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在艺术上取得很高的成就，历代评价很高，梁代钟嵘《诗品》将它列入上品，云：“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上成就首要是抒情性，并将抒情与议论、叙事、写景融而为一，达到高度的自然和谐；善于抓取人物的典型活动来揭示人物的思想感情。如“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描写思妇珍藏丈夫来信，充满爱情的喜悦，语言浅近凝炼，自然和谐。“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通篇全是写景，而情在其中。诗篇既是写景也是抒情，情景交融，实有化工之妙。
古诗的作者们大抵属于中下层文士，大多出身太学，熟悉本阶层的生活状况和思想情绪，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歌艺术上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传统，吸取了乐府民歌的营养。《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在“古诗”中得到广泛运用。但“古诗”与乐府民歌的关系最为密切，其间并无鸿沟。“古诗”形式原是学习、模仿乐府民歌的，许多作品留有乐府四句一解的痕迹。有的“古诗”作品本属乐府歌辞，如“生年不满百”来自乐府《西门行》古辞。不少“古诗”作品有浓厚的民歌风味，如“行行重行行”回环复沓，排比重迭；“青青陵上柏”晓喻通俗；“迢迢牵牛星”以民间传说为题材；“客从远方来”用双关隐语表相思；“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抒情诗都采取叙事方式倾诉衷情，运用比兴手法渲染烘托，使作品增强了民歌情趣。但“古诗”的形式、技巧较之乐府民歌更为细致工整。
刘勰概括“古诗”的艺术特色是，“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以《古诗十九首》而言,它把深入浅出的精心构思，富于形象的比兴手法,情景交融的描写技巧，如话家常的平淡语言,融合一炉,形成曲尽衷情而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其中的游子诗多属感兴之作，寓有哲理，意蕴深长，耐人寻味；而思妇诗意在动人，所以形象鲜明，感情含蓄。前一类如“青青陵上柏”，它以“陵上柏”、“涧中石”起兴，而后如同闲话，却有层次，有对比，在描写小民适意娱乐和王侯穷奢极侈的情景中自然流露褒贬，结语“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稍加点破，引人思索。“明月皎夜光”则以悲秋起兴，铺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时节物候变化，渲染炎凉气氛，然后直截指责朋友不相提携，结语点破不讲交情，“虚名复何益”，借以警世。后一类如“行行重行行”通篇倾诉别离相思之苦，似乎脱口而出，信口絮叨，实则从追叙远别到强作，随感情发展，波澜起伏，结构精致，衔接自然，而以直白为主,穿插比兴,语言精练，形象明快，确是“古诗”独特艺术风格的代表作。他如“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等篇也都具有同样的艺术特点。比较起来，“古诗”中思妇诗更能代表“古诗”的艺术特点和成就。
在语言上，《古诗十九首》自然朴素，“天然去雕饰”而高度洗练，富于概括力和表现力的诗歌语言是另一个显著艺术特色。文人经过苦心加工，但却看不见加工的痕迹，学习乐府民歌，仍保持了乐府民歌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风格。后人评其“深衷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句平意远，不尚难字，而自然过人矣”（谢榛《四溟诗话》）。
在文学史上，《古诗十九首》所代表的东汉后期无名氏五言诗，标志着五言诗歌从以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以抒情为主的文人创作，已经成熟。无名氏诗人们所反映的中下层士子的苦闷和愿望，在封建社会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典型意义。他们所创造的独特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适合于表现感伤苦闷情绪，为后世封建文人所喜爱和模仿。因此，他们的作品在梁代已获高度评价，刘勰推崇它为“五言之冠冕”，钟嵘称它“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学习、摹拟、继承发展“古诗”手法、风格的诗歌创作，始终不绝如缕，可见其影响甚为深远。《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五言抒情诗已经成熟，它对建安诗歌的繁荣产生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而其所蕴涵的丰厚的人生意蕴，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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