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黎，《美文》杂志副主编，著名作家。在国内外百余家报刊发表过各类文学作品，总字数超过三百余万字。
日月更替，季节轮回，一进入隆冬，地表上的颜色与夏秋迥然有别：单调，灰暗，了无生机。繁华不继，衰败满目；白昼短暂，黑夜悠长。瑟瑟的萧风刮过，人将头颅缩进了衣领，将五指缩进了手套，抬头望一望灰霾的天空，眼巴巴地期盼着雪的降临。
近些年里，雪越来越稀罕，一如摆谱的神仙，绝然不肯轻易降落凡尘。然而，时光往前推移数十年，在我这代人的年少之时，却远非这样——那时候的雪，更像是热衷于凑热闹的邻居大妈，动辄就前来串门，三天造访一回，五天踏足一趟。雪很大，漫天的雪花，趁着夜幕的掩护，纷纷乱乱地飘落而下。早晨睡起，拉开门闩，懵懂的双眼被白晃晃的雪芒刺得无法睁开，不由得心头一颤，叹息便脱口而出：怎么又下雪了？极目四望，天地之间，天空混混沌沌，地面的一切似乎都浮肿了起来，都改变了原有的形状，薄的变厚，瘦的变胖，黑的变白。屋脊，墙头，门扉，树木，草垛，道路，麦田，山坡等等，甚至晾衣杆晾晒的被单，槐树上摇摇欲坠的乌鸦巢，皆白茫茫，毛茸茸，整个世界，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厚雪涂抹覆盖。没有了高低，没有了美丑，那种彻头彻尾的一袭洁白，给人营造出一种披麻戴孝的幻境。
踩着雪去上学，踩着雪去坡地里放羊，踩着雪去供销社买日用品，踩着雪去亲戚家借粮食，踩着雪去医疗站给孩子打针……整个一个冬天，全笼罩于雪里，生活在雪中沦陷。来来回回，人在雪地里踉跄打滑，脚趾与手指冻裂的伤口，犹如沟壑纵横。当然，雪在束缚住人肢体的同时，也封锁住了通往田野的小径，更使原本疏松的土壤冻得僵硬。苦役般累月劳作的农夫，终于可以倒在热炕上，死心塌地地睡个懒觉了。尽管民间早就盛传着“瑞雪兆丰年”的谚语，但农夫并不为降雪的频频光顾而欢欣鼓舞。农夫心里有数，知道雪遇阳光就化水，水能浇灌苗木之根，却无法融化坚硬的石板。雪花对大地的暗送秋波，十之八九是徒劳的，是一厢情愿的，正所谓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大地若无春风抚慰，雪即使下得再大，众人对五谷丰登的渴望，依旧会凋敝为破灭的泡影。
事实上，在荒僻的乡村，大雪纷飞之际，恰是饥荒猖獗之时。诸多人腹中空瘪，体内热量匮乏，加之衣着单薄，便越发地觉得饥寒交迫，刺骨锥心。人为自己碗里无食而发愁，亦为牲畜槽里无饲料而焦虑。于是，毫不懈怠地觅食，便成为日常要务。大人在为孩子们一日三餐绞尽脑汁的时候，孩子们也没闲着，牵着羊在雪野里奔走，为羊寻找吃食。一撮撮未被雪捂住的麦苗，一株株翘出雪外的枯草，皆化为了羊的无盘之餐。羊扫荡完这些，若意犹未尽，便将其牵至一棵树旁，拴于树身。又饿又冷的羊，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架势。它蹬着四蹄，绕着树不停歇地打转转，不一会儿，缰绳就一圈圈地紧缠在了树干上，致使自己翻起了白眼，差点儿窒息过去。羊转圈圈，并非是想寻短见，而是在闷头狂啃树皮。羊躁动着，贪吃着，竟至于忘却缰绳在脖子上越勒越紧，危险正在步步逼近。羊在这儿啃一口，在那儿吃两嘴，直至将树皮啃得精光，致使树木的下半身白骨裸露——羊与树，似乎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较量。
忆苦是为思甜，是想告诉坐在暖室里吃腻喝腻的后来者：无雪的冬季虽然令人遗憾，但比起雪中的受冻挨饿来，还是要幸福几许。天上落不落雪，人无法掌控左右，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始终留存着雪花飘飞的诗意，生命的原野就能绽放出万紫千红。
这道标注着生命刻度的门槛，不像富丽堂皇的庙堂之门，或低檐矮墙的柴扉之门，人可以绕其而行，避而不入。面对它，人无可选择，逃不掉，摆不脱，只能乖乖地就范，任凭它像收割机那样，将天下所有人一网打尽，悉数收入囊中。
人一贫如洗也好，家财万贯也罢；坐轿子也好，抬轿子也罢；红花也好，绿叶也罢；勤勉也好，懒散也罢……都不得不随时间的节拍而起舞，并随时间的轮回而存亡。
