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7月10日，以《城记》一书记录了北京城变迁和古建筑命运的新华社记者王军，在其博客里疾呼。事情的起因是6月26日，一纸拆迁通告贴到了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的墙上，某房地产公司对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故居北总布胡同24号院已经开始拆除。其中门楼、西厢房已被拆毁，正房、倒座房尚存。
就在梁思成、林徽因故居面临拆迁遭受质疑之时，北京35中新址地块拆迁工作的启动，让一座曾经诞生《阿Q正传》，曾是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文化沙龙，并承载过周氏兄弟恩怨的四合院——八道湾胡同11号，成为北京的又一处“伤口”。
这样的北京的“伤口”还有很多。据统计，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京城名人故居中已被拆除的比例高达1／3，其中市、区级文保单位和文物普查项目都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古都避免了战火的摧残。当年3月，梁思成先生在《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中提出的一项文物，即“北京城全部”。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北京旧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拆除改造，众多庙宇、会馆、戏楼等古建筑被毁，城门、城墙、牌楼被拆除殆尽，成片的老街区被夷为平地。北京旧城仅占中心城面积的5.76%。据2006年清华大学根据卫星影像图作出的分析报告，经过历次持续的拆除，旧城面积已仅残存约四分之一。
而在一次次的旧城改造过程中，作为北京文化坐标的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北京市政协2005年曾调研4个旧城区的308处名人故居，并通过了《北京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建议案》。建议案显示，2005年时，老城区308处名人故居中，有189户暂未列入文物保护项目，其中近半数(97户)已被拆除，大多是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后这段时期的建筑。
据一位网名为“城西布衣”，常年致力于名人故居保护的民间人士回忆，在北京名人故居的拆除中，“最典型的便是10年前美术馆后街22号院的遭遇”：在是否拆迁的争议过程中，由于东城区文物局“确定这个四合院不具备文物保护单位身份”而被房主赵景心以“放任开发商拆除这一文物建筑”的缘由告上法庭。尽管当时有侯仁之、郑孝燮、吴良镛、罗哲文等诸多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但出人意料的是，赵景心最终败诉，该院落被强行拆除。如今，那里是一座商业建筑门前的停车场。
2000年是文物专家及“城西布衣”记忆犹新的一年：7月，报界爱国先驱林白水故居在宣武区椿树小区危房改造中拆除，“易地迁建”承诺至今未兑现；年底，位于广渠门大街207号院的曹雪芹故居“埋葬”于广安大道扩建工程中；紧接着，著名宗教界爱国人士赵紫宸先生故居因扩建平安大道及周边危房改造工程于12月26日“在逾百警察和20多名外国记者眼前”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有报道说当时“清拆过程不得拍照摄像，附近楼房二层以上不许进人”。
2004年，舒乙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形象地说，一些地方的领导“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认认真真破坏文物”。仅他本人在北京参与营救而没有成功的文化名人故居，就有曹雪芹的“十七间半”故居，和美术馆后街22号院旁门赵紫宸、赵萝蕤故居。
位于西单北大街43号～47号，李鸿章及其弟住过的扎公府被拆除的原因，据国际在线（CRI）报道，是为地铁四号线建设工程让地；原棉花头条的林白水故居虽然是区级文保单位，仍被突袭拆除，现在那里是一家公司的大厦，旁边有个新建的漂亮小院──据附近的居民说是用来“冒充”林白水故居的，可又并未挂牌；北沟沿23号院——梁启超功成名就之后在北京的住所——据其院中居民谢女士回忆，文物局的人来这里做过调查，说这座宅子已经没有保护价值了。
从西海西沿的梁漱溟故居到砖塔胡同的张恨水故居，从尚小云故居、荀慧生故居到张君秋故居、奚啸伯故居等，大量名人故居均被“合法”拆除。
比之梁思成当年那句“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梁先生的“肉”与“皮”早已被生生剥落，其为保护北京古建筑大声疾呼的话语犹在耳旁，可如今，就连他本人的故居也陷入这场生存的困局。
七八月的北京，一场京城舆论之争围绕“名人故居的拆与保”而展开。笔墨战之外是真正的行动者哭了，痛心疾首：北京还能不能保护名人故居？名人故居距废墟一步之遥时究竟该追究谁的责任？城市发展规划还会格式化多少历史记忆？
王军等“民间斗士”、学者专家等不断地在媒体和博客上疾呼和表达愤怒，“请留下梁思成、林徽因的故居”，“保护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岂是一个噱头”。他们愤怒的对象是发出“不能凭借简单的口口相传，就认定其应受到文物法保护”等言论的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有关负责人及“一位资深文物工作者”。
王军犹记得几年前，他曾带一位法国艺术家到梁林故居参观，本以为可以一见自己崇敬的偶像的故地，结果，当法国朋友走进院子，看到破败不堪的景象时，那位40多岁的中年法国画家竟泪流满面。
“哭不是软弱，是为北京名人故居之死而悲，为北京珍贵的历史和灵魂之死而悲。”一位参与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学生志愿者这样告诉记者。他们正更加积极主动地以实际行动努力呼吁、奔走。
最早为此事奔走疾呼的并不止王军一个人。7月13日，NGO组织“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发表公开文章《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破坏，北京市文物局该当何罪？》。文章中指出：“北总布胡同24号院落被破坏尤其令人愤怒，因为这个事件纯粹是北京市文物局对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冷漠，以及对梁思成、林徽因故居保护的绝对不作为造成的。”该文还要求国家公诉机关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北京市文物局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在拆保之争中，舆论的高音区聚集的依旧是媒体、专家以及官方等意见领袖，但是，最早挑头反对梁思成故居被拆问题的王军和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分别代表公民个人与民间组织发出呼声。继而多种民间力量次第生长，网络也成为公民参与这场空前的名人故居保卫战的关键平台。一场以舆论之争为发端的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演变成为公共事件，呈现出公民参与机制中多方力量的互动与博弈。
