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级浪》以高尔基和米沃什、伊姆雷、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得拉等来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和被提名者的故事，在“诺诺”与“谔谔”的差别之间，追问他们的灵魂。而在这个平列比照的维度之外，文章又试图纵向地探寻高尔基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1935年罗曼·罗兰访问苏联时，在斯大林给予高尔基的宫殿般的豪宅里，看望了这位前辈作家；然而他察觉到了高尔基内心深处的孤独，“假如我和他单独在一起的话，他会抱住我长时间地无声痛哭。”
文章作者马晓丽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部队作家，她曾经两次想写一篇有关父亲的小说。她的父亲是一位理论工作者，参与过著名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九评》的写作。可是突然之间，她发现她并不了解自己的父亲；父亲几乎从未与她谈论过他的思想理论，甚至未曾留下内心写照的只言片语，她不知道父亲的内心经历过什么以及有过怎样的思考。于是写作只能放弃。
“九级浪”是创作于1850年的一幅俄罗斯著名油画，“海面上波涛汹涌……暴风雨中挣扎的人，拼命地挥动手臂向远方呼喊……”作者也许是以这样的图景作为人生的隐喻。以此命名的文章布局开阔，叙事跨越，而激荡的情绪和有力的思想内核，则使它楔联一体，以至于我不能不向作者致以陌生的遥远的致敬。
《白花丁香树》用着平静的忧伤，叙述了事关妈妈和姥姥的往事。著名编剧陆寿钧在推荐这篇文章时沉重地说着他的哽噎落泪处——1968年，在30多岁的母亲非正常死亡的几个星期前，父亲于光远和她在一处隐蔽的胡同里偷偷见了一次面。父亲的生活费20多元，他买了几个包子；母亲正在监督劳动中，只买了两根冰棍。母亲14岁参加地下党，23岁时因为说了一句某领导“有点粗暴”，成为“”被开除出党，逐去劳改农场。“文革”时，妈妈偶尔回家拿粮票，作者于小红帮着姥姥给妈妈清洗过伤口。父亲和妈妈最后一次见面时，两人“被离婚”已经十年，并且分别再婚。于光远晚年告诉了女儿这件事，“他说的时候哭了”……姥姥多有革命子女，却注定要与这个遭难的女儿厮守一起，背负非常的苦难，照料着女儿的幼小女儿……白花丁香树，已然是一个诗性而悠远的意象，情思在这里得以寄寓，情感在这里得以安放；可是它却让我虽掩卷而久久不能释怀。
在这个信息纷繁的时代，感谢朋友的推荐。我需要这样的阅读，是因为它们能让我在浮躁裹挟中获得些许思想的重量，或者是在碌碌度日时稍作停留，以仰望那沉默的星空。
有点让人意外以至于颠覆了阅读经验的是，这两篇文章分别刊载于并非“大牌”的《杨浦文艺》今年第一期和《采风》四月号上。办刊人的识见，让它们闪耀着含蓄而坚定的光亮。那么，按照流行话语，这会不会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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