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s over，唱片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即便是换一种什么新的收费方式，音乐按照收听来收费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就是这样。”
北京中国大饭店大堂，巨鲸音乐网前CEO陈戈反复重申着这个观点。“就是这样”，是他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其中的无奈就像大堂里的香氛一样，若有若无，“我们这个行业的最根本问题是：裹足不前，没有分享到近十年突飞猛进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红利。”
音乐一直在响着—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名乐手在大堂某个角落里孤独地弹奏着钢琴。理论上，这名乐手现场演奏的价值会被计入酒店大堂吧所提供的高于市场一般价格的咖啡或者茶水里，但我们都知道，这笔不菲的溢价绝大部分源自于酒店高昂的地租，如果把现场演奏换成播放录音，或者干脆静音，绝大部分买单者不会为此而提出打折。
从产值上看，这个产业的确是要可有可无了。根据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的统计，去年中国唱片销售总收入不到3亿元人民币，加上数字音乐，总收入也不到10亿元。“几十家唱片公司，成千上万名词曲创作者，分这几亿，”宋柯在他的烤鸭店朗悦府里跟我们谈起了这个他几乎都不想再谈的话题，“说出去都不好意思。”
作为国内唱片业的代表人物，2012年初从太合麦田辞职后，宋柯先是在北京CBD开了这家烤鸭店，年底又加盟了恒大集团旗下的恒大音乐。恒大集团在2012年的销售额达到923亿元人民币，光零头就已经超过整个唱片行业数倍，但在房地产行业也只能排第三。
跟其他娱乐行业对比，曾经同为难兄难弟的国产电影业正朝着年票房收入200亿元一路狂奔。电视剧行业一直稳中有升，游戏行业更是年收入轻松超过500亿元，“唱片业是四大娱乐行业中唯一一个在互联网时代产值和品质双双下降的行业”，宋柯的声音显得十分苦涩。
“每一年都觉得，不可能比现在更差了，因为已经到了最低点，还能怎么再糟呢？结果下一年就证明，的确还能更糟，”王智翔被自己这句话给逗乐了，仿佛是在说一个跟他无关的行业。他以前是音乐制作人，现在是音乐应用“你听”的创始人。
滚石移动副总裁张新华说起一段往事：几年前，几个业内人士有感于盗版音乐和免费下载的泛滥，提出了一个设想：联合音乐行业从业者在所有公播渠道停止播放音乐一天，让人们感受到没有音乐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这个“无音乐日”虽然一直没能实现，但事实上，它已经悄悄成为现实，只是没有用一个纪念日来彰显。对音乐极其敏感的雨果唱片创始人易有伍注意到，在香港很多公众场所，比如大快活、大家乐这样的连锁茶餐厅，甚至是汇丰银行这样的高端场所，以往播放的流行音乐或者古典轻音乐被越来越多换成了不断循环的背景音乐—几个小节不断循环往复，最终成为一种纯粹的背景音，真正的音乐消失了。
在知识版权保护相对严格的香港，这种方式可以节省下购买乐曲版权的成本。精明挑剔的香港消费者们十分在意奶茶是否足够丝滑醇厚、端茶倒水是否足够迅速，但是音乐则是可以忽略的细节，老易的悲哀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是问题。
内地商场里仍然在播放着流行音乐而不是这种循环音乐，那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比香港人更关注音乐，更可能是因为商场还无需向版权方付费。“公播渠道音乐版权的执行成本太高，几乎就是没法监管的，”无限星空CEO唐月明说，“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放段音乐，谁知道，谁监管，谁收费？”尽管在国外也有只要拥有播放设备就收取执照费用的规定，但这么多年下来，国内就连盗版音像制品的问题也尚未解决，大部分版权商对于公播渠道收费更加不抱希望，“就是能收到费，分到我们手上，也没剩多少钱了。”
