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有意识无意识地寻找楷模，每个时代的文化都在寻找能够代表当下方向和价值观的文化偶像。当下大众文化层面所形成的女性偶像里面，杨绛和林徽因是两个巨大的符号，分别地，在这两个符号身上，人们放进了对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期待和塑造。杨绛先生早前以百岁高龄辞世，造就了完满的一生。在她身上，人们更多寄寓的是对“传统”知识分子女性“美德”的倾注。相夫教子，忍耐苦难，品格高尚，寿终正寝，这些价值观在中国文化里面一直具有很高的意义。与丈夫不同领域但几可并驾齐驱的才华和著述，对人生独特的体悟与认识，这是传统以外，或说在五四以后才出现的对女性形象的正面表述。
那么林徽因呢，她给当代文化带来的是什么？今天，是林徽因114周年诞辰，我们应该怎样去怀念她？从大众文化中被过滤抽取的民国才女形象，除了成为青春电视剧消费的符号，除了被“完美爱情”所定义被民国才子徐志摩倾慕，被丈夫建筑学者梁思成疼爱，还有一生为之不娶的仰慕者金岳霖这些被大众文化包装的故事背后，还有什么可以活在我们的记忆里？在这些典型的当代文化对林徽因这个历史人物的消费里面，呈现的是很轻的形象。这和历史真实的场景和质地其实有着巨大的距离。
你是人间四月天，这可能是林徽因给属于她的大众文化最早的定调。青春的，浪漫的，诗意的。这是她发表于1930年代的一首新诗。但是很少有人提及，林徽因开始新诗写作的背景，是在1931年，当时林徽因年仅二十六岁，已经经历了丧父之痛（父亲林长民曾任段祺瑞政府司法总长，于1925年兵败去世）。当时她与梁启超长子梁思成结婚，开始了建筑研究，在1930年到1945年之间，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十五个省份，19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738处古建筑物。这个工作在战火纷飞，交通不便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对民国的想象，都过滤了历史场景中真实的冲突每一天人们都在面对挑战，民族内部的冲突，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枪林弹雨，背井离乡，是最根本的基调。在这种环境下坚持学术研究特别是田野调查的学者梁思成和林徽因，每天的生活场景是什么?他们成就的是一种什么质感的生命?这是通过爱情肥皂剧来了解民国才女林徽因的观众很难理解的。
诗歌的质感是轻盈跳脱的。充满了少女的喜悦，灵动，有人认为包括这首诗歌在内的一系列早期作品，受徐志摩影响，但从质地而言，如诗中词语所言，较之徐志摩的情诗，更为”天真庄严”。这个时期的林徽因，如前文所述，已经经历丧父之痛。她不是一个专门写爱情诗的少女作家。
林徽因还没有赴美国攻读建筑之前，就是新月社成员，但她真正的作品是在回国且结婚以后，在1931年四月开始发表。曾和林关系密切，同为新月社的徐志摩同年年底死于空难。
另一首写于多年后的《哭三弟恒》，是在痛失爱弟的三年之后，1941年，日军利用恶劣天气突袭成都空军基地，林徽因的三弟，飞行员林恒在冒死登机抗敌时被击中，壮烈殉国。1944年林徽因写了这首诗。
此时的林徽因再不是携同丈夫专注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建筑学家和女诗人，她的文字已经因为过于激越的感情丧失了诗意。国仇家恨，这仅仅是片段的记录。
林徽因的家族中为义舍命者不仅仅是父亲和弟弟。林长民的堂弟林觉民，就是《与妻书》的作者，是同盟会会员，二十四岁参加广州起义，英勇就义。家族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林徽因一个本质的倾向。她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但看似普通实则意义重大的学术研究，是她和梁思成留给文化断裂的中国一份宝贵礼物。
浮在大众文化表面的一代才女的真实人生和更多值得提取的思想资源，也许是我们还需要加以学习的。今日中国女性面临的时代挑战，已经不是战乱和民族兴亡，但也许同样沉重，物质的道德的两性课题的，没有一样真正轻松，当竖起一个精神偶像的时候，她背后的价值更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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