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语
从遗址看，这个被称为上京龙泉府的渤海国首都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30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10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完全是唐朝首府长安的格局和气派。
旅馆号称四星级，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小招待所。被告知街上的饮食千万不可随意吃，但旅馆的饮食也很难入口。凡肉类都炸成极硬的焦黑色，又炸得很慢，一等好半天，等出来了刚一尝便愁云满面。选来选去，只能吃一种被我们称作“埃食”的面饼充饥。
“人的生命由时间和空间组成。时间再怎么长，也就百来岁吧，延长余地不大，但空间就不一样了，伸缩的范围可以非常悬殊。因此，生命质量的落差，很大程度上与空间相关。”
在行走中洞察，在触摸中感悟，在跨越中思索，在烛照中叙述……从而交织形成了一系列以独特人文情怀，“导游”人类文明大空间大历史的睿智而优美的文字，由此开了“文化大散文”之先河。
本书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艺术本性：培根的定义；一种纯粹而孤立的创造；创造的说服力；艺术眼光：不是历史眼光；不是政治眼光；不是道德眼光；人生意识：人生况味；人生命题；哲理品格；未知和两难；集体深层心理；直觉；造型；象征：符号免征；寓言象征；实体象征；氛围象征；接受和参考：空筐结构；仪式结构；宏观的创造：创造适应；创造传统；创造未来。
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9.文化名人纵横谈——开坛（余秋雨总顾问）
几乎所有走进《开坛》的嘉宾，都不反对通俗，也不反对市场，更不反对大众化，其中不少人就直接高擎“为大众写作”的旗帜。他们忧虑的是精神生活已经被遵循为一种消费原则而成批量地生产，精神的高度和厚度被层层消解。没有了思考，只有消遣；没有了欣赏，只有宣泄；没有了阅读，只有影像，内心的感动和深度体验越来越少。
本书是余秋雨目前为止选篇容量最大，题材最广最齐全的选集，由余秋雨亲自选订，并作前言。大洋书城网上首发!
新版由原来的32开本改为正度16开，因为版本改大，阅读起来更清晰。正文用特种工艺蒙肯纸，双层封面，设计别致，书中还赠送余秋雨写的明信片，录杜甫诗：“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新版装帧更为典雅庄重，为华艺珍藏版图书。
这本书收录了我考察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十五年间写下的小部分文章。我的考察，路虽不少，但主要还是在寻找各大文明的“经络系统”和相关“穴位”，因此一路上所遇到的艰难是双重的：行旅的艰难和思考的艰难。
380755667发布于2007-04-20评论余秋雨先生是人们非常熟悉的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和散文作家。他的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世界艺术理论史、城市文化学、全球华文文化史。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艺术创造工程》等，倍受学术界推崇，他的散文集有《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秋雨散文》、《
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禧日记》和《千年一叹》，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反响，颇受读书界的欢迎和好评，在台湾文化界和出版界也引起了轰动，其作品发行量之大令人鼓舞。近年来，由于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余秋雨先生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新闻界和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和重磅明星。但是就在余秋雨声誉日盛的同时，各种批评和非议也接踵而至，并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现象业已成为当今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基于此，笔者试图对近几年来评论界之于余秋雨先生的各种批评做一巡视，以表达自己对余文的看法以及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建议。当然，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资料不全，加之第一次操作此类文体，漏洞和缺失在所难免，我衷心地期待读者和方家的批评指正。（顺便说一句，我写作这篇文章并非附庸风雅，实在是有话要说）
文学批评大多具有强烈的论辩色彩和主观倾向，这受制于批评者不同的个性教养、知识背景、阅读层次和年龄特征等。因而在进行具体批评的时候，有的表现为不切实际的吹捧和奉承，有的表现为针锋相对的驳斥和诘难，有的表现为肆无忌惮的谩骂和攻击，有的表现为实事求是的评价和研讨。所有这些，都在批评余秋雨散文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笔者将学界批评秋雨散文的声音粗略地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吹捧奉承型、驳斥诘难型、谩骂攻击型和评价研讨型。
冷成金在其论文《论余秋雨散文的价值取向》的内容摘要中对余文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原话是这样的：余秋雨散文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时代的使命感对传统文人的品格进行了深入的检索，对复杂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清醒的汰选，从可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可信因素；余秋雨散文在文化传统的深处立定，以其冷峻的理性和充沛的人文意识关注民族文化品格的重建，从而完成了对当代散文的一次重要超越。在本文的末尾他还写道：余秋雨的确是一位诗人，读其散文，正如吟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使我们思接古往今来和上下八方，使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个人的文化追求可能已经绝望，但文化的整体和谐、天道的运行规律仍然值得深深信赖。
