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的城市，第一条主干道叫列宁大街，第二条通常就叫高尔基大街。高尔基这位苏俄文学的泰斗，一生曾有过多次“自我否定”的价值观大跳跃。对他的评价像来回烙饼一样不停地翻个儿。在1992年否定高尔基的浪潮中，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人的书作为“思想上有害的作品”被一些愤怒者付之一炬。他曾被誉为“革命的海燕”，又因在十月革命成功后与列宁发生冲突，成为“不合时宜者”的代表。按理说，不能接受列宁式的革命，就更无法接受斯大林模式的那一套，但奇怪的是，他却在斯大林的召唤下回国，并成为吹捧斯大林体制的“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红色文豪”。有人形容，高尔基这只“海燕”“变成了一只诱捕不同观点野鸭的家鸭”。他是不明就里，还是思想误入迷途？是圣徒还是犹大？
高尔基原本是草根作家，1905年以前，他基本属于文学圈内人。他的政治观点是改良主义，与知识界主流思想一样。但他同情革命，伸张正义，是革命者的私人朋友，同时又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人道主义者。1906年初，他去了法国和美国。美国是个市民社会，本国作家也不像欧陆国家那样被尊为“文豪”，作家的地位不如白手起家的富人，实话实说的政论家、思想家和名记者。高尔基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冷遇”，这使他的思想迅速左倾化。用苏联时期的语言说，在列宁的帮助下，高尔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革命性大大增强。小说《母亲》《仇敌》《夏天》《忏悔》，反映了工人运动，高尔基从布尔什维克的同情者转变为布尔什维克狂热的拥护者，从追求个性解放变成要求个性服从集体的集体主义崇拜者，从主张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变为赞成暴力革命。也有人认为，高尔基的转向与他私人生活有关。此时他与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女演员、交际花玛丽娜热恋，被列宁称为“奇人”的玛丽娜美貌，而又热衷于革命冒险活动，还是一笔遗产的执行人，她点燃了高尔基心中的革命烈火。1907年，高尔基以独立代表身份参加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第五次代表大会，此后他成为比列宁更为激进的“极左”活动家。当时的极，如卢森堡、托洛斯基等人的政治经济主张虽然激进，但主张党内民主、自由争论，反对列宁强调的集中统一的帮会式“铁的纪律”。托洛斯基之所以1917年5月才加入布尔什维克，以及高尔基一度认同孟什维克，都与此有关。
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而后发生十月革命。如果说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夺权后的主要诉求仍然是宪政民主。只是到了次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自己主持的选举失败后，才以武力驱散议会、废除宪政，改行专政，民主革命随告终结。实际上，斯托雷平改革严重挫伤了自由派，二月革命后政局很快左转，临时政府在几个月内数次更迭，自由主义者陆续离开，社会主义者成为主导。因此，即使没有十月革命，出现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也已是定局。布尔什维克实际是从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中夺权。二月革命后一开始就废除了斯托雷平的资本主义改革，建立了临时政府与苏维埃的二元政权。不久，临时政府也由社会主义者主导。因此，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实在大成问题。十月革命不过是一批社会主义者赶走了另一批社会主义者。这就不难理解，作为社会主义者的高尔基为什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
十月革命时，高尔基基本上是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看待这场“革命”。尤其在新当权者开始封杀孟什维克后，高尔基用募捐主办的《新生活报》便成为孟什维克声音的主要来源。不愧为大文豪的高尔基，用大量文学语言对十月革命中的暴力和非人道行径进行了鞭挞和批判。他说：“这是一场没有精神上的社会主义者、没有社会主义心理参与的俄国式的暴动，是小市民动物性的大释放，下一步它将会转向黑暗的君主制，那一天为时不远了”。他指出：在这次事件中，“无产阶级既不宽宏大量也不公正，它没有创造出任何有生命力的东西。布尔什维克断送了、掏空了、毁坏了祖国，把俄国作为一个疯狂的大实验场，把人民变成他们革命梦想的试验品。”