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是一位深刻影响了数代中国诗人的诗人，在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都可以感到他或隐或显的“在场”。
对于我们这一代在“文革”之后上大学的文学青年来说，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所产生的影响，怎么说也不过分。我就是从那上面第一次读到卞之琳译的瓦雷里、冯至译的里尔克、穆旦、赵萝蕤译的艾略特、袁可嘉译的叶芝的。最初的相遇往往最珍贵，我不仅从中经历了一场现代主义艺术洗礼，对于刚刚走上诗歌之路的我，无疑是一种照亮和提升—尤其是袁先生所译的叶芝，让我看到了那颗照耀着我的星。
在袁先生所译的叶芝诗中，深深影响了我的是《当你老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这两首。读《当你老了》，一读就意识到它已写出了我自己的一生。
至于《柯尔庄园的野天鹅》所体现的高贵、明澈和精英的气质，还有那种挽歌的调子，也深深打动了我，我甚至感到，在袁先生翻译叶芝这首诗时，他把他自己的一生都放进去了。
如果说叶芝早期带有一种感伤、朦胧的诗风，他后来的诗不仅闪现着“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也变得更坚实，更有个性了。到了现代主义兴起的时候，叶芝说他在庞德的帮助下“从现代的抽象回到明确而具体的所在”。《柯尔庄园的野天鹅》就印证这一点。
正因为读了这样的诗，我们必须像叶芝说的那样“在生命之树上为凤凰找寻栖所”。也正因为这种相遇，一个伟大的诗人从此永远进入到我的生活中。的确，有些诗人的诗句是带“毒性”的。曼德尔施塔姆曾有这样一首致阿赫玛托娃的诗：“蜜蜂习惯了养蜂人，／那就是蜜蜂成为蜜蜂的方式。／而我历数阿赫玛托娃带来的蜇痛—／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了！”那么我也可以说，叶芝给我带来的深深“蜇痛”，到现在也有三十多年了。
正因为“中毒”太深，所以我充满感激。1992年我初到伦敦，一去我就遍寻叶芝当年的踪迹。有时我甚至感到，这样一位诗人就是为我而存在的（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更为恰当）。
在伦敦北部生活期间，每次到住地附近的“林边公园”露天地铁站等车，看到那些黑色林梢和飞掠的鸦群，我都想起叶芝《寒冷的苍穹》一诗那个著名的开头：
在巨大的寒意中，诗人在那一瞬不仅瞥见了为乌鸦愉悦的天穹，而且似乎看到了“冰”在天穹深处“焚烧”而又“生出更多的冰”，这真是写出了一种天启般的景象！
关于此诗，据说是叶芝闻讯茅德·冈与他人成婚，在精神上经受重创后所作。我一次次默念着这样的诗，因为它使我走出令人沮丧的现实屋宇，而把自己置于一种更高的生命尺度下。我感激叶芝，因为这是一位永不屈服于人世的平庸和混乱的诗人。“智者保持沉默，小人们如痴如狂”，这又是他的一句曾“刺伤”过我的诗。但是，也正是在时代的混乱中，他写下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雕塑》、《驶向拜占庭》、《在学童中间》等众多伟大诗篇。我难忘在翻译《雕塑》一诗时所经受的深刻激励。诗人首先从受惠于毕达哥拉斯黄金分割律的大理石或青铜雕塑开始，进而反思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最后又回到了给诗人以终生影响的1916年爱尔兰复活节起义，至此，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出现了。
在事过20多年后，叶芝再次为这次历史事件所迸发的光辉所笼罩。正是这次起义，使爱尔兰民族精神达到了一个“英雄的悲剧”的高度，使晚年的叶芝，在面对死亡的逼近时却达到了一种更高的肯定。
这些，对我们走过那个艰难的上世纪90年代都产生了重要的激励。1994年初我回到北京，一个全民“下海”的时代席卷而来。诗人们不得不在一个边缘上坚持或放弃，甚至，我们不得不在自己身上经历着人们所说的“诗歌之死”。
但是，也正因此，我要感谢像叶芝这样的伟大的艺术榜样，是他们帮助我走到今天。1995年，我接受东方出版社的邀请，编选三卷本的《叶芝文集》，除了联系一些译者翻译，我自己也翻译了20多首叶芝的诗。叶芝中晚期诗歌所体现的那种“精神英才的伟大劳役”，再一次深深地搅动了我。
当然，随着时间的进程和经验的增长，我们还不断从叶芝诗中发现新的东西。在早年的印象中，叶芝是一个激情的、痛苦而高贵的抒情诗人，但后来我还感到了一个“双重的叶芝”，一个严格无情的自我分析家，一个不断进行自我争辩的反讽性形象。而他中后期诗歌中的力量，往往就来自于这种矛盾对立及其相互的撕裂和撞击。叶芝的诗之所以能对我们产生真实的激励，就因为他在坚持“溯流而上”的同时，始终伴随着复杂的自我反省意识。
重要的是，叶芝诗中这种彻底的艺术精神对我们在后来的写作也产生了深深的激励。如他晚期名诗之一《长腿蚊》中寂静的意象就对北岛后期诗有着启示，无独有偶，翟永明的《我策马扬鞭》一诗也化用了叶芝的诗句。