著名作家沙叶新说，余秋雨是散文大家，《文化苦旅》是神品，是心底流出来的情致，是精致文化的代表作。楼肇明在《文化接轨的航程》中断言：余秋雨可能是本世纪末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同时也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孙绍振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撰文说：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出现以后，散文作为文学形式正在揭开历史的新篇章……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经典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先例：这么长的篇幅，这么丰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资料，这么巨大的知识容量，这么接近于学术论文的理性色彩又这么充满了睿智和情趣。
朱向前在《散文的散与文》中写道：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几乎是篇篇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和中国文人的集体痛苦感，再以个人生命的真体验和真性情浇铸成文字，举重若轻，力能扛鼎，不仅上承新文学散文之余绪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女散文家梅洁在读罢《文化苦旅》之后激动地赞曰：仰望中国散文的天空，应该说，还是星光灿烂！而先生的《文化苦旅》则是其中一条河系！这条河系里的每一颗星星都在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见《我读〈文化苦旅〉》）
余开伟的《余秋雨是否应该反思》《谁是文化杀手？》和《夏风秋雨愁煞人》可以说是三篇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其中，《余》文指出余秋雨教授没有反思和自省的勇气，却很有对批评者反击的勇气，把对他的批评上升到关系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的高度来看待。这样就只能导致作家自我感觉与客观实际的错位，无法超越自我，陷入自我膨胀和精神变异的困境。《谁》文认为余秋雨对待批评自己的文章应该处事不惊，心平气和，理智判断，科学分析，不能上纲上线，一概认之为文化杀手，将问题复杂化、白热化，这种做法只能造成文化领域更大的分裂、失控和混乱，恶化文化生态环境。
汤溢泽在《〈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一文中指出：《文》书现为部分读者的开胃品，不久即为读者的反胃货；余秋雨的《文》是借古典之物抒一己之情，托昔日之物以抒秋雨之志，再加上几段绞心的哀思；《文》外在是现代美文但其肢体则只是一味地舞弄古史，即是古史与现代美文的组装品。总之，《文》只停留在开垦中国古代文化或曰只对古代文明沉重吟唱的基点上，不但没有成为文化之峰，反而跌入了反胃的沟壑，是一本单调的散文集子。
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中指出，《文化苦旅》中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基调都是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排遣之用的故作通脱。说穿了，《文化苦旅》的精神实质就是一种毫无新意的感伤情调。另外，他还说余秋雨的散文创作是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的流水生产线。
王永飚在《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文在肯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后，批评《霜冷长河》只不过是展现了一个中年人的琐细、啰嗦、四平八稳以及值得赞赏的柔情和心肠，《霜》的问世不但预示着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终结，而且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无情地裸裎了余秋雨这种文化反思的失败，宣告了余秋雨所推崇的健全文化人格的实际破落。其理由是后文化苦旅时代的余秋雨什么专栏都写，什么晚会都参加……坠入了一种谈心说理的写作模式。
王强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这样批评余秋雨：一、余秋雨的学问放弃思想的创新而专注于玩弄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浮夸的语言阐述人所共知的常识；二、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弃了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化的生物；三、余秋雨与正常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他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四、《文化苦旅》是已被人们唾弃了的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王先生的总评是：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值得深思。
周泽雄在《最酷的作家》中言道：中国愿意赞美自己的作家多如牛毛，平心而论谁能做得像余秋雨那样老练和从容，自信和潇洒？幽邈的用心隐含在大气磅礴的文化袍袖之下，微微一抬，秋风乍露，就可以把人撩得远远。余秋雨真不愧是余秋雨！我原来应该想到，他高雅的名字其实早已透露了若干底里消息：秋雨，字面上的诗意自是充沛得无以复加，实际感受起来则完全是一派愁煞人的风景，何况他还鼓荡出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然后对余秋雨在《秋千架》中表达对妻子的关爱之情大加讽刺，批判余秋雨不该说其妻马兰是亚洲最美丽的女人，并动用伏尔泰的话作为论据：何谓美？询之雄蛤蟆，必答曰：雌蛤蟆是。
