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沅江三中高三学生罗某杰杀害自己班主任鲍某的事情已经过去几天，但此案留给人们的伤痛和反思还在继续。小罗明明是一位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为什么会向老师举起了屠刀？
此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小罗在去办公室见老师的时候，就带上了水果刀。一个解释是，他本来把刀放在教室的窗台，准备带到校外的，去见老师的时候顺便揣进了兜里。这个细节可能影响此案的性质，到底他是蓄意伤害老师的？抑或只是一种巧合？
去办公室前，下午考试结束，按照惯例，学生应该放假几小时，但鲍老师把学生留了下来，看16分钟的励志片，要求每人写500字的观后感。小罗和另外几个同学表示反对，因此被老师喊到办公室进行批评。
这是一个针对个人的谈话，老师并非单纯针对这次“反对”，还包括了小罗起伏的成绩。双方无法达成一致，老师拨了家长的电话号码，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很明显，在冲突发生之前，小罗已经对老师产生了积怨。他不想那么刻苦，他不想考什么重点大学，但老师想。同事说鲍老师把小罗当儿子一样看待，用来形容鲍老师的好。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可能正是这种“父子式”的相处模式，最终激发了小罗的叛逆情绪。
沅江三中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虽然考试并不密集，但这种这种军事化管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出成绩。除了三中，应该还有一中和二中，对毕业班班主任来说，这种横向比较和竞争，是考核他业绩的关键。所以，我们也就理解，鲍老师一定希望小罗能更努力一些，不但是年级前10名，也能进入到全市前列，那才是让他长面子的事。
任何一个毕业班班主任，都会偏爱小罗这样的尖子生，只要学习成绩够好，在别的方面都可以商量。这是一种爱，但也是功利目的下变了质的溺爱。老师和差生的关系非常简单，纪律约束，感情上不管不问，但和优等生相处就要复杂得多。必须爱他们，利用他们，也必须管理他们，而这些孩子们，却正好处于叛逆而敏感的青春期。
小罗的问题在于对自己的定位，他没有把自己纳入到那种由励志故事编织而成的高考叙事中，只想读个家乡的二本。这种想法比较奇怪，通常情况下，尖子生都会被老师动员成功，成为追逐好成绩的战士。小罗既是尖子生，又没有什么功名心，这就注定他和班主任之间存在着张力。他的同学们感知到了这种张力，但很可惜，鲍老师没有感受到。
毫无疑问，鲍老师并没有感受到小罗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不是他第一次反对老师，此前，他对别的老师不满的时候，也会当场走出教室。这是一个叛逆青年，鲍老师并没有为他量身打造一个管理方案，而是像父亲一样，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像父亲一样”，这个句子饱含爱意，但也有可能意味着粗暴、打压、不理解。从心理学上讲，父子关系紧张的案例，也要远比父子和谐的要多，当初弗洛伊德构建自己的心理学体系时，才会提出那个颇具争议的“弑父”概念。一个男孩，必须杀掉、战胜、摆脱父亲，才能算真正的成长。
这样分析并不是指责被害人鲍老师。但这个悲剧确实提醒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相处时要注意尺度。除了把握每一个学生的具体心理情况外，适当的距离也许是必须的。距离意味着尊重学生的选择，他只想考个二本，有什么不行呢？距离也意味着给学生一个释放个性和青春期苦闷的空间，给他一个缓冲地带。
这两年，高中生针对老师和同学的暴力事件已发生几起，其中不乏像小罗这样的优等生。和成绩较差的学生相比，成绩好的学生心理健康更容易被忽视。大家都认为一好百好，却忘记了他们也是普通的青春期少年，他们也会叛逆，而且背负的心理压力更大。对老师来讲，怎么对待成绩好的学生，也日益成为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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