里，老舍写下诸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多达800多万字。
1938年，老舍加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曾说，“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鲜血洒在纸上。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1966年，老舍自投太平湖。墓的地平面做成了水波的形状。墓中没有骨灰，放的是老舍的眼镜和钢笔。
大部分墓都是历史悠久，但路边一座样式新颖的黑色墓碑很能吸引注意力。墓主是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2012年去世。
陈强生前在歌剧《白毛女》中扮演恶霸地主黄世仁，在影片《红色娘子军》中饰演南霸天，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反派演员受到的是和正派演员截然不同的待遇。解放战争时期，有一次在部队演出《白毛女》，最后一幕是黄世仁跪在台上接受人民的审判，一片叫骂喊打声中，台下有个战士，拔出枪就准备朝舞台上的“黄世仁”射击，幸亏旁边的班长眼疾手快，一把抱住。
后来，陈强自己在电视节目中说，“如果，那就没有陈佩斯了。”
陈佩斯还小的时候，陈强带着他去文艺单位考演员，对方认出了这位“大反派”，就让他带着儿子回去，“我们主要是挑选正一号的演员”；后来陈佩斯又去八一厂面试，等了大半年才被接纳。
郑律成出生于全罗南道光州（今韩国），他的三个哥哥先后为朝鲜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
1933年，年仅15岁的郑律成随着一批进步的朝鲜青年来到中国，一边从事革命活动，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声乐、钢琴和小提琴。4年后他投奔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在《黄河大合唱》的影响下，他写成《八路军大合唱》，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外，朝鲜军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也出自他的手。
陈波儿是广东人，7岁求学厦门，少年、青年时曾游学香港、上海，并东渡日本，肄业于复旦大学、中国艺术大学。
那时，陕北延安成为全国进步青年心目中的革命圣地，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突破的层层封锁来到延安，陈波儿也是其中之一，她和胡朋、石联星、于蓝、李丽莲这几位演艺明星，因相貌姣好、身材曼妙，被称为“五朵金花”。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波儿奔走各地演出《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同志你走错了路》等抗日剧目。她还追随宋庆龄、何香凝、鲁迅、蔡元培、周恩来、郭沫若等人，致力于爱国活动，与史良、沈兹九等人率先成立全国最早抗亡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组织救亡演出队。1951年不幸突发心脏病，病逝于上海。
参加“二.二八”起义后，台湾青年纪朝钦为了躲避政府的迫害，匆忙逃往大陆，甚至没来得及和女友告别。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
女友出身显赫、家境宽裕，身边不乏追求者，但20多年来，她数次远渡日本、美国，企图寻找纪朝钦，直到38岁结婚，也未能和纪朝钦团聚。上世纪80年代，两岸开放探亲政策后，两人才联系上，彼时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纪朝钦是2007年电影《云水谣》的人物原型之一。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纪朝钦是和老伴一起去的。他并没有心脏病，却带了速效救心丸。
八宝山公墓伫立着各种形态各异的纪念碑。其中有一座“征服贡嘎山遇难烈士纪念碑”。
1957年5月，刚组建不久的中国登山队首次独立攀登7000米以上的雪山，就选择了四川的贡嘎山。年轻的中国登山运动没有经验。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虽比珠峰低，但攀登难度远远超过珠峰，登山死亡率是后者的4倍。17名成员最后只回来了13名。
当队员们正在向海拔 5400米高度攀登时，要穿越一段雪槽。一股冰雪冒起，一声轰响，一场中型雪崩发生了，千百吨的冰雪倾泻下来，队员们被冰雪裹在一起顺着雪崩的冲击力在山坡滚动，瞬间滑下了 200多米。北京大学气象助教丁行友被雪崩埋得太深，被救出来时已经窒息身亡。
登顶成功后，师秀、彭仲穆、国德存三名队员下山时，在海拔 7000米左右高度最陡的一段冰坡上滑坠，摔下几千米深的山涧牺牲。
新中国成立初期，成功登顶贡嘎山，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贺龙亲自接见了牺牲运动员的亲属，他握着丁行友父亲的手说，“可惜我的娃儿年龄还小，还不能像你那样把他贡献给国家”。
师秀的儿子说，很多年里他都被科幻故事中关于“速冻人”的故事吸引，幻想着沉睡在高山冰雪中的父亲有朝一日会出现在他面前，而且不会变老，永远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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