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将余秋雨散文的畅销归因于：历史利用文学获得了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此其一也；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以及一方面慰抚大众灵魂，一方面慰抚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良知的双重话语功能具有极大的取悦性。此其二也。文中朱大可还指出了余秋雨散文的媚俗，其证据是某妓女的手袋里有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他的理论表述是：这个世界需要的绝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和理念的猎狗。此外，朱文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针对余文《道士塔》中所表现的民族情结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斯坦因等外国人的冒死拯救，这些经卷、写本、绘画和唐塑都将不复存在，只要敦煌艺术得以保存，无论它属于哪个国家（民族）。
黄敏在《〈文化苦旅〉七气》一文中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归纳为七种味道。霸气（表现为文风的霸道和态度的霸道）；商贾气（表现为处处做广告，兜售自己）；小儒气（表现为掉书袋、抖箱底）；八股气（表现为动辄上纲上线）；童稚气（表现为逻辑和语言功夫不到家）；猥亵气（表现为情节的猥亵和语言的猥亵）；市井气（表现为饶舌、刻薄与媚俗）。
古耜关于余秋雨的散文的评论，据我收集的资料看来，共写过三篇文章，它们是《过于随意的历史解读--我看余秋雨的两篇散文》、《平心静气话秋雨》和《走出肯定或否定一切的批评误区--再谈余秋雨散文的瑜与瑕》。其中，《平》文在充分肯定余秋雨散文的审美成就和文学地位后提出了几点置疑：一、过分强调余秋雨散文的创新意义，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而且也无益于散文的继承和发展；二、余秋雨的散文中有很多篇章达到了质文俱佳的高度，但有些文本的观点和说法经不起认真的考究，如《一个王朝的背影》和《抱愧山西》（关于这两篇文章的评价在《过》文中也有提及）有捉襟见肘、疏漏悖谬之嫌；三、秋雨散文的意义和价值固然给当代散文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但尚未及为当代散文创作提供范例的程度。《走》文主要针对王强《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韩石山的《余秋雨散文的缺憾》、汤溢泽《〈文化苦旅〉：文化散文衰败的标本》和程光炜的《疲惫的阅读》的批评进行了再批评。
高恒文《学者的架子》一文针对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突兀之语进行了重点的批评，认为《废墟》一文中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并进而发挥或者是冬烘气十足地怀古，或者是实用主义的趋时的观点是下语轻率的高谈阔论；认为《吴江船》一文中的一段话：宋代大词人姜夔对垂虹桥最是偏爱，有一次，他在那里与挚友范成大告别，与他心爱的姑娘小红坐船远去，留下诗作一首：……是一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主观想象。高恒文的另外两篇文章《突兀之语何其多》和《关于硬伤答余秋雨》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
张伯存在《余秋雨董桥合论》中对余秋雨和董桥两人的散文进行了深入浅出地比较，并得出了一些切中肯綮的结论。他认为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种健全、完美的人格，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弘扬人文精神，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精英文化意识与启蒙精神，但由于他是一个文化理想主义者，高贵的文化人心态成了他传播文化时的心理障碍，同时也因此疏远了读者。他又认为余文燃烧着火热的激情，酣畅淋漓，具有强烈的心理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但其语言过于迷恋戏剧化效果到了矫情的程度，因而与散文的自然之美产生了悖离。
李咏吟在《学者散文的命脉》中对余文发表了以下看法：余秋雨自觉地担当起学者的使命，通过抒情散文来唤醒人们的生命意识、历史忧患意识和民族意识；但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因对历史生命的悲悯而隔阂，自我生命的原始感受因面对历史的激情而模糊；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种情理合一的雅致语言，语言在抒情中融注着历史理性，在历史叙述中也透露着生命哲理，但这种偏向于抒情的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容易陷入空洞，削弱文章思想的意义；余秋雨的散文追求一种思想的审美和谐和生命的感悟，但这是以远离思想搏斗，远离思想战场为代价的，因而缺乏某种穿透力和思想敏锐性。
