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德·菲什曼（Ted C. Fishman），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新闻工作者，文章刊于《纽约时报》《今日美国报》《国家地理杂志》《星期日泰晤士报》等。在美国国际公共广播电台的若干节目担任评论员，曾任斯坦福大学长寿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的全球管理人才计划主任兼讲师，并在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工作生活。现居芝加哥，目前为芝加哥大学访问学者。根据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订版报告，2017年，全球60岁以上人口达9.62亿人，到2050年，这一年龄层的人口数量将是现在的两倍多，达21亿人。根据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2017年发布的数据，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将从2005年的1亿增至3.29亿，8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约1.2亿。在世界范围内，人的寿命普遍延长，出生率下降，人口数量缩减，老龄化将成为每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不可逃避的挑战。
早在2005年，美国人泰德·菲什曼（后文简称菲什曼）就将目光瞄准大洋彼岸的中国。在《中国公司》一书中，他探讨了巨变中的中国是如何影响世界的。研究中他发现，中国两次人口变迁改写了中国人的生活，一次是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一次是家庭规模的急剧缩小。这两点都指向同一个结果——老龄化。“人口变化，无论是全球化进程的因还是果，在我看来都是最为重要、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全球化特征之一。”泰德·菲什曼意识到：“中国就是这个全球化故事的核心。”
当越来越少的年轻人必须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时，会出现怎样的社会图景？老龄化会如何改写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看待生命和世界的方式？为了解开谜团，泰德·菲什曼走访美国、日本、西班牙、中国的若干城市，同那里的企业员工、雇主、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医疗人员、普通人交谈，通过翔实的数据和大量实例，写成《当世界又老又穷：全球老龄化大冲击》一书。他试图解答：世界不同国家的命运是如何通过人口老龄化联系在一起的。
新京报：这本书英文版的副标题是：“全球人口老龄化及其冲击：年轻与老年、子女与父母、职工与老板、公司与对手、国家与国家”。为什么全球老龄化会引发这一系列后果？
菲什曼：我对老龄化的看法既悲观也乐观。全球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它才会不时引人恐慌。全球性的老龄化在我们尚未做好准备时，已掀起了多轮挑战。伴随挑战而来的是国家、产业、社会、家庭之间的激烈竞争，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想将老龄化带来的负担转移到别人那里，剥削也是其中一部分。但人类很聪明，我们一旦理解了问题就有望解决它们。我这本书的目标是为这些宏大的问题提供更广泛的解释，以便我们更好地应对。
菲什曼：人们很难从积极的方面去思考变老，似乎一想到老就会感到压力。我们迷恋年轻，痛恨变老，尤其是变老后更加脆弱的自己。我们也很难想象自己身处的社会群体成为老者多于青年的老年群体，尽管这即将成为现实。这些都太让人沮丧了。细想看，这种恐惧有点不可思议，毕竟我们都想长寿。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值得珍惜的年代——我们比我们的任何先人活得都要久。
新京报：《当世界又老又穷》中说，美国老人十人中至少有九人表示，独立生活是他们最优先的选项。哪些现实原因会阻碍老人们独立生活？在现有条件下如何提升老人的生活质量？
菲什曼：普遍的观点认为，大部分美国老人都不是独立生活的。这是错的。的确有一些老年人待过养老院，意外、疾病或外科手术让他们需要照顾，但养好之后他们就会离开。很多老年人会因为需要日常的辅助住进老年社区，但在生活上还是有很大的自主权。另外少于10%的老年人长期住在护理机构，这个数目也不小，但没有人们想的那么多。美国有1/9的老年人倾向于住在护理机构而不是他们自己家，这些也是老人中年龄最大的，包括90多岁的老人，他们的孩子自己也很年长，没法提供他们所需的照顾。贫困也是一个因素，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情况。
即便上述困难存在，还是有很多方法能让老人在家更容易地度过晚年。最好的办法是让社区把有类似需求的老年家庭集中在一起，用养老院里提供服务的思维去提供社区服务。整片社区为居民统一提供交通、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在家中就可享受；还可以组织社会活动、成人学习班和其他服务，以帮助老人们保持身体健康、积极心态和社会参与度。在美国的一些城市，这种社区制度已经十分先进，但在全国并不普及。
新京报：你用“家庭互助”一词来强调美国年轻一代照看老人的重要性。为什么家庭互助这么重要？这在中国或日本似乎是常理之中的事。
菲什曼：对老人的关怀因社会阶层而异。不过，说亚洲人从文化上就奠定了尊老的习惯，所以比西方人更负责任，这种说法可能言过其实。世界各地的人对待家人的方式大同小异，真正影响具体情况的是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我在书中深入探究了认知和实际情况的差距，然而最后发现的差距让我震惊。另一件让我吃惊的事是女儿在关怀年迈父母方面比儿子做得优秀得多，一些男孩长大后会对父母不管不顾，在编造借口上简直是天才。我对此十分无奈。我希望我的研究会使这些人心有不安，进而做出改善。
新京报：正因为女性和男性拥有同等受教育和就职机会，从某种程度来说，晚婚晚育是性别平等的一个结果，但这同样加剧了老龄化问题。这个两难的处境有无答案？
菲什曼：女性解放虽然是造成整体老龄化的原因之一，但我们仍需将女性权利的崛起，包括获得教育和经济权利视为积极意义上的改变。事实上，人们比过去长寿的一个原因，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比例提高，女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健康，经济上更独立。另外，女性解放也使新生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或许我们不应该将女性解放和社会老龄化这两件事视作“两难”。事实上，正因为女性受更多教育，对未来发展起到更重要的作用，老龄化社会所需面临的诸多挑战才有其答案。
新京报：高自杀率、独居、贫困，和其他国家相比，为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男性会有这么悲惨的晚景？
菲什曼：对于日本而言，老龄化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日本是最适合终老的国家之一，日本人平均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更长寿、更健康。然而，对相当数量的日本男人而言，变老无异于心理上的折磨。同样是那些让人健康终老的因素，比如日本社会生活中“不给人添麻烦”的特质，极有可能成为“无缘者”，或者那些对变老、贫穷难以启齿的人不幸的原因。
新京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隔代养育的现象已经非常常见，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这对孩子和家庭有怎样的影响？
菲什曼：老龄化的特征之一就是隔代养育成为大多数家庭的日常。其中的原因是如今的女性需要回到她们的工作岗位，并且她们的工作比父母一辈收益更高。因此，为使家庭的生产力最大化，日常养育孩子的工作自然就交到祖父母手中。好在和过去的老人相比，如今的祖父母在晚年更有活力。在隔代养育发展起来的过程中，似乎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它来源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其实在19世纪之前，人寿命短，大多数人在做上祖父母之前就过世了。所以更有可能的传统其实是，孙辈需要照顾更虚弱的祖父母。我第一次得知这个事实是一位中国的社会学家和我说，他觉得现在的中国人认为隔代养育属于文化“传统”很有意思，因为这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现象。然而，我认为这其实还是个好现象，它体现了家庭的可塑性。
新京报：书中列举不同国家老龄化的大量案例和数据，似乎老龄化是必将到来的结果，无法扭转。这是你的叙事策略吗？通过讲述大趋势下的个体经验，你想向读者传达什么？
菲什曼：人口老龄化几乎是无可避免的。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不同老龄化社会的庞大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关于这样一个世界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我们看待家庭、社会群体、世界的方式的。我一直试图讲述的，是那些揭示我们自身生活的真实故事，那些在巨变来临时的悲喜交集的时刻。书中需要大量数据去讲述世界发生的事，但经济、人口数据、分析都不能捕捉这场变化的经验，而故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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