这就是晚年的叶芝对我们的启示。他的诗独具的力量来自一种不懈地“为凤凰找寻栖所”的努力，也来自于一种人生矛盾的相互撕裂和冲撞。他一直坚持对一个永恒世界的塑造，而又始终以现实和心灵的苦汁为营养。
以上谈到的是叶芝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如果真要展开“叶芝在中国”这个话题，还得从穆旦那一代诗人说起。穆旦在上世纪40年代初创作的《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等饱含民族忧患并带有“复调”性质的诗篇，显然就受到《一九一六年复活节》的巨大感召和影响，而他多年后在文革后期那种艰难环境下对英国现代诗歌包括对叶芝的倾心翻译，在今天看来，仍有点让人难以置信。这不仅体现了一个饱受磨难的诗人对“早年的爱”的回归，而且也正是对一种“更高呼唤”的响应。
不仅如此，正是通过这样的翻译，穆旦再次“被点燃”，在沉默多年后，他再次把自己“嫁接到那棵伟大的生命之树上”。
也正因为如此，我在这里要表达对穆旦、卞之琳、袁可嘉等前辈诗人译者的深深感激，因为不经过他们那优异的翻译，叶芝就有可能被我们错过，也不可能对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穆旦对奥登的《悼念叶芝》的翻译，不仅饱含了他自己对一位曾影响了自己一生的伟大诗人的感情，而且把这种翻译本身变成了一种对诗歌精神的发掘和塑造。说实话，很多中国诗人和读者心目中的叶芝的“诗人形象”，就来自于穆旦这篇卓越的译作。至于叶芝自己的诗，穆旦译有《一九一六年复活节》和《驶向拜占廷》。穆旦对《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这首纪念碑式的力作的翻译，让人的情感在一种巨大的悲悯中升华，有一种让人泪涌的力量，而他对该诗中那一长节“副歌”的翻译（“许多心只有一个宗旨，／经过夏天，经过冬天……”）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令人欣喜的，还有卞之琳先生晚年对叶芝几首诗的翻译，不仅体现了如他自己说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也影响了很多中国诗人和读者：“身体的衰老是智慧，年纪轻轻，／我们当时相爱而实在无知”（《长时间沉默以后》），这样的译文，已被广泛传诵。而卞先生对《在学童中间》的翻译，则更令人惊叹。该诗描述的是诗人晚年去修女学校考察的情景，他边走边问，在学做算术，练习唱歌和剪缝的孩子们中穿过，而在“我冥想一个丽达那样的身影”这一行诗后，诗人的一颗诗心被完全唤醒了：
这样的译文，让我们感到一种语言的活生生的力量，真正传达了一种生命脉搏的跳动。
更重要的是，在卞先生晚年的翻译中，体现了生命与语言的转化、提升和重新整合，用他翻译的叶芝的话来说“血、想象、理智”交融在一起，从而完成了向“更高领域”的敞开：
“辛劳本身也就是开花、舞蹈”，这里，第一个词“辛劳本身”就极其动人，充满了感情。在卞先生自己的晚年，随着一种生命力量的灌注，他一生的“辛劳本身”也到了“开花、舞蹈”的时候了。这一节译诗，从总体上看，情感充沛、语言和意象富有质感，音调激越而动人，“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叶芝以此来表达他对生命和艺术至高境界的向往，而卞先生自己，在译这首诗之时，也趋向了这种译者与诗歌、舞者与舞蹈融为一体的至高境界。
（王家新，中国当代著名诗人、批评家、翻译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威廉·巴特勒·叶芝（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艾比剧院的创建者之一。
1885年，20岁的叶芝发表了他第一部诗作，此后他逐步登上了诗坛的顶峰，1923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T·S·艾略特称其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叶芝也是一位政治的追随者，中期他的贵族式政治理想因现实而破灭，他痛恨内战和暴乱，他说这不是爱国，而是在“黄鼠狼洞里打架”。叶芝因此抛弃了早期梦幻的诗风，变得现实而复杂。
叶芝也是一位对爱情有着不懈追求的人，年轻时对演员兼女权运动家茅德·冈小姐无果的爱刺激他写下了不少感情充沛的诗作。
晚年的叶芝开始转向个人化风格写作，他写自己衰老的心境，写自己对时间流逝的思考。1939年，叶芝在法国逝世，1948年人们遵照诗人的遗愿把他的遗体送回故乡，他的墓志铭是晚年作品《本布尔宾山下》的最后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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