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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9日，高尔基乘坐的“让－若列斯”号苏联贸易轮汽笛长鸣，驶离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取道伊斯坦布尔，于5月17日抵达敖德萨，再改乘火车，途经基辅，5月19日回到莫斯科。
回国后的高尔基对待所谓“反对派”的态度，也远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例如，在看过卡冈诺维奇寄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高尔基曾于1933年9月9日写信给他，表达了以下意见：“第57页上称托洛茨基为‘最可恶的孟什维克’。这很好，但是不是过早了？实际上不是过早，但是读者可能会提出问题：‘最可恶的’怎么就不仅进入了党内，而且还占据了党的领导岗位呢？……我担心，书中所提供的对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评价，同样也会在读者那里产生类似于关涉托洛茨基的问题。姑且不论，依我看来，这些评价其实是对以上诸人永远关闭了党的大门。”这封信的内容显然使斯大林清楚地看到了高尔基从根本上就不赞同他对“反对派”的斗争。
1934年12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党委基洛夫被害后，高尔基进一步意识到：斯大林和包括基洛夫、布哈林等人在内的所谓“反对派”之间的矛盾，不是他高尔基做一些调节工作就可以淡化、能够解决的。紧接着基洛夫遭暗杀之后出现的大逮捕，破除了高尔基的许多善良而脆弱的希望，改变了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他开始越来越经常地被忧郁的沉思所压倒，也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斯大林的严重对立。他抗议对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审讯，坚决反对并试图阻止迅速蔓延全国的大逮捕、大处决，称之为“国家恐怖”。
高尔基的立场和态度开始使某些人恼怒。1935年初，《真理报》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一篇批判高尔基的凶恶文章，盛怒之下的高尔基要求办理重去意大利的护照，但是遭到拒绝。高尔基又“接二连三地向斯大林提出抗议”，“他已忍无可忍”，可是这一切仍属徒劳。
同年6月23日至7月21日，罗曼·罗兰和他的夫人到莫斯科访问，其间罗兰记下的“莫斯科日记”《我和夫人在苏联的旅行》，记载了作者和高尔基多次面对面的恳切交流，揭示了后者不为人知的心灵面貌。罗兰发现：高尔基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表讲话，反对盛行的浮夸风；当罗兰夫人因接到一个富农子弟抱怨所有大学和工厂都不接受他的来信，激烈批评苏联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唯出身论”时，高尔基陷入了一种十分为难的窘迫和尴尬之中。罗兰回国后于8月25对日记作最后校定时补记的内容，曾这样勾画高尔基的内心世界：“我感到在他心底，有着一种隐藏着的深深的忧郁。这不仅仅是因为不久前他痛失爱子，忧郁构成他几乎所有作品的一种底色。……这头不幸的老熊，虽然被缠上桂冠，备受礼遇，但在灵魂深处他对所有这些功名利禄都极为冷漠。他宁愿舍弃这些，换回往日流浪汉的独立自由。”
一回到苏联，高尔基就明显地感觉到极左文艺思潮已经渐渐地被政策化、制度化。当时文学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是：“阶级斗争”观念被引入文学领域，文学工作几乎完全被纳入政治轨道，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庸。对于这一切，高尔基十分反感。他一方面坚决抵制极左政治和行政力量对文学的干涉和控制，一如既往地努力保护遭到不公正对待的作家，另一方面又严厉批评文学中粗制滥造的现象，反复呼吁要提高文学的质量，千方百计地制止文学的滑坡。
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思潮和政策的坚决抵制，不可避免地引起文学界极左势力的乘机反扑。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了达·扎斯拉夫斯基的《读者短论：文学的腐败物》，文章指责加米涅夫（他刚刚被作为“新反对派”主要成员之一而受到政治审判）任社长的科学院出版社决定印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群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称这部作品为“旨在反对革命的污秽的谤书”。大力支持加米涅夫的高尔基，则被扎斯拉夫斯基叫做“文学的腐败物”。
作为一种答复，高尔基随即写反驳文章。然而，他的文章被《真理报》扣压，一直未能发表。敢于拒绝发表高尔基文章的《真理报》主编梅赫里斯，早先曾担任过斯大林的私人秘书。这一切绝非偶然。显而易见，高尔基对极左文学政策的抵制已经引起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强烈不满，他事实上已经失去了就当时的苏联文学发表自己意见的可能性。本回答由网友推荐答案纠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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