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下午，阳光明媚。洪山礼堂前，“学习郑琦同志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以郑琦同志为榜样大力加强师德建设”等4条标语从空中的气球垂下。洪山礼堂门前悬挂的“郑琦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会标下，来自武汉地区的1400多名听众，纷纷走进会场，聆听一场动人的报告。走进会堂大厅前，由24块展牌、224幅图片及大量文字资料组成的《心系红领巾爱洒育人路———郑琦老师先进事迹展》，吸引听众纷纷驻足观看。
报告会前，省委书记，省长罗清泉，省委副书记黄远志、陈训秋等领导在礼堂会议室亲切会见了郑琦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同他们一一握手，热情交谈。
和郑琦坐在一起，对郑琦说，从报纸上看到了你的事迹，很受感动。你十分热爱孩子，关心孩子的进步。学生家里有困难，你把学生接到家里，带在身边进行培养教育，在平凡的岗位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真是不容易。退休了，你还创办青少年活动中心，继续培养孩子，关心孩子，为青少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很不简单，我们广大党员要向你学习……
见郑琦穿着西服还打着领带，关心地说：“天气热，西服脱了吧。”郑琦说：“要求我们上台作报告要穿西服。”说：“没关系，穿衬衣就行了。领带也可以不打。”有点热的郑琦和穿着西服的报告团成员阮建平随即脱掉了西服。
仔细地问郑琦家里多少人，几个孩子，孩子在做什么工作。郑琦一一作答。
罗清泉问阮建平：承包了多少果园？收入多少？今年的水果是不是好卖？又问报告团中的中学生周志富：“读几年级？”“是不是第一次到武汉、到北京？”……
亲切的交谈后，省领导同报告团全体成员合影留念。整个会见洋溢着愉快、轻松的气氛。
会见结束后，等省领导进入会场，坐在听众席上，聚精会神地听着主席台上报告团成员的报告，不时热烈地鼓起掌来。
我叫郑琦，是宜昌当阳市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今年65岁。我曾经在6所乡村小学工作过。一直从事语文和音乐教学，并兼任少先队辅导员。退休后，我还担任着5所学校的志愿辅导员。
小时候，我的母亲就教导我，做人要有仁爱之心，要同情弱者，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她老人家是一名小学教师，特别疼爱孩子。在学生面前，她既是严师，又是慈母。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姐姐也做了老师。她跟母亲一样，深受学生爱戴。母亲和姐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从小就感受到做教师的光荣和神圣，我一直向往，长大后也要像她们一样做一个好老师。
在我47年的教育生涯中，有过心酸，有过困惑，有过艰辛，也有过坎坷，但我感到最满足的是做一名教师的成就感。
在我的学生中有一个叫于建明的同学，是学校有名的“小调皮”，老师和家长提到他就直摇头，他自己也破罐子破摔。看到他这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一个信念：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未尽责的老师。我把于建明接到身边，帮他补习功课，跟他聊天、讲道理。慢慢地，他改掉了坏毛病。
这件事让周围的人知道了，于是，一些家长们常把管不了的孩子送到我这儿来。有的住一两个星期，有的一住几年。和他们在一起，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从事教师职业的幸福。
在农村，有的孩子没能受完义务教育就辍学了。我觉得，作为教师，有责任让这些孩子回到学校。这么多年来，只要听说谁家的孩子辍了学，不管是不是我教的，我都要上门做工作。曾经有个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时没来报到，我步行了几十里山路，找到她家。可她的家长一见到我就说，家里没钱再供孩子上学了。我费尽口舌反复劝说，他们终于把孩子送回了学校。我几乎每学期都要劝十来个孩子重返学校，并积极向学校反映，为困难学生减免学费。
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可以为教好孩子付出一颗爱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作出我的奉献。每当我看到学生胸前的红领巾时，我心里总会涌现出一种神圣的感觉，孩子们是祖国的花朵，我们肩负的是祖国的希望。我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红领巾事业中，组建了“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创办了“校外少年之家”，1984年，因为我在红领巾事业中做出了一点成绩，被授予“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全国首届少代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同志叮嘱我们：“红领巾事业是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那次北京之行，让我更加坚定了把终生献给红领巾事业的决心。
2000年，我退休前夕，三个儿女都要我和老伴到城里去住。一想到我就要离开心爱的讲台和可爱的孩子们，我真的舍不得。于是，我找儿女们凑了些钱，在学校附近买了间房子，建了个可以让学生看书、活动的场所。教育局很支持，把这个活动场所命名为“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后来发展成现在的“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
