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早以前的一个文学沙龙上，张胜友就提出过一个观点：“传统的纸介文学实际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如今，随着我国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特别是媒体革命后，互联网、手机文学的相继出现，张胜友这个“残酷”的观点正在得到验证。
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计显示，近年来，长篇小说出版量为每年800~1000部，加上民营书业操作的一部分，总共有1000多部长篇。但在全国真正有反响的不过几部，大量的小说都是作家自费出版，真正印数超过一万册的小说少而又少。无怪乎社会上有人笑话作家们，“自娱自乐！印上1000本,就著书立说了！”
张胜友说，如果仅仅以传统概念来理解文学，那就是散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评论等等。如今，我们提倡大文学，在大文学里的概念中一定要包括强势媒体的影视。美国文化产业之所以产生那么高的经济效益，就在于大量输出的好莱坞大片与电视剧抢占了世界影视市场约70％的份额。
而在我国的纯文学界，往往对新的文学形态采取不认可的态度，或者干脆持抵制的心态，关起门来从事所谓的纯文学创作。
“这是一种没落贵族的心理，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穿着破长衫，嚼着茴香豆‘多乎哉不多也’。纯文学就是那么一小块，如果我们不承认社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高科技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视已经强势地介入人们的生活，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参与，更不愿利用这种新的文学艺术形态。这样的文学必将走向边缘化，受到市场挤压，生存空间很小。”
我们不妨从张胜友1995年到2004年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期间的一系列图书码洋数字上得到启示。
1995年，张胜友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仅一个月，该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跃升至276万元，一年后发行码洋即从1200万元达到3859万元，2001年则飙升到1．7亿元，经济总量相当于原来的14倍，甚至曾经有一个月控制中国文学畅销书市场三分之二的份额。
在精品文学市场中，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安忆的《长恨歌》，发行超过了26万册，加上盗版，是几十万册；贾平凹的《怀念狼》卖出20多万册；余秋雨的散文《霜冷长河》、《千年一叹》发行都超过60万册，《借我一生》开印就是40万册。“可以说，纯文学如果是精品，一样拥有市场。”
张胜友说，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后的票房价值在中国仅次于《泰坦尼克号》，因为它关注现实，老百姓痛恨腐败，老百姓议论腐败，老百姓也希望坚决反腐败。张平非常尖锐地揭示了当今社会确实存在的深刻矛盾，引起全社会关注和共鸣是顺理成章的事。他的第二本小说《国家干部》直接切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反映目前非常严峻的三农问题，首印10万册一周就卖空，而且全部都是读者自己掏钱买的。同样的例子还有周梅森近六年来每年在作家出版社出一本书：《中国制造》、《最高利益》、《绝对权力》、《国家公诉》、《我主沉浮》、《我本英雄》……每本书印数都超过20万册。
现在，《国家干部》已拍摄成29集的电视连续剧并在全国各地电视台热播。“当初，由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旗下的巨帆影视公司运作这部29集的电视剧时，总投入需要一千多万元，当我们打出这个旗号的时候，不是缺钱，倒是要去阻挡别人来投资。我不断接到这样的电线万！我说，不要啦！不要啦！资金已经全部到位。谁都知道这个电视剧出来很好看，一出来就会赚钱，我们还没拍完，各地电视台就纷纷前来预购片子。这说明这部作品关注了社会现实，关注了当今的社会矛盾，关注了社会热点，作家的情绪跟老百姓的情绪是一致的，跟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是能引发共鸣的。”
张胜友表示，作家们如果能把握这些时代本质的东西，能深刻表现变革的历史进程，那么文学作品不但能得到当代人的欢迎还可能流传于后世。“现在是最能出大作品、出大作家的时代，关键在于作家们能不能走出书斋，能不能真正深入社会思考问题秉笔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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