作为一种媒介，音乐天生便易于复制—人耳的分辨能力往往低于人眼的分辨能力，不挑剔音质的消费者可以直接翻录。为了阻止人们使用双卡录音机和自制CD来翻录唱片，唱片公司还曾经试图延缓双卡录音机和可录CD-RW的上市。MP3这种数字音乐压缩格式的发明最终让复制成本降低为零，P2P技术则让数字音乐传播以几何级数增长，“互联网让一切都走向免费”，此时，唱片工业手头剩下的只有法律武器了。
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数人都知道。最终，诉讼缠身的P2P鼻祖Napster最终宣布倒闭，但是消费者对于唱片的购买仍然不断向数字音乐转移，唱片业赢了官司，输了市场。在电影《社交网络》里，这段错综复杂的产业史被浓缩为一段简练的对话：
“我们打败了唱片公司。”Napster联合创始人肖恩·帕克对Facebook创始团队说。
“不，你们没有，唱片公司打败了你们。”Facebook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恩回答。
当然，你可以说这个“没有”太过于绝对，唱片仍然有一些零散的市场。例如，易有伍创办的雨果唱片就找到了一个独特的细分市场：发烧唱片。他本人独创的LPCD能够提供远远高于一般CD的音质，价格也远高于普通CD，每张销量大约超过2000张便可保本，这足以让老易避开大部分唱片公司现在所处的困境。但他也承认，这是一个小众市场，每年需要录制近百张唱片才能维持公司运营，为了补贴公司运营，老易同时还经营音响发烧器材。
对老易来说，不但CD会有市场，就连更过时的黑胶唱片以后也还会有市场。但是对维持一个产业来说是必要的具有规模意义的典型唱片购买者，在全球范围内都已经难以逆转地趋于消失了。年轻人越来越少购买CD机，更小的孩子们可能连CD都没怎么见过。
同样，唱片已死，或是还剩最后一口气，或是仍然有能被救活的希望，这些命题成立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死”这个词。尽管有些人已经出具死亡报告，有些人仍然在呼吁临终抢救，他们表达的往往是同一个意思：实体唱片的消费者正在大规模减少，对于仍然存在的那一部分市场，有些人还能找到一席之地，对大部分人则早已无法容身。
“唱片时代是个特例，”陈戈说，“它是音乐产业在大规模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如果仅仅是存储介质从实体转向了虚拟，存储方式从线下转向了云端，那么我们需要道别的仅仅是音乐的肉身—磁带、CD或者唱片，它们寄托着我们的情感，但并非不可取代。这正是全球唱片业现在所正在发生的，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由于数字音乐的销量增长超过了实体唱片销量的下跌，全球音乐产业赢得了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尽管增幅只有0.3%。
“让我们写出个游泳池吧。”1960年英国一个炎热无风的夏夜里，利物浦青年保罗·麦考特尼对另一个利物浦青年约翰·列侬开玩笑说。
他们做到了。以他们俩为核心成员的披头士乐队，截止至2012年在美国一共售出1亿7700万张唱片，在全球超过10亿张，累计版权收入超过10亿英镑，并且仍在不断增加，如果真的全换成游泳池，恐怕足够淹没整个利物浦。在披头士解散四十多年后，这些现在大部分属于迈克尔·杰克逊的版权资产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着巨额收入。
如果换到中国的音乐市场环境下，这个愿望恐怕只能改成“让我们唱出个游泳池”—作为国内收入最高的创作者和歌手之一，汪峰超过2000万元的个人年收入80%来自于巡回各地的演唱会；或者，“让我们说出个游泳池”，音乐人高晓松作为评委和演出嘉宾的出场费超过30万元，他同时还为视频网站优酷录制网络脱口秀《晓说》，而其最广为人知的音乐作品《同桌的你》，累计版权收入不到1000元，还不如他写的小说、随笔稿费。
