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作品能够吸引尚长荣、余秋雨、马兰、廖昌永、曹可凡等上海文艺界大腕同时到场观展？他，赵望云，“长安画派”的奠基者和创始人。
由中国美术馆、中华艺术宫联合主办的“回望云峰——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作品巡展”在上海中华艺术宫举行。2006年，在赵望云百年诞辰之际，他的八个子女就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351幅作品，以此表达对父亲的深切缅怀和思念之情。这次巡展展出的就是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经典作品150余幅，较为全面、系统地呈现了赵望云的艺术历程和艺术成就。
1927年，一直在北平求学的赵望云，因无中学文凭而未被国立艺专录取，索性发奋自学，迁居陋巷，改原名“赵新国”为“赵望云”，以此铭志。他走遍北平西郊的村巷、田间、路旁，终日观摩，或现场速写，或目识心记，摄取最鲜活的民间生活情态。处女作《疲劳》由此应运而生，画中一位农民在荒旱的田头倚锄而立，掩面喘息。
1929年，赵望云与李苦禅合办“吼虹艺术社”，出版《吼虹画刊》，坚决提倡新国画。不幸的是，他们的艺术理念和表现方式被当局视为“破坏行为”，惨遭搜查，终致停刊。赵望云出走东北，继续在营口、沈阳、大连等地举办画展，影响日渐显著。
1932年，赵望云曾只身闯荡上海滩，在中华书局任职，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 1933年至1935年任天津《大公报》旅行记者， 开启以妙笔描摹现实生活的旅程。从1933年2月12日至6月28日，《大公报》开辟了“赵望云农村旅行写生”专栏，连续刊载了15辑。 期间，赵望云“终日坐着大车，夜宿小店”，在山东、江苏、浙江、河南、河北等地农村写生，作品描绘了饱经战乱摧残的农民的贫苦生活，这些近乎速写式的画作具有浓厚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美术作品让人耳目一新，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与新闻媒体的关注，获“平民画家”的称号。
1933年10月12日，身处天津的赵望云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叫赵亦云，冯玉祥将军的侍从室主任。赵亦云告诉赵望云，冯玉祥将军非常喜爱《大公报》上刊登的“农村写生”画，天天从报上剪下来，贴在日记本上，并用了4个月时间为每一幅画题了一首诗，一共写了130首。这一次登门造访，就是冯将军派他将诗稿送来，请赵望云过目。
一席线首白线幅“赵”画完美“合璧”。写实的画配朴素的诗，相得益彰。同年11月19日，根据冯玉祥提议，《赵望云农村写生集》再版时编入了这些题画诗，旨在让“泥水匠、瓦匠、木匠、铁匠，以及农夫和劳苦大众们都能一听就懂”。这本诗配画的写生集一版再版至数万册，破了当时的出版纪录。
冯玉祥和赵望云，一个是爱国将军，一个是青年画家，他们的传奇交往在“烧饼大油条”式的“诗配画”中开始了，也成就了一段佳线月，《泰山社会写生石刻诗画集》在武汉出版，冯玉祥请老舍为画集作序。序中写道：“冯先生同情老百姓，爱助老百姓，愿意替老百姓做事说话……恰好就有个生在民间、喜爱乡村的画家来帮忙。赵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装的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的观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
在“回望云峰——中国美术馆藏赵望云作品巡展”现场，陪同一众上海文艺界大腕观展的正是赵望云的另外一位儿子、作曲家赵季平。他曾先后为四十多部影片作曲，其中包括《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大话西游》等。
在观展的众位文艺界名人中，尚长荣与赵望云一家可谓关系深远。赵望云非常喜欢听戏，和许多演员关系很好，其中就包括尚长荣的父亲、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据赵季平回忆，那时候尚小云差不多每个星期天豆到他们家去，因此他和尚长荣在一起玩，也都是称兄道弟的。赵季平谈及自己从事音乐工作曾表示：“从遗传学的角度看，父亲没有把美术基因传给我，却把音乐基因传给了我。”
“父亲在极简陋的条件下，只要精神许可，总会拿起画笔作画。残疾的右半身并没有影响他画画，他的右手只要拿起画笔，就会很自如。” 赵季平讲述起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整整一百幅画完成了。 “1977年，父亲病危，当我们扶着他从床上坐起来时，他突然推开我们的手大声说：‘拿纸来，我要画画，我要画大画！’ 这是父亲对生命的依恋，对艺术的依恋。”
画家黄胄是赵望云的入室弟子之一，他的作品近年在艺术品市场上受到热捧，价位只高不下。黄胄的《欢腾的草原》2013年以1.288亿元成交，创下了黄胄最高作品拍卖纪录，也是当年内地秋季拍卖市场上唯一过亿作品。黄胄以画驴闻名天下，深受藏家喜欢。而他的老师赵望云更有着“赵望驴”的雅号。 赵望云画的毛驴、造型准确、笔简墨润、形象生动、活泼可爱。黄胄画的驴就是从他这里吸取长处而又有新的发展。
赵望云之子赵振川也是一位著名画家，他称黄胄为师兄。他回忆起父亲教学时的情景说道： “父亲让他（黄胄）白天在街上速写，晚上再回家用毛笔把这些素材重画一遍，那量大得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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