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刚满15岁的我第一次从家乡到省城昆明。那天傍晚，我和几个小伙伴正在翠湖边上玩耍。在翠湖宾馆门口，见一位和蔼可亲的奶奶由几位叔叔阿姨陪同着向我们走来。见那位奶奶和跟随着她的叔叔阿姨们都笑盈盈的，我便大胆地迎上去，向他们敬了一个少先队员的礼。
“唔，懂礼貌的孩子。”那位奶奶高兴地望着我，满意地点了点头。她问：“小朋友，你是昆明的吗？”
“生活在新中国，你们是幸福的。”奶奶对我和我的几位小伙伴说着，又单独问我：“小朋友，长大后你要做什么？”
“好啊。”奶奶微微地笑了，笑容很甜。她问：“有一种专门为你们办的刊物叫《儿童时代》，你见到过吗？”
第二天，我在《云南日报》上见到宋庆龄奶奶和云南少数民族儿童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才知道，曾经和我谈过话并要我给《儿童时代》投稿的，竟是历来最关心我们全国各民族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宋庆龄奶奶啊。
我回到了家乡大理，向老师讲了我在翠湖边上的“奇遇”。老师很激动，要我把我的习作小说《金八哥》和诗《玩泥》分别寄给《儿童时代》和《少年文艺》。没过多久，两家刊物竟先后发表了我平生第一篇小说和第一首诗。《儿童时代》编辑部还寄来一封很长很长的信，鼓励说：“你的习作很有生活气息和边疆民族特色，只要坚持不懈地多读多写，将来一定能成为一位有才能的作家。”
从此，我与宋奶奶创办的《儿童时代》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半个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儿童时代》常发我的作品并对我有信必复，还常给我寄来刊物、笔记本、书籍和纪念品。发表我第一篇习作的责任编辑苏玉孚老师，更是与我书信往来了50年。
不仅我终于成了一名作家，而且我的女儿杨梅和杨柳也因为从小爱读《儿童时代》并从小学起就不断地在上面发表文章，大学毕业后都在党报党刊编辑部工作，成了年轻的“白族姐妹作家”。
我们忘不了宋庆龄奶奶，我和我两个女儿每次去北京，一下飞机，自然要先去瞻仰宋庆龄故居。那年，我带着女儿专程到上海，《儿童时代》社的领导特意请苏玉孚老师陪我们去参观上海的宋庆龄故居和拜谒宋庆龄墓。在宋奶奶的墓前，我们默默地流连了一个多小时，心里有万语千言。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一次难得的机遇，往往会影响着他的一生。我是一个最幸运的人。因为我的幸运，因为宋庆龄奶奶和她亲自创办的《儿童时代》的关怀和培养，我的两个女儿也很幸运。
回想起宋庆龄说的那句话，“生活在新中国，你们是幸福的”，我想，因为有宋庆龄奶奶的崇高品德和高尚事业，包括她亲自创办和无微不至关怀着的《儿童时代》，在全中国的各族儿女中，最幸运的绝对不仅仅只是我和我的两个女儿。（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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