即便如此，高晓松仍然表示，如果写歌能挣钱，他会马上推开所有的评委身份，专心写歌。靠版权挣钱是几乎所有音乐人的梦想，它意味着听众对创作者的认同，更直接地说，它让音乐创作者不用每天劳作也能挣到钱，过上一种创作者应该过的日子。
“音乐人不应该过那种成年演出的生活。一年到头，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下了汽车还要坐汽车，去那些大多数人听都没听过的地方演出，基本没有自己的生活可言，音乐人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宋柯说，“音乐人应该出一张唱片，过几年日子，再出一张唱片，这样艺术生命才能长久。”
作为一个从1996年入行唱片业，在业内摸爬滚打了近20年的唱片业老兵，宋柯对于唱片业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局面有着无数遗憾。比如他认为，当年CD定价太高，而磁带又定价过低，阻碍了产业升级，“如果当年正版CD定价降到28元，磁带提价到18元，就能把大量磁带用户转化为CD用户，那么这个产业也许就能走入一个更加良性的循环。”
而CD之所以比磁带更受唱片公司青睐，一方面是因为其优良的音质可以带来更好的用户体验，更重要的是，卖一张CD唱片公司能够分十几块，而磁带只能分几块。分成比例决定了动力机制，宋柯分析说，盗版之所以大行其道，在于盗版商把原本属于中间环节的利益全部让渡给了零售商，“一张盗版CD批发价只有两三块钱，最低的时候每张几毛钱利润也做，零售商卖一张就能挣七八块，利润率超过卖毒品，人家可不得披星戴月、早起晚归地做吗？”
尽管个个痛恨盗版，但几乎没有采访对象认为盗版是杀死唱片业的凶手，“这个行业以前一直在跟盗版轻松愉快地共存，直到市场急转直下。”王智翔说。现在，盗版业也同样濒临死亡，盗版产品唯一的优势是价格，这一优势在免费的数字音乐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宋柯的另一个遗憾是在唱片时代，他从没有得到过真实精确的市场销售数据。“据我所知，星外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家建立了ERP系统的发行公司，版权方可以随时查看我们的库存、销售状况，精确到每一张CD的去向。”广州星外星唱片公司董事总经理周小川也证实了这一点。星外星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互联网上搭建一个公开、透明的平台，让歌手和创作者知道自己的歌被下载、传播了多少次。
如果有准确数据的支持，加上有针对性的营销，宋柯相信，他至少能让正版唱片的销量上升两三倍。“你能想像吗，一个行业，卖多少不知道，卖给谁卖哪儿了也不知道。”一方面，这个行业从来没有建立过一条互信、透明的链条，每个环节都恨不得自己一口吃成个胖子，发行商对创作者隐瞒印量，零售商向发行商隐瞒销量；另一方面，唱片发行和零售环节也从来没建立过精细化的渠道管理体系。等到若干年后，宋柯坐到一家私交甚好的批发商的电脑前，他看到的数字只能精确到“华北区5万，华东区3万”。“当年到处找经销商要数据，还自己想了很多土办法来获得数据，比如雇学生来做市场调查。现在这个行业倒是开始提供数据了—反正几只手就能数过来。”宋柯苦笑着说。
拥有清晰计费平台的彩铃曾经给过唱片业希望。音乐制作人王智翔在2007年开了一家文化公司，这一年中国移动[微博]彩铃收入达到了118亿元人民币，但唱片公司能拿到手的只有几亿元。王智翔开这家公司就是想弄明白，这个产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SP把该给唱片公司的钱给黑了，音乐公司怎么才能从彩铃里挣着大钱。
彩铃是一种移动运营商在用户拨打电话等待接通时，为被拨打用户提供一段音乐以代替普通回铃音的业务。这是一种用户自己付费却无法体验的服务—除非你闲着没事给自己打电线月，中国移动正式在国内推出彩铃业务，随后四五年内它就达到了百亿元收入。因为必须通过无线终端下载，用户自己无法复制，因此彩铃杜绝了盗版。同时，每一次彩铃下载都会被计入后台，移动运营商根据下载次数向SP和版权商付费，支付比例看起来也相当慷慨：对于下载创造的收入，运营商以15:85的比例参与分成，SP再与版权商对半分，也就是说，一首歌在被用户以1元的价格下载后，版权商最终能获得4角2分5厘，当下载达到百万甚至千万级，这笔钱对音乐业就堪称巨款。
