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化學者余秋雨日前於甘肅省武威市舉行的「涼州文化論壇」上作了題為《涼州文化和中國文脈》的主旨演講。余秋雨表示，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文明都過早走向衰敗，唯有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綿延至今，其根源在於中華文化在發展中的不斷自我優化。而在這優化的過程中，誕生、發展、壯大於武威的涼州文化起到了關鍵作用，可以說，涼州文化以主角的身份，帶來了氣勢恢宏的中華文化，是重要的穴位與樞紐，而今，得益於國家「一帶一路」倡議，涼州文化煥發新生登上前台。■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剛
余秋雨說，文化是人的生態環境與痕跡，是人類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體，歐洲著名學者榮格說，這些共同的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最後都沉澱為集體人格，梁啟超和魯迅亦稱之為國民性。「就像看似平靜的人體表面，按下去卻是一個重要的穴位，是人體的關鍵樞紐所在，這便是涼州文化。」
余秋雨認為，說起中華文化，多講諸子百家，但僅僅靠諸子百家建不起偉大的唐朝，其輝煌於秦、漢亦已不復如初，因為諸子對空間的把握過小，缺少窺探遙遠的掌控力，也缺少執行力和指揮力，更為通俗地說，是缺少一種「馬背上的雄風」。中華文化的優化需要新哲學，需要尋找與外來文明對話的可能性。
被學界公推為「人類文明第一通道」的河西走廊應運而生，漢武帝、霍去病用英雄的馬蹄開拓出的通道，恰如其分地附合了中華文明生態優化和保持的規則，而後的移民屯墾將農耕文明帶到了祁連山下，先進生產技術帶來的提升，使得通道不再荒蕪。唐朝克服了諸子百家的不足，駐紮長安的七十多個國外使團、三萬餘名留學生，以及通用的外國貨幣，如此國際化的都市是諸子百家難以想像的。
而當中原戰亂時，大批的學者又來到涼州，將中華文化帶到了交流優化的通道口，發揚光大，待時機成熟，再反哺回輸中原。因此，陳寅恪坦言，中原大亂時，是涼州保存了中原文化。「通道負載中原最優秀的文化，一頭是儒（學），一頭是佛（教），涼州變得極為傳奇，成為神聖的都市。」余秋雨說。
他表示，佛教八宗之祖、中國佛經四大翻譯家之首鳩摩羅什在涼州十七年，成為佛教東漸的橋樑式人物，他在涼州精通了漢語，一肩挑起數種文化，其功績不僅僅是佛經翻譯，更是佛教詞彙的裁定和哲學的創造，才使得唐宋佛教有了高起點。同樣是涼州，佛教與藝術相連，中國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形成的佛教造像藝術以不變的生態流傳至今，作為大佛學家與大藝術家的曇曜更是主持修造了後來的雲岡石窟，其成就足可媲美米開朗基羅。
余秋雨認為，涼州文化當今以及未來的發展中，需要認清、擺正涼州身份，以涼州話語推動涼州旅遊。
「涼州文化不講大話，傳播中需要青春話語、普通話語、電視話語、網絡話語，把深刻的學理編成淺顯易懂而又有魅力的語言，吸引遊客。同時，旅遊的結果是文化，但起頭一定是生態，這個生態包括空氣、環境，還包括美食、服務，要知道，總被欣賞，其質量也一定會提高，以涼州文化為靈魂的涼州旅遊也不例外。」余秋雨說。
武威，亦稱涼州，位於甘肅省中部、河西走廊東端，公元前121年，漢武帝派驃騎將軍霍去病遠征河西，擊敗匈奴，為彰其「武功軍威」而得名。隨絲綢之路的開通，武威以「通一線於廣漠，控五郡之咽喉」成為中國西北的軍政中心和區域性都市、中外商貿經濟和交通網絡中心、文化整合和民族匯聚中心。武威也是中國歷史上北方佛教的中心和佛教東漸的中轉站，被學術界譽為中古時期「具有全國意義上的三大據點之一」和十六國時代北方文化的中心，創造了「人煙撲地桑柘稠」的富庶和「五涼京華、河西都會」的輝煌。
在武威長期的歷史演進中，東西方文化廣泛交流，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交匯融合，各民族多元文化薈萃雜糅，匯成了氣象恢宏的涼州文化。以中國旅遊標誌「馬踏飛燕」、稀世珍寶西夏碑、「隴右學宮之冠」文廟、「石窟鼻祖」天梯山石窟、西藏納入中國版圖的歷史見證地白塔寺、鳩摩羅什舌舍利塔等珍貴歷史文化遺存為代表的漢唐文化、五涼文化、天馬文化、佛教文化、樂舞文化、邊塞文化、簡牘文化、石窟文化、賢孝文化等，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絢麗篇章，造就了武威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優秀旅遊城市」的品牌形象和獨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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