每一个日出日落，皆有无数的的新生命，宛若春天原野里的幼苗，破土萌芽，蓬蓬翠绿；同时，又有无数深陷黄昏的生命，仿佛摇摇欲坠的枯叶，一阵秋风袭来，无可奈何地凋谢。人可以支配很多东西，但无法左右时间，更无法像伪造报表那样，随意涂抹和增减自己的寿命。时间无形无状，无色无味，但暗中却伸长着一双魔爪，钳制着人，掌控着人，驱使着人，使人难以随心所欲。人能翻墙越狱，却越不出时间的围追堵截；人能开锁解扣，却砸不烂时间的手铐脚镣。
时间是公平的，它对俗世世界里的高低贵贱置若罔闻，不屑一顾；但同时，它又是残酷的，狰狞的，六亲不认的：多少稚嫩青春的面庞因其而褶皱枯槁，多少矫健挺拔的身躯因其而弯腰驼背，多少盛名随风飘逝，多少桂冠化为尘泥，多少踌躇满志的宏愿半途折戟，多少五彩缤纷的憧憬沙海断流……时间促成人的相逢团聚，又将彼此牵挂的人活活拆散。在时间的蛛网里，人仿佛一只懵懵懂懂的蜘蛛——昼夜不歇地忙于织网，精于计算，长于谋划，似乎什么都想据为己有，却唯独忘了自己不过是时间这张巨网中的暂住客。
不时会听到这样的感叹：为何过去总觉得时间很慢，慢似乌龟匍匐，而现在却觉得时间很快，快似白驹过隙？事实则是，时间的节奏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人的感应系统。不同年岁的人，不同处境的人，对时间的感觉迥然殊异。年幼者渴望长大，觉得时间何其拖泥带水，迟滞不动；年迈者畏惧衰老，觉得时间何其步履匆匆，转瞬即逝。花天酒地的人，沉溺于酒，痴迷于色，乐不可支，得意忘形，自然觉得时间恍若闪电掠过，一眨眼就没了；贫困交加的人，发愁于吃穿，皱眉于用度，疾病缠身，痛痒附体，无疑觉得时间犹似老牛负重爬坡，总是望不见坡顶。高官厚禄者，功成名就者，抱怨时间过于悭吝，宝座才刚暖热，就得移位退场；但囚牢里的囚犯和病室中的患者，却在掰着指头熬日子，而昏天黑地的日子横在他们面前，堪比层叠的苦果，总是吞咽不完，消化不掉。
春节最初是人为庆贺丰收而设置的，后来其内涵被偷梁换柱，演绎为亲人间的团聚与亲戚间的相互拜谒。抛却这些繁琐的程式化讲究，单从时间的意义上看，春节的确立，更像是人给予自己的一次委婉提醒：生命中又一个鲜活的年份，像一页褪色泛黄的册页被揭去，踪迹全无；若要重温回眸，只能寄望于记忆的搜索与打捞。但记忆打捞出来的，常常仅是它残骸的模糊图影。
时间就这样把今天化为昨天，把明天化为今天。时间埋葬着时间，也繁殖着时间。时间对人而言，绝然无法征服，但却可以把握和利用，于是身处同样的时间段落，有人茂密璀璨，有人荒芜颓唐，有人被爱戴，有人遭唾弃……在时间的白纸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自己这幅自画像的作者。
生肖里的动物农历的年份，由十二只动物命名，并以这些动物，作为人的生肖——人出生马年就属马，出生鸡年就属鸡。
世间的动物千千万，年份亦千千万，人为何从无数的动物里，仅挑选出有限的十二种，让其轮回坐庄呢？以我之揣度，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如果选出的动物过于纷乱芜杂,极易引起混淆，不利于人的铭记；二是并非所有的动物都外观淑雅，寓意吉祥。那些看起来凶神恶煞的动物，注定要被排除在外。
然而，榜上有名，或榜上无名，体现的只是人的好恶，并不能完全反映动物界的实情。以亲疏论英雄，以相貌定取舍，这等一以贯之的“偏心眼”，难免要影响到人对动物的遴选。那些丑陋的、肮脏的、面目狰狞的、杀气腾腾的、贼头贼脑的动物，毫无疑问，要将其拒于大雅之堂的门外。然而，却也不乏令人大跌眼镜的例外，比如猪、蛇和鼠等。人对猪的态度颇为复杂，既嫌弃，又怜惜；既蔑视，又不舍。嫌弃与蔑视的，是猪的又脏又懒，贪吃贪睡，以及脑子的简单愚钝；而怜惜与不舍的，则是其性格的敦厚温驯和骨肉的唇舌之香。猪不造次，不好斗，不惹是生非，不犯上作乱，单这些“优点”，就足以让前怕老虎后怕狼的人高枕无忧了。比之猪与人的亲近，蛇不但远离人的生活，而且声名狼藉。“蛇鼠一窝”之类的成语，诠释的，正是蛇在人心目中的形象之不堪。但人对蛇的非议，多来自于臆测，颇有诽谤的嫌疑，并无多少事实依据予以佐证。蛇仅仅因为躲于幽暗，潜于草丛，人便断定其居心叵测。真实的情况则是，蛇从不主动发动攻击，唯有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才不无被动地探出毒舌毒牙。蛇的反咬一口，很像是退无可退地自卫之举。况且，抽象意义上的蛇，早已沉淀为鱼龙混杂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亦不可忽视的精神元素与形象符号。在传统的叙述语境里，蛇不但不蓬头垢面，而且还流光溢彩。