被盗版侵害多年的版权商终于找到了一个同时具有计数和支付能力的客户，一时间，“彩铃拯救唱片业”、“传统唱片的数字救赎”这类标题充斥媒体。打造号称有史以来最赚钱单曲《两只蝴蝶》的音乐人周亚平，被称为“神曲教父”的老猫，这些率先抓住彩铃机会的弄潮儿都从彩铃里扎扎实实挣着了钱。
不过，整体上看，运营商向用户收取的每月5元彩铃功能费是不参与分成的，这部分固定收入占据了几百亿元彩铃收入的大头。诸多因素决定着产业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议价能力，简而言之就是相互之间需要和依赖的程度。每个唱片商最多面对三个移动运营商，每个运营商却面对着几十上百家唱片公司，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在移动运营商与唱片公司之间，谁更需要谁？
现在，更加多元化的内容来源让移动运营商对版权商的需要程度越发降低，一些低价的彩铃制作者用简单的迷笛工具一天能写几十条彩铃音，这些彩铃音就像香港大快活茶餐厅里的循环背景音一样成为音乐的替代品—反正大多数用户也没有那么在乎彩铃。
对用户下载彩铃，运营商与版权商分成比例改成了5:5对半分，SP这一环节则在整治后接近消失，就连引入彩铃业务的关键人物中国移动副总裁李向东，也在中国移动的反腐风暴中失踪。
对于干涸的唱片业来说，年营收在千亿元级别的移动运营商就像远处一条飞流直下的瀑布，溅起的水花也能形成一片泽国，但是音乐人不再有彩铃拯救唱片业的幻想，“人家不会多分给你的，因为这是钱啊，不是石头，也不是沙子，兄弟！”老猫深有体会地对我说。
维园茶餐厅就在广州五羊新城的一条过街天桥上，天桥下就是熙熙攘攘的商业大街。音乐天堂全媒体创始人陈寰中在这里邀请了十几位在广州跟音乐行业相关的从业者来聊天，他们中有音乐发行商、演出组织者、制作人、投资人、产品经理和乐评人。
陈寰中曾经是《音乐天堂》主编，这本介绍国外流行音乐的有声杂志曾经拥有大量忠实读者和听众，巅峰期实际发行量高达几十万，最终随着唱片业大环境的恶化而停刊。从去年开始，陈寰中感觉到新的机会又来了，包括苹果App Store、微信在内的各种新平台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受众维系方式，而互联网所提供的海量音乐，则让用户选择起来更加艰难。他认为，在这种新的传播环境中，音乐媒体能够凭借自己的筛选、推荐功能和社交性赢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激活那些音乐天堂的存量用户。
尽管当天聚会的主题是“当音乐遇上科技”，但十几个业内人坐在一起，首先聊起的话题仍然是传统的现场演出。毕竟，这是个能真正从音乐消费者手中收到钱的市场，更多看上去充满商机的领域，用业内人士的话来说，还没形成“闭环”，收不到真金白银。
“赚不到钱。千人场下来一场最多十几万元的门票收入，刨去场租、歌手乐队的报酬和七七八八的费用所剩无几，碰上不太好卖的就赔了。”已经在广州操办了近十年现场演出、创办“荒岛音乐会”品牌的《城市画报》主编黎文感叹道。跟很多音乐人的类似聚会一样，越接近实际操盘者往往越悲观。大家都认同，现场演出最活跃的北京有两大优势，一是拥有像星光现场、MAO Live house、壹空间这样合适的场地，二是拥有大量本地乐队，可以省去机票和酒店费，演出组织者基本上能挣到的也就是这部分钱了。
雨点在这个话题聊到一半时掉进了茶杯，广州3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大家纷纷躲进遮阳伞下，话题也转向了一部最近备受关注的美剧《纸牌屋》。不过，音乐圈内人议论它的原因，不是因为这部剧集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因为这是第一部由世界上最大在线影片租赁公司Netflix根据海量用户收视数据而制作的电视剧集。从产业链的相应位置来看，Netflix对应着音乐业里的发行渠道，这个例子相当于一家唱片发行公司根据客户购买数据，相应选择词曲创作者和歌手制作了一张新专辑并且大卖，并因此成为媒体公司所关注的大数据应用案例。