我记不清究竟帮助过多少个孩子，有人帮我算了一下，近5年来，我关爱、帮助的未成年人有260多人，到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的学生有15000多人次。我想，这些数字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能为教育多做点事，能给孩子多一点爱，这一直是我的心愿，我感到非常幸福和满足。
我叫杨静，是当阳市的一名小学教师。十年前，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同时也选择了音乐教师这个岗位。我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那首《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因为我30年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真实故事。
我的童年时期是在井岗小学这个难忘的地方度过的。每当上音乐课时，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围着郑老师，听他教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等经典歌曲。把我带入了奇妙的音乐世界。在他的辅导下，我对音乐越来越着迷。
有一天，郑老师告诉我：“暑假期间，育溪镇上要举办一个电子琴培训班，是城里来的专业老师上课，你想不想去？”我连忙点了点头。妈妈虽然支持我学琴，可是一想到育溪镇离我家30里路，每天接送很不方便，又有些犹豫。郑老师对我妈妈说：“我家离育溪镇近，就让孩子到我家住，我来接送！”
就这样，我带着心爱的电子琴住进了郑老师家。整整一个半月的时间，早上，他骑着自行车送我到镇上学琴；晚上，再骑10多里山路把我接回来。一天下午，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放学了，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可郑老师还没来，我急得快哭了。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郑老师全身湿透，一身泥水。原来，他摔了一跤，车也摔坏了。郑老师一边给我穿上雨衣，把我抱上自行车，一边说：“等急了吧？走，回家去！”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着郑老师躬着身子吃力地推着车，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就在那年，我这样一个农村孩子，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培训班的考试。
有一天，我们几个孩子在他的宿舍里看到了一本《辅导员》杂志，封底是男孩子身穿海军裤、女孩子身穿荷叶边裙子的图片。郑老师介绍说：“这是校服，城里的许多孩子都有。”我们羡慕地用手抚摸着美丽的图片，郑老师说：“喜欢吗？只要我们想办法，也能穿上这样漂亮的校服！”从此，郑老师带着我们开垦山上的荒地，种花生、点黄豆，师生一起勤工俭学。丰收后，郑老师高高兴兴地给我们量尺码，寄出了汇款单。不久，在周围农村小学还不知道校服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井岗小学的孩子们都已经穿上了从北京定做的新校服。
小学毕业后，我离开了井岗小学，也离开了郑老师，但他的教师形象却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的脑海里。初中毕业时，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当阳师范音乐专业———因为我想做一个像郑老师那样的老师！
我的童年与其他小朋友不一样。我的不幸是从7岁开始的，而我的幸运也是从7岁开始的。那一年，我妈妈嫌家里穷，抛下我和爸爸走了。同龄的孩子们都上学去了，而我只能跟着爸爸到地里打猪草。
一天中午，我跟着爸爸正在打猪草。只见一个人走了过来，那个人就是郑老师。他向我们打招呼：“请问周志富的家在哪儿？”爸爸指着我说：“他就是我儿子周志富，你找他有事吗？”郑老师走近我，摸摸我的头，心疼地说：“多好的孩子！为什么不让他去上学呢？”爸爸叹了口气说：“家里穷，没钱呀！”郑老师疼爱地拉起我的手，认真地对爸爸说：“这孩子就交给我吧！让他跟我去读书！”就这样，我坐上了郑老师的自行车来到他家。
我终于上学了，可有些同学老是欺负我。一次，我正在操场上玩，几个同学围拢来，笑我是没娘的野孩子。有的上来推推搡搡。我气极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晚上回到家，郑老师看到我脸上的伤痕，问明了事由，心疼地说：“你周志富不是野孩子！我就是你的亲人！”我心里一热，紧紧抱着郑老师哭了起来。后来，郑老师耐心地教育了那些同学，他们不仅没有再欺负我，还主动和我玩，使我真正感受到了新集体的温暖。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醒来，感到手里沉甸甸的，睁眼一看：哟！是一把花花绿绿的糖果！我赶忙穿上衣服，开门出去问郑老师。正在收拾房间的郑老师一见我，就丢下手中的活儿，把我抱起来说：“志富，祝你生日快乐！”餐桌上早已摆好了蛋糕，郑妈妈把一块蛋糕递到我手里，笑眯眯地说：“志富，你又长大一岁了！”吃完了蛋糕，郑老师和郑妈妈把我带到街上，为我买衣服、买鞋子。
时间过得线年级的时候，郑老师退休了。我想郑老师退休后也许不会再管我了。可是没想到，郑老师仍然让我住在他的家里。
12岁时，爸爸外出打工，至今没有回来，爸爸妈妈都没有了音讯。我要上初中了，郑老师为我准备好被子、衣服和日常生活必需品，把我送到新学校。他又是为我交费用，又是帮我整理床铺，然后找到班主任说：“帮我管好这个孩子，有事尽管找我。”
郑老师隔三岔五总要到学校来看我。问我吃得怎么样，睡得怎么样，和同学的关系好不好，学习跟不跟得上，为我留下零花钱。而我遇到了什么困难，生活中有什么烦恼，我都愿意找郑老师说说，在我心里，早已把他当作了父亲。
我有亲生父母，却像一个孤儿。是郑老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我有了比父母还亲的人！