蛇代表着聪颖，代表着机智，代表着妖娆，代表着婀娜，代表着妩媚，或者，蛇干脆就活化为女性千娇百媚的替身。在诸多的神话故事里，美女与蛇相互缠绕，相互衍生，相互替换，相互隐喻，水乳交融，难解难分。除文人雅士对蛇极尽阿谀之外，民间对蛇的高抜，更是玄乎得离谱。在迷信极度猖獗的荒僻角落，人们坚信蛇就是神的物化——神正是依附于蛇，将自己的旨意传播扩散。立足这等观念，民间盛传着有关蛇的种种奇闻，极尽夸张地渲染着蛇的神通广大与睚眦必报，以此来警告那些磨刀霍霍的狂妄之徒。据说，蛇一旦溜进某户人家的屋前檐后，好言好语地将其劝离，方为上上之策；若有哪位莽夫悖逆古训，挥铲舞锨，置蛇于死地，必会招致神鬼共怒，从而为自己及家人预埋下隐患的伏笔。
观览生肖，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有两种动物：一是鼠的“金榜题名”，一是驴的“名落孙山”。鼠在人的眼里，形若小偷，狗苟蝇营，专事盗窃，既无堂堂之仪表，又无磊落之胸怀。然而，鼠却堂而皇之地与虎龙比肩而立，混迹于榜单之列。相比之下，驴却非常冤枉，论功劳，论苦劳，驴都不该遭此薄情相待。牛耕地，驴亦耕地；牛拉车，驴亦拉车；牛从不驮运，驴却要负重远行，跋涉于千山万壑，劳顿于春秋冬夏。驴流汗最多，挨鞭子也最多，却从不落好，甚至难以获得人的正眼相待。人世间根深蒂固的偏见与势利，天地间冥顽不化的不公与不义，在驴的身上得以淋漓尽致地诠释——好在驴性情豁达，心地纯善，只求问心无愧，不求绫罗满身。
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作家安黎老师对我来说是偶像级的存在，他置身文坛中央，功成名就，我则躲在幽微的边缘地带，捕捉着他们这些名家的举动，期冀有朝一日，如他们那般挥洒才情，取得成就。我在安黎老师的视线之外，当然，这再正常不过了，“对话”永远是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我们没有交集的可能。
让我想不到的是，安黎老师的儿子成全了我。听一位作家朋友说，安老师的儿子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我单位了，叫安朗。安朗，好听的名字，我在这个名字里，感受到了作家安黎的气息以及他希冀美好强力融入俗常生活中的渴望。我在单位的某个办公室找到了安朗，他腼腆内敛，和善的眉宇间透着一股刚毅，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我知道这和家庭教育有着必然的联系。几次接触下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谈话的内容也就由工作转到了令我挂念的安老师身上。他的创作动态、他的刚正不阿、他的生命轨迹等等，安朗讲故事样的描述着，那个如浩渺烟波上的作家安黎于我似乎不再是一个文学的概念，一个美文的象征了，而是由安朗的助推，与我沾惹上了一层关系，成了一个我随时就能造访的前辈，而且，我揣测，他会善意地迎接我的到来。
与安朗的每次相遇，好像就是要为与安老师的相遇埋下伏笔。习惯成自然。安朗后来见我，都不用我主动引导，“投其所好”地给我说着安老师的种种，他说的认真，我听的认真，我们彼此彼此。一个清晨，安朗抱着两本崭新的书来到我办公室，是安老师的两本散文集，他签了名，让安朗送给我。我知道，安朗没少在父亲面前提及我，我是搭了与安朗友谊的“顺风车”，接触上安老师的。
阅读作品是走进一个作家内心世界的最好方式。深入了解作家安黎老师，从他的散文集《耳旁的风》开始。这部散文集与当代很多散文家的作品类似，记录生活、感怀世事、抒发情怀，所不同的是，安黎的散文有着很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敏锐的思想洞察力，决定了他不可能对陕西这块广袤厚重大地的历史无动于衷。他的历史文化散文将秦汉唐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挖掘人类与文明的互生关系。人的过去由记忆承载，时间的过去以历史来书写，人是历史的主体和唯一参与者，所以，他写历史，更是在写人。