6月，民间组织“梓人学社”发起“逛逛西长安街快要拆掉的老房子”的活动；“城西布衣”在博客中发布梁林故居生态变化的照片并建言北京名人故居保护工作“保护的前提是保存”；媒体报道八道湾11号面临拆迁危机后，网友秦桑在“豆瓣网”上传了5张实地拍摄11号院现状的照片；“老北京网”论坛里有个文卫调查版，供网友提供各种拆迁或需要维修故居的线索；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邀请公民参与梁林故居问题的论坛，组织志愿者拍摄保护梁林故居的纪录片，并向网友发放文化遗产保护地图，他们的口号是：“这个夏天，为文化遗产流汗是北京新好青年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随着事情的进展变化，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又发出“让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成为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纪念地”的呼吁。正如其所倡导的，七、八月的北京酷暑难耐，而为文化遗产流汗已经成为这个夏天北京新好市民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积聚力量的过程中，文化遗产的价值在民意互动中升华，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的个人价值也得到彰显。近乎废墟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其价值已经超越了名人故居本身，围绕它的去留之争也彰显了正在逐步形成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强大力量。
“可以说，这一事件与2007年东四八条历史街区、西四北大街历史街区的保护行动一样，标志着北京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时代的到来。”王军这样总结道。
土耳其诗人N·希格梅有句名言：“人一生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北京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是定格在北京乃至中国文化地图上的一批呼之欲出的鲜活图标，镌刻着一个民族千百年的记忆，又是延续着的历史经脉，存储着不可再生的人文生态。名人故居最根本的价值在于其中“人”的价值，正是存储城市记忆最为深刻的“人”和“灵魂”的生命遗迹，它们组成了庞大的历史文化记忆的生命体系，既是传统文化的“根”，又是民族情感的“魂”与“寄托”。
因此，名人故居现状令人堪忧，其不仅仅是学术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的整体保护观的探讨与反思。“北京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名人故居的保护，问题很多，应该按键重启了。”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勇教授说到反思，依旧忧心忡忡。
据相关专家的观点，名人故居大量被拆的现状实质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执行不力的结果。在新华社记者王军看来，由名人故居冰山一角所引出的是整个北京贯彻执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的问题。从北京“名人故居”问题引至“旧城改造”问题乃至整个大陆都普遍面临的“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各种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处于激烈的矛盾冲撞之中，历史遗留问题中的利益变量所造成的多重困境反映出亟待解决的矛盾。国家文物局官员及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有关专家分别给出针对这些矛盾的具体解决办法：
“拆”与“保”的抗衡遍存于关于名人故居以及文化遗产的讨论中。推土机下救出的名人故居或是历史遗迹都是曾经要被“大拆大建”解决问题。但“拆”与“保”又并非二元对立，因为“旧城改造”与建设又常常还有“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北京师范大学有关专家这样告诉记者，“被拆掉的文化记忆不仅仅是通过‘拆’或者‘保’来完成的”，“政府需要做的更多的是加强制度化的专家论证以及有效的公民参与机制”。
与此同时，“利”与“情”也常常形成博弈：名人故居所引发“旧城改造”问题，如梁林故居的去留之争，一方面是房地产开发商对投资效益的美好愿望，一方面则是居民对精神家园的无比眷恋，二者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事实上，解决这个矛盾最终取决于情与利的价值判断。被拆除和破坏的名人故居其实是整个民族受伤的精神故地，而呵护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应该是政府、专家、媒体以及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省思和坚守的底线。”刘勇院长这样总结说。
关于“权”与“法”的较量一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其著作《城市化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中提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乃至旧城改造同样面临代表“政府意志”或是代表投资方利益的权力阻碍。名人故居或是旧城改造都无“法”保护，则是最根本的问题。对此，明确规定名人故居的保护原则、保护政策、保护内容、保护职责及利用指导原则等应该是解决与局部利益驱动的权力意志抗衡的当务之急。据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一份名为《北京文化名人故居的现状与开发调研》的报告显示，保护名人故居最根本的办法是出台必要的《北京市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并建立相关监督机制，对名人故居的保护及旧城改造建设进行详尽有效的规范。
尽管分别于2004年11月和2005年1月，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已规定停止大拆大建，整体保护古城，但拆迁的步伐似乎从来没有放慢。据悉，今年为迎接建国60周年大庆，北京市耗资350亿元，实施了长安街大修和沿线条胡同的整治，进一步提升市容环境水平。历史城区的发展与保护，尤其是名人故居修缮保护的具体实施直接成为城市建设必须考虑的重大命题与挑战。
历史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冲突引发人与区域空间乃至环境之间关系的终极命题。要解决这个命题，除了需要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化专家论证、公民参与机制的完善、相关必要法律法规的出台保障，应与之跟上的还有人心与意识，及相关教育体系的建构与加强，保护过程中对于个体价值的尊重与对城市化、现代化终极命题的反思。
1999年，世界建筑师协会第20届大会发布的《北京宪章》指出：“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它存留于建筑间，融汇在生活里，对城市的营造和市民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城市和建筑的灵魂。”《北京宪章》针对当今的许多建筑环境仍不尽如人意，人类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破坏正危及自身的生存的现状，提出：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发展要保证“人类生存质量及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全面优化”，要“走向建筑、地景、城市规划的融合”，在建筑、城市与区域发展中应当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也是北京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应该踏上的“重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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