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后，我回到师大一附中，马上对同学们都看不惯。张君满为什么要梳一个小分头？常大林为什么要穿一双黑皮鞋？杨德新为什么要围着一条大围脖？施安惕为什么总要在小辫上系一个蝴蝶结？吴娅为什么要抹那么多雪花膏？我觉得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缺少我们家乡农民的朴实。
头发长了，我毫不犹豫地剃了一个光头，因为我敬爱的二叔就是光头，村里很多当年的八路军也都是光头。我故意穿得很破，因为二叔就穿得很破，村里很多当年的八路军也都穿得很破。我还故意说脏话，因为老家的农民包括许多当年的八路军老兵都说。我故意不穿五眼儿布鞋，因为农民们也都不穿。
我对农村老家的思念被母亲发现了，她温和地劝我：“你这么想老家很可笑。如果真的让你回到农村，永远待在农村，乡亲们还能对你那么热情吗？现在有谁愿意在农村待啊？你奶奶和二叔都希望你在北京上学，将来才有出息。你要回农村真的整天和他们待在一起，他们也决不会同意的，而且你的那些小朋友们也会瞧不起你。”
我细想一下，觉得妈妈说得也对。乡亲们对我这样好，是因为我是从首都北京来的，而且父母是大官儿。
母亲可能意识到给我的温暖太少了，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对我比较关心，时不时会把我叫到北屋，跟我说说话。随着时间流逝，老家的影子渐渐模糊，我的情绪又渐渐恢复了正常。可我并没有忘记老家，我的心灵深处，总是给它留着一个小小的角落。
我永远也忘不了亲爱的奶奶。当父亲凶神恶煞般打我的时候，她敢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父亲凶猛的拳头和巴掌，不怕被父亲打倒在地……回到老家，她也对我尽量照顾，并通过各种渠道为我说好话，劝父亲对我好一点儿。
大约一九六三年初，我买了一个新的大本子，专门摘抄英雄格言和喜欢的警句。其中很多现在还能记住。如：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哲学使人深刻，数学使人周密，逻辑学使人善辩。(培根)
我觉得这本子上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个人标志。国有国徽，军有军徽，团有团徽，队有队徽，海盗有海盗徽，我马清波也应该有自己的马清波徽。
我在纸上设计了很多图案，花费了不少白纸，最后终于画好了：一个骷髅头，象征着坚强，我在小学有和骷髅头睡觉的光荣历史；一个镰刀斧头，象征着革命；两把短刀，象征着武力；两棵玉米，象征着我的故乡、质朴的农村。
设计好后，我把它正式画在自己这个抄满各种语录的大本子的第一页，还把它画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
农村对我来说是美丽的、神秘的、戎马硝烟的和诞生了无数悲壮故事的梦幻地方。我的个人徽标里有农村的标志。
那时有关八路军、解放军的书多得数不清，我每看一本都激动不已。但自从初二读了《军校学生的幸福》以及《红肩章》后，大大地刺激了我想当一名职业军人的愿望。觉得军人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神圣、最壮烈、最有意思的职业；军人生活充满传奇色彩，有大苦大难，光荣而勇武，备受人尊敬。
初中小孩儿都很轻信，电影和书里说什么信什么。我当时最大的奢望就是当兵，而耻于做大学教授，耻于当《华威先生》里那样的文人。我觉得文人酸，华而不实，甚至把文人等同于伪君子。
记得初中语文课本里节选了母亲《青春之歌》的一段《林道静在狱中》，我真怕语文老师讲这一课。如果母亲写一篇女八路的文章，那多棒，和革命军人连在一起我感到光荣。可偏偏她写的是一个北京城里的小知识分子，这让我感到很有些没面子。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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