对历史的态度便是对人事的态度。安黎对待历史的态度是谦恭的，以宽宥和包容的视角来梳理逝去的人事，故此，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便有了超然的写作姿态。人由历史构成，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总是与过去息息相关。作家安黎的这类散文正是通过当下某个生活瞬间或截面，来与历史呼应，从而达到或教化、或指引的作用。落脚点只有一处，劝导人人做尧舜。这是难为之事，却也是经世致用的根基所在，这构成安黎历史文化散文的思想基础。
如何把大道理讲出来，并让人理解、接纳从而很好地践行，最后在心性层面固化为行为向导，言说者的方法有时是至关重要的。安黎这类散文的涵盖很广，核心却是儒学的济世思想。它越过读者的审美经验，直抵其内心，培植仁义善根，对作家而言，这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行为。散文是美文，让其背负道义的审视，势必会消解它自身的美感品质，甚至给读者留下说教的印象。这些担忧在走进安黎的历史文化散文文本后，顾虑很快消除。比如《关垭子》，通过辨析秦楚文化异同、阐释计谋与智慧界限，得出施行仁政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好办法，通篇闪耀着美善的光芒。《历史的物证》是写西安城墙的，伴随朝代更迭的战火屠戮，安黎掩面痛惜那些战争中的累累白骨，此刻，他笔下城墙的历史象征、不同朝代的统治格局等大命题，在人性关爱的触动下，不堪一击，给予读者深邃的思考。《西风落叶下长安》是以汉唐文化为坐标，以罗马文化为参照的大散文，安黎在东西方两大文明阵营的辉煌期，探索两大文明传承久远的原因，兼容并蓄和广阔胸襟。当然，时代推移，优势也会变为劣势，比如长安城，这个空气中都弥漫着历史韵味、极大的丰富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古都，也培养了人们自大与慵懒的心性，这是文化心理学的范畴，安黎在他的散文中，也关注到了这点。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安黎历史文化散文的特点：一是言为心声。作家本人有一股强大的正气，并在作品中充溢着，故此，他的这类散文自然就打上了道义的印记，真诚的写作，迎来读者发自内心的赞美。二是公正的历史观。安黎笔下的历史事件是客观的，这些历史事件经过他思想的净化，有了鲜明的指向，即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具备了丰沛的人文品格。三是典雅的表达。他的散文有股浓浓的书卷气，行文典雅，叙事绵密，历史典故结合当下的世态人际，文章很有趣味性，读来既愉悦又深刻。
历史文化散文成就了安黎作品的“大”，这个“大”是站位，也是视野。文化是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情感认同，它和历史交织后，积淀下来了历史经验、人文思想和价值判断等等，这些恢宏主旨对社会与时代进步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这些优秀文化理念的落实需要中间环节，缺少不了载体，安黎的历史文化散文便是很好的载体，它以美的方式，让人们认识历史、品味文化、学习道义，在人心构建了理想的社会生态与人际人伦，这是安黎散文的文化内涵所在。
安黎散文也有多样性的一面。散文集《耳旁的风》中，除了历史文化散文外，还有大量的美文小品，这类文章着眼点很小，甚至可以说很琐碎，大多是对日常生活事件的感悟，或是对平凡人物的写意，没有了历史文化散文的波澜壮阔与荣辱浮沉，然而，那种呼唤正气，引导人向善的初衷一以贯之，同样具有深厚的文学气象，这是优秀作家创作稳定性，形成独特创作风格的体现。安黎的这类散文从生活出发，既讴歌生活的美好，也直面生活的艰辛，他笔下小人物的悲欢离合背后，隐藏着安黎“赤裸裸”的人本主义思考。《暮色里的街道》、《城墙下的理发师》、《另类的免费午餐》、《二分钱的谎言》等文章，安黎走入底层民众中间，化身为他们中的一员，用慈悲的心刻画他们为生计奔忙的种种面相。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笔法通透练达，同情的视角让位于人物神韵气貌的展现，即便是挖掘人物自身的不足时，他也并没有在思想或人性的角度去批驳，代之以理解的眼光去抚慰，让人倍感温暖。
