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名人余秋雨作品的畅销，与“批余”声音的此起彼伏，已成为近年来内地文化圈的一大现象。日前，余秋雨写作“文学性人生回忆录”《借我一生》的消息刚刚传出，就引起了众多评论家们的关注，焦点则集中在余秋雨如何讲述自己的“文革”经历上。
据此间《新闻晚报》今日报道，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出版以来，各类“批余”之声从未间断过，且有逐年上涨的趋势。批评家们的目光，也从早期对余文硬伤软伤的学术批判、发展到对余秋雨散文的文学批评、继而很快转向了对余秋雨个人历史的大批判，而且每每都能成为内地当年最为轰动的文化事件。
二000年一月青年学者余杰的一篇《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以“文化流氓”、“文革余孽”等激烈的字眼，在内地引发轩然大波。余文也引发了读者对余秋雨的“信任危机”。二00三年六月上海《咬文嚼字》编委金文明推出《石破天惊逗秋雨》，指出余秋雨三本散文集中的一百三十多处文史知识差错，引发“金余舌战”。
在今次的新书里，余秋雨一改以往“不分辩”的态度，首次集中回应了一直以来外界批判他的诸多“罪状”，并且用了十多万字的篇幅，记述自己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据已看过文稿的出版界人士透露，这部近五十万字的作品，很可能会在文坛激起余秋雨成名以来最大的风波。
正在美国作访问学者的余杰对《新闻晚报》记者表示，坚决反对余秋雨“不忏悔”的态度：“我从来就不想针对余秋雨个人，而是想通过这个个案，来分析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在中国，忏悔一直是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巴金的《随想录》为什么能感动人？不是因为他没有犯过错误，而是他用自我批评而不是极力辩解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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