“别说大数据了，咱们这行连数据都没有，也别提创新，咱们这行的公司连个科学家都没有”，我想起陈戈毫不留情的评价。不过，仅仅是这种讨论未来市场机遇的行业人士聚会，也能够证明一些行业的新气象。此前，音乐人内部的行业聚会往往会演变成吐槽和诉苦大会，“全是负能量，每次回来都既绝望又悲愤，但是又没用，干脆就不去了。”王智翔说。
音乐人攻略是一个试图提供正能量的垂直行业门户。这个由85后年轻人马龙创办的网站原本只是一个跟音乐有关的博客，马龙深信，未来的音乐行业将由无数独立音乐人组成，他们需要关于音乐产业经营的知识和一个相互结识的网络平台。马龙也来到了这个音乐人聚会，在找到清晰确切的出路之前，线下聚会已经可以为音乐人攻略创造一些商业价值。
这场聚会过后几天，音乐人高晓松通过媒体高调宣布了一条“即将改变音乐行业”的消息：各大唱片公司联盟、线上和线下已经达成协议，所有谈判已经完成，将结成统一收费阵线日开始收费，此后音乐行业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变革将比正版化给视频行业所带来的改变更加彻底和震撼。
事实上，这份传说中的行业协议已经被隐隐谈论过好几年，但最终公布的日期却被一次次推迟，高晓松的此次预告也很有可能会成为一次“狼来了”。“晓松是个艺术家。据我所知，具体的日期和金额等细则还没有达成。”宋柯说，“不过，那些提供在线收听的互联网公司比我们着急，他们光烧钱不收费，等钱烧光了就无以为继。”
为什么本身要支付版权和带宽等成本的数字音乐要实现向用户收费却如此之难？很少有经济学理论能够真正用于解释现实，不过博弈论里的囚徒困境此时倒是非常适用：在免费听音乐已成普遍现状的情况下，谁都不想成为那个因为率先收费而失去用户的网站，也都害怕对手因为坚持免费而一统天下。同时，音乐业务在各家所处的战略位置不一样，对于腾讯、百度[微博]这样的互联网大公司来说，它只是一顿饭，而对于单一从事数字音乐平台的公司来说，它就是整整一条命。
尽管豆瓣电台从今年年初已经尝试收费，QQ绿钻用户也早已开始为音乐付费，但是全行业收费仍然是一个难解的困局。尽管大家都认同 “再这样下去大家都没有活路”，但是，中国互联网有太多收费失败的前车之鉴摆在面前，再说，“即使是明天就开始收费，用户接不接受也是个问题，即使用户接受，音乐业要走的路还长得很”，在两人搭档中负责理性执行的宋柯，对此远远没有负责感性抒情的高晓松那么乐观，“统一的数字音乐收费平台会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运营商角色，音乐创作者能够获得多大的回报？”
没有人愿意相信音乐会真正消失。当互联网让音乐变得免费，音乐基于收听的商业价值渐趋消亡之后，未来基于音乐收听的推荐、社交等应用应该能够创造新的稀缺性和新的商业价值，问题在于，现在的音乐人们能够在这个新世界中获得位置吗？
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施凯文现在写起了代码，他创办了可以使用自然语言进行搜索的音乐推荐应用Jing.fm，偶像也从约翰·列侬变成了乔布斯；而做过十年音乐制作人的王智翔写出了“你听”的产品原型，这款即将上线的应用致力于从海量音乐中实现过滤，音乐制作人王磊的最新角色是网易云音乐的操盘者……他们每个人都放下了在音乐专业投入的多年沉淀成本，严格遵循着产业逻辑来为自己、为音乐产业寻找新的价值。
这种转变虽然剧烈，充满艰辛，却并不拧巴。对王智翔来说，做产品的感觉反而像回到最初做音乐时，真正面对受众，能够直接得到反馈，而不是像做彩铃一样去做一个B2B的服务商，“做音乐这行的人大都任性，做过音乐的人又很难改行，因为干别的都觉得没意义”。
Jing.fm位于北京万达广场的办公室墙壁上画着一个戴圆框眼镜的漫画人物，这个人看起来有点像脱离披头士之后的约翰·列侬，又有点像回到苹果之前的斯蒂夫·乔布斯。我问施凯文，这个人到底是列侬还是乔布斯？施凯文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说：“那是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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