近年来文学批评呈现出一种空前活跃的态势，它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文化选择、社会良知、历史责任的巨大转变。这较之于过去千篇一律的僵死局面，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冷静审视，时下文学批评中出现的混乱、失范的现象却不能忽视，如何防微杜渐，矫枉过正，使之尽快走出恶性循环的泥淖，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依然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众所周知，文学批评的基本要义是对文学作品及其他文学现象的价值进行阐释和评价。它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行为，一种价值活动；也是读者审美活动的一种反思形式和再创造过程。它通过对艺术价值的阐释和评价，直接制约着人类审美行为的导向、深度和效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不仅能够影响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能够指导文学鉴赏，提高读者的文学欣赏水平。当然，文学批评者由于一些主观和客观原因，固然可以表现出鲜明的批评个性，但这种个性必须建立在强烈的理性精神和崇高的学术品质上，必须与肆无忌惮的人生攻击和尖酸刻薄的人格侮辱严格划清界限，否则就会把严肃的文学批评引向误区，使之失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认为，任何形式的文学批评都不能脱离被批评对象的主体精神和道德倾向，都不能对被批评对象的文本进行符合主观意愿的肢解和阉割，都不能断章取义的按照自我需要进行蓄意歪曲，然后以审判官的身份进行鞭挞和发难，甚至有违批评规则和道德自控，将被批评者的身世经历也当作攻击的靶子，这在道义上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阅读作品的感性冲动，如果没有独到的见解，如果因为不适合自己的知识谱系而羞于或怯于说出内心的感受，如果因为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如果因为碍于情面或为稻粮谋而不愿意说真话，那么，这样的学术批评是毫无益处可言的。遗憾的是，我们的许多批评者却津津乐道于此。
一个真正的批评者，应该尽可能客观公正地审视批评对象，尽可能地超越个人的好恶与偏见，以前瞻的眼光面对现实和历史发言，对人生真理和艺术真谛报以执著追求，即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只有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要做到上述这样当然很不容易，这需要高尚的人格魅力和丰赡的学术修养做后盾，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遵从的规范，即使我们不能完全做到，也应该尽力而为。
首先。余秋雨散文尤其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畅销主要是因为其作品本身的魅力，而并非有些批评家所说的商业炒作和自我包装（要说原因，也只是次要的）。笔者以为，余文之所以在文学日益贬值的今天仍然拥有广大的读者，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许多篇章主题重大，思想深刻，表现出一种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意识，以及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层关注。《道士塔》、《莫高窟》表现出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和对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五城记》、《抱愧山西》表现出对构建城市文明的渴望和对经济发展的关注；《流放者的土地》、《苏东坡突围》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痛苦命运的惋惜和对制造这种悲剧的社会的控诉；《关于友情》、《关于善良》表现出对平等人际关系的向往和对真诚善良境界的追求；《华语情结》、《漂泊者们》所体现的是漂泊无定又拥有浓重家园意识的异乡故人的深情呼唤。
第二、典丽精工的语言锤炼，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以及小说叙事模式和议论话语模式的大胆引进，使文章具有很强的行文气势和艺术感染力。秋雨散文的语言是情理合一的典范，在他的诗性叙述中，叙事语法被一种理主宰着，浸满了一种历史的思考和感叹。这种语言不追求那种水一样的清澈，而追求一种潮样的愤激和诗意。生命的体验和感悟在一种哲理的词语中栖身，浑厚质朴。此外，修辞手法和叙述风格的大胆采用，对于增加文章的气势和厚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基于此，笔者认为，余秋雨的散文是大气的，它是作者胸襟、胆识、气度、使命感的自然流露。只有大用外腓，真体内充，才能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这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而秋雨散文如荒荒油云，寥寥长风的大气和劲健正来自于作者内涵的深沉和执著。这无疑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些优秀作品。我为余秋雨骄傲。
其次。后山居笔记时代的余秋雨，由于各种应酬，精品越来越少，粗制滥造的文本却越来越多。李新武在《余郎才尽》一文中言道：简而言之，《文化苦旅》是谈山谈水，《山居笔记》是谈史谈鉴，《霜冷长河》谈庸俗的人和人的庸俗。这番话虽然有失公允，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纵观《霜冷长河》一书，除却第二辑的几篇文章之外，其它文章真不敢恭维。文中再也看不出增删看不出润饰，更看不出心血的沉吟；行文失却了情感顿挫岁月跌宕，字里行间没有了人文关怀没有了忧患意识，说得严重一点，余秋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稍后的《千禧日记》和《千年一叹》也无足观，不过是一些旅游见闻罢了。为《相约星期二》环腰，令人生疑；为许晴的集子作序，使人腻味。我为余秋雨惋惜。
最后。我相信，余秋雨先生在新的世纪一定会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认真反省，回到《文化苦旅》时代的自己。毕竟，余秋雨先生是一个有良知，有人道主义的学者、作家，他一定会在道德滑坡、人性堕落、毒品蔓延的今天，为了人类的本性回归，为了给迷失自我的人们找回精神的家园而奔走呼号，也一定会为重建社会的文明秩序、为我们生活的人间处处充满爱而殚精竭虑。同时，我也深深相信，余秋雨先生同其他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样，能够做到（哪怕只有一点点），因为他有足够的才情和学识。或许，我的要求太高了，但我仍然要为余秋雨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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