《一个老实人的生与死》中，安黎深度参与并见证了“老实人”李加强的大起大落，其间不乏对其规劝与提醒。可惜，在工程中捞到第一桶金的“老实人”，把一切想的过于简单，被人欺骗了很多次，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没有彻底觉醒。“老实人”的一生其实没有干过多少有价值的事情，安黎却乐此不疲地用很大的篇幅来缅怀他，这是有原因的。“老实人”很愚昧，却也很纯真，内心很简单，却也很善良，没有丝毫的心机和手腕，对人对事有一股赤子真心，这或许是安黎最为看重的地方。“老实人”的失败是注定的，他的失败由复杂险恶的人心造成，也从反面说明，如果人人都是“老实人”，这个社会将是怎么的一番景象呢。《儿子的成长地图》与《一个老实人的生与死》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对人性之真的呼吁，只是《儿子的成长地图》中，作为父亲的安黎看到儿子的优点，那种荣耀与自豪感溢于言表，儿子是下一代，是未来的希望，他仿佛从儿子身上看到了整个一代人的美好心灵。“人之初，性本善”，人性本善，教化才成为可能，只是需要一个很长久的过程，生命个体的自省自勉也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安黎的散文正是要传递这样的意味。
安黎散文也描摹了清廉的治世理想，这依然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延伸和儒家兼济观念的美学表达。个人认为，《一个人远去的背影——一个县委书记的人生片段》这篇文章是整部散文集的纲目，在文中，安黎以深情的笔墨、白描的技法，塑造了已故耀县县委书记杨尚坤先生。安黎给这位亲民、廉洁，正值的有点不近人情，却很有人格魅力的县委书记“伟大人格”、“中国良心”的赞誉。这不是拔高，也不是溢美，借助安黎的文章认识了这位县委书记后，我们会发现，只要清清白白从业，踏踏实实干事，人是可以伟大与崇高的。当然，这需要靠近真理并坚持真理的勇气，甚至，要以牺牲个人的利益为代价，没有“壮士断腕”的毅力难以做到。在与杨尚坤二十多年的交情中，安黎对他可谓深入骨髓的了解，也发自肺腑的尊崇与爱戴。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做派，公私分明、担当正义的胸怀，爱惜人才、重视文教的视野，让他成了一位可歌可泣的、大写的人。县委书记有“两面人生”，工作上雷厉风行，敢做敢为，只要是造福老百姓的事，他不容商量，强力推进。在家庭生活中，他又是那样的清贫，过着苦行僧的日子，打破了人们观念中官员锦衣玉食奢华生活场景的想象。他为什么要这样，安黎在文章中没有明确回答，但是，县委书记一生的点点滴滴中已揭露答案，为了心中那一份坚守，一种信仰。这是信仰的力量，任何事业，只要上升到信仰的高度，它就是会成为一个人毕生的追求。
安黎散文可“大”也可“小”，大到以文化试图参与历史人文的建设，小到家长里短、街头巷尾，然而，文以载道的精神始终固守。文以载道，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个文艺不容置疑的话题，可它始终是作家创作境界的分水岭，美学韵味的“试金石”，是读者获取生命养分的重要通道，以此观之，安黎散文有多重的价值。他以小写大，以手写心，是典型的大散文。
《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等上百家报刊，都曾刊发过其作品的评论文章。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丑陋的牙齿》、《我是麻子村村民》、《耳旁的风》、《别样的发现》等十余部著作。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哈萨克文、蒙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等，在相应国家和地区的报刊发表，并被选入多个省市多个版本的语文辅导教材。曾获柳青文学奖、西部文学奖，西安文学奖等。作品以其深厚丰沛的思想性和独具一格的艺术性著称，被誉为“思想的王国，语言的石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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