“列宁在用工人的血、工人的皮做一场极端的兽性试验，列宁为了自己的试验让人民血流成河”。布尔什维克煽动起农民“劫不义之财”的投机心理，把私有财产说成是剥削所得，趁火打劫。这场以“人民”为名义的革命假借人民的名义，人民不过是形式上的主人，人民对革命只是一种材料，一旦他们有了自我意识，革命者就会毫不犹豫地惩罚他们。“苏维埃的这一切行为只能激起我对它的敌视情绪”。类似言论在高尔基的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中比比皆是。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些恶毒的语言出自高尔基之手，很难与“无产阶级作家”联系起来。高尔基的价值天平又摆回到良知、善性、人道的立场上。人们从《新生活报》读出的不是“无产阶级的海燕”、不是“红色文豪”，而是承担着“社会良心”角色的高尔基。这时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完全不是战友，即使不是对手，也存在巨大分歧。他对布尔什维克野蛮行径的揭露之尖刻程度，令人咂舌。他说：“不管《真理报》撒多少谎，它也掩盖不了可耻的事实”。《真理报》经常发表以工人名义反驳高尔基的文章，但高尔基不为所动。他给列宁写信说，我不是政治家，但我并不愚蠢，我知道你们习惯于“诉诸群众”这一套。“你们谩骂吧，但我就是如此思考，我从不想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你们主义的附庸”。针对布尔什维克践踏新闻自由、取缔其他党派的报纸，高尔基说：“我发现，《语言报》和其他资产阶级的报纸被用拳头堵住嘴，只是因为他们同民主派（布尔什维克的另一种自称）是敌对的，这种做法是民主派的耻辱。难道民主派觉得自己的作为是不对的、所以惧怕别人批评？难道立宪人在思想上就如此强大？只有用对身体施加暴力的做法才能战胜他们？剥夺出版自由，这就是对身体施加暴力，而这是与民主派的头衔不相称的。”他质问：为什么害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难道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要把国家变成巨大的监狱吗？
高尔基承认俄国社会变革是必要的，但是他认为人道主义的理想在革命中发生扭曲，在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和对待文化遗产及科学家等问题上，他不断与布尔什维克发生冲突。他在给捷尔任斯基的信中说，全俄肃反委员会干了多少卑鄙龌龊的勾当，这个政权“正在激起我对它的反感”。捷尔任斯基说，这时的高尔基与反革命没什么两样。斯大林说，高尔基是一具“政治僵尸”。列宁说，高尔基与我们的分歧日益加深。
高尔基谴责“契卡”随便抓人。“契卡”只是看在列宁的面子上没有动他。列宁对高尔基一直比较客气，在高尔基和有关部门发生争执时，列宁经常偏向高尔基。对高尔基要求释放某某的求情，列宁也给过他面子。但列宁一再提醒他不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在一起，高尔基不听，说：“如何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我看他们是我国所积蓄的最宝贵的力量”。
列宁为何对高尔基如此宽容呢？列宁自己说，他对高尔基的迁就“决不是无原则的”。那么，列宁的动机是什么？笔者认为，列宁基于两种考虑。高尔基与那个美女前妻玛丽娜是一大笔遗产的执行人，他们给列宁们最多，尤其在布尔什维克最困难的时候。列宁念这个旧情，但这是次要的。列宁不是感情至上的人，对旧恩翻脸的事也不是没干过。他主要还是利用高尔基在国际上的声誉和能量。高尔基可以在国际交往中做政治家无法做到的事情。他是苏俄政权能借之获得外界捐助仅有的中介。在1921年的饥荒赈灾中高尔基就出了大力气，美国的大施主来俄国就是由他牵线搭桥的，即便出国后，他仍为此事奔走。列宁不动高尔基还有一个考虑：高尔基是列宁在知识界的最后一个朋友，从政治上需要保留这么一个“诤友”，以向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证明他的大度与开明。以列宁对高尔基的了解，他虽然经常冒出令人恼怒的“傻气”，但根本上仍站在新政权一边，不是苏维埃真正的敌人。
不过，列宁的手腕十分老道。通常是由季诺维也夫唱红脸，列宁唱白脸。高尔基为某某人求情，列宁当场答应，转而把高尔基的信的副本秘密寄给季诺维也夫，并指示：“赶快动手”，然后再向高尔基表示遗憾：我也想救，唉，来不及了。即领了高尔基的人情，又显示了自己文明形象。这一手段屡试不爽。
列宁还多次建议高尔基到下面走走看看。列宁终生都很鄙视农民，他认为群众是落后的，先进的思想需要灌输。因此，每当让高尔基离开首都时，都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当，以免他对行动大惊小怪，弄得列宁碍手碍脚。
1921年，不满苏维埃政权的高尔基出国，先在德国，后在意大利长住，一去就是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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