我叫阮建平，当阳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在我小学到初中9年学生生活中，郑老师只教过我3年小学。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郑老师始终关心、指导和帮助着我。可以说，郑老师就是我人生的引路人。
1996年，我中考落榜，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今后去做什么好呢？我感到无路可走，十分苦闷，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睡大觉。
我落榜的事不知怎么传到郑老师那里。一天下午，郑老师来到我家，动情地说：“谁说中考落榜了就没有希望？只要有志向，就可以走出一条路来！”他指着我屋后那片山坡说：“你屋后这么好一片山地，怎么不开发出来种果树呢？”
说到我屋后那40多亩山地，荆棘丛生，茅草遍地，鸡和狗都从不往里钻，开发它，还不把人累个半死？郑老师见我有畏难情绪，又说：“你一个小青年，年轻体壮的，一年开发一点，两三年，你屋后就变成花果山了。”
送别了郑老师，我连夜把砍刀磨得锋快。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上了山。没想到郑老师也赶来了，他说：“今天星期六，没事，我来陪你。”
两亩五分山地终于开发出来了，郑老师约我去实地考察凤凰山果树综合开发基地，给我送来《农村百事通》、《果农之友》杂志，帮我请来农艺师作示范，手把手地教。
2000年，我栽培的金水柑挂果了，我摘了些金水柑给郑老师送去。郑老师拿起一个果子，掰开来尝了两瓣，笑眯眯地说：“行啊你！可你还不能停步，要把附近的农户都带动起来。”
那天，他留我吃饭，与我进行了一次长谈。他要我用实际行动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中国。他说：“我为入党已追求了16年！咱师生俩就一起努力吧！”
打那以后，我积极努力，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我没有辜负郑老师的期望，经过几年的努力，我把屋后40多亩荒山，全部开发成果园，还建了6亩多苗圃，培育桃、李、杏、梨优良果苗10万多株。昔日的荒山坡，真的成了花果山。我每年收入都在5万元以上，我家已经建起一幢200多平方米的楼房，全家生活富足美满。
在我的带动下，全村农民已开发出1000多亩果园。我家果园还成了镇技术站的教学示范基地。我为果农传授技术、提供信息、联系销售，一分钱的报酬都不要。
我明白，郑老师所做的一切，不仅是对学生的今天负责，更是对学生的未来负责。我要像郑老师那样，做一个充满爱心、自强不息的人，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我叫夏雨，是湖北宜昌的一名记者。因为职业的关系，我有机会走近郑琦老师，走近一颗纯洁而又高尚的心灵。
今年65岁的郑老师，有47个年头是在和孩子们打交道。因为孩子，他选择了偏僻的乡村小学；因为孩子，他受过莫大的委屈；因为孩子，他两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同样是因为孩子，他退休后在自己家里办起了青少年活动中心。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一路走来义无反顾？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年过花甲仍不肯停步？
这是个普通的农家小院，三间瓦房，干净整洁。这又是个与众不同的小院：“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等7块匾牌挂在门前，院内花木郁葱，秋千架下、乒乓球台前、风琴旁，总有孩子们跃动的身影。后面是图书室，近5000册图书和满架的报刊杂志摆放在房子的四周，桌上几本蓝色的活页夹引起了我的好奇，打开一本，原来是100多篇稚嫩的读书心得，有的纸张已经发黄。我又翻看了一本借书登记簿，借书登记记载得清清楚楚。
在抽屉里，我找到了郑老师办青少年活动中心的一些零散资料，记载着郑老师的一些活动：组织孩子们形成书法、音乐舞蹈、手工、文明礼仪等兴趣小组，请退休老干部对同学们进行革命理想教育，请交警上道路交通法规课，组织学生参观当阳电视塔、当阳火车站，游临沮公园……郑老师关爱未成年人、教育孩子们的一幕幕，就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的眼前回放。在郑老师家的左厢房里，我看到了一个正在埋头写字的孩子。他叫魏明，今年15岁。曾经读了4年书，但连基本数字都数不过来，笔也拿不好，只好让他辍学。大家都对魏明失去了信心，郑老师却把这个智力发育比较迟缓的孩子接到了自己家里。
魏明跟郑老师只住了一年，就完全变了个样！能做20以内的加减法，还认识了1000多个字，能读带拼音的儿童读物。学会了扫地、做饭、洗衣、种菜，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还能招待客人。
如果说，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爱别人的孩子是神圣；那么，郑老师对魏明的爱，又是怎样一种爱的境界呢？
听说记者来了，朴实、真诚的老乡们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讲述郑老师的好。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有这么多动人的故事，他的足迹从学校延伸到小院，从小院延伸到社会；他的关爱不仅倾注在孩子的学校时光，而且延伸到孩子的一辈子！这是怎样一种深厚的情怀，这是怎样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这个活动中心凝聚着郑老师的爱心与责任，它不仅像磁石一样强烈地吸引着十里八乡的孩子，成为孩子们的“精神乐园”，它也感动激励着一方百姓，成为乡村文化的传播站。这里是郑老师退休以后继续挥洒热情的舞台，这里延伸着他对教育事业的追求，这里延伸着他的人生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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