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出生于书香门第，他不像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读书时全神贯注，但放下书本时，却又全没正经，好像有无尽的兴致和能量无处寄放。年轻时的他，少不得年少气盛，也难免恃才傲物，锋芒外露。
1933年钱钟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率真狂傲可见一斑。难怪作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评价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对于这样的评价，钱钟书本人却说：“人谓我狂，不知我之实狷。”
1927年，商务印书馆要出版钱穆的《国学概论》，钱穆请钱基博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儿子钱钟书。钱钟书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一字未改。就这样，冠名钱基博的《国学概论》序言，竟出自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钱钟书之手，不禁让人拍案叫绝。
学识上恃才傲物的钱钟书，在生活中却痴顽、率真的像个孩子。全然没有一代鸿儒的风度翩翩。
解放以后，他们和大名鼎鼎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邻，两家各养了一只猫。有时难免争斗，爱猫如命的钱钟书便亲自上阵帮忙。据其夫人杨绛先生文章记载，“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枝，倚在门口，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儿打架。”一代鸿儒，有时竟像一个孩子一般。
也许对钱钟书来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他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人谓“书痴”。他曾经对杨绛说“只要有书可读，别无营求”。面对繁华的世界，钱钟书似乎甘愿做一个纯粹的读书人，在充满书香的纯净世界里，铸造属于自己的围城。他沉醉的自己的围城中，乐此不疲地用知识建造自己的世界。他沉浸在书的海洋中，用自己平生之所学，著写了《管锥编》。这部书被人称作“完美主义的学术经典”，堪称20世纪中国学术所达之巅峰。
钱钟书一生淡泊名利。对于世人趋之若鹜的名，他有与众不同的看法。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一文中写道：“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甚么私事都给采访们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若作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基于此，钱钟书对名有一种本能的害怕并时刻保持警惕。钱钟书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终其一生，却从未接受过任何荣誉。
钱钟书不喜欢抛头露面，不喜欢记者采访。为此，他拒绝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拒绝摄影记者的镜头，即使是电线年，《围城》拍成电视剧播出后，钱钟书的名气便一下子如日中天。希望拜访他的人络绎不绝，而他却闭门谢客，也很少跟媒体打交道，钱钟书自己解释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在他的眼中，有那些时间，倒不如多看点书。
1991年，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名人录》，将钱钟书列入第一辑，结果被他婉拒。友人告诉他对方有巨款酬谢，钱钟书冷冷地说：“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东方之子》是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主要是以国内优秀人物为拍摄对象，很多人将能成为“东方之子”引为毕生之荣耀，然而钱钟书至死不接受采访。他说：“我不需要出名。”
为潜心治学，钱钟书拒绝各种社会头衔，拒绝出席各种学术会议，拒绝为他父亲举办百年诞辰纪念，拒绝国外多所大学的盛情邀请，拒绝法国政府授其勋章，拒绝美国的天价讲课费，拒绝祝寿，拒绝出席国宴，拒绝一切浪费生命的各种应酬……钱钟书的这些拒绝、不合作，这些矜持和风骨，充分地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
1998年12月19日，88岁的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一个寻寻觅觅的万里长梦，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回首这一生的长路，他用一颗真挚纯粹的灵魂，笑对人情世故。倾其一生，用知识建立起纯净的“围城”，这座围城孤傲地耸立着，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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