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学大家王国维先生有三境界说，主要针对做学问而发。实际上，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始终存在着先登堂后入室的逐级而上行走的态势。围棋中有段位，实际上，散文写作中也存在层级的情况。这个层级，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大致可区分为语言自觉、文体自觉、主体自觉、价值观解决这四个阶段。
何谓语言自觉?指的是语言传达的自如性。表现力和呈现能力是文学写作的基本功，这个基本功需要自觉训练方可达到。语言自觉对应的是感知和想象力系统的建立。人们经常说中文专业不负责培养作家，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中文专业注重学科训练和知识训练，感知训练和想象力训练比较缺失。感知和想象力系统的培育，需要对词汇敏感，对词与物之间的关系有好奇心，有审视的眼光。卡西尔曾说过:正是语词，语言，才真正向人揭示出较之任何自然客体的世界更接近于他的这个世界，正是语词，语言，才真正比物理本性更直接地触动了他的幸福和悲哀。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对于词语要比常人要早慧，他会自觉建立一个与语言之间发生敏感关系的通道。大家可注意到，八九十年代，很多作家是从大学的文学社团走出来的，文学社团提供了一个场域，那些从舌头上绽开的词汇说不定就为一个他者推开另外世界的大门。当然，有些作家的成长过程中，主要靠阅读来解决语言自觉的问题，比如余华早年在老家乡镇做牙科医生的时候，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尤其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入迷，通过系列的阅读，逐步解决了语言自觉的问题。像莫言未受过大学教育，但是他小时候，听到的传说，地方性故事，各种人与鬼的故事，就提供了语言自觉的基础，他的小说语言汪洋恣肆，和民间文学的教育、启发有很大的关系。
文体自觉比之语言自觉又更进一步，散文文体的边界虽然比较宽，但也不是无界限的，从体裁特性上看，叙事散文与报告文学有很大区别，抒情短章与散文诗也有很大区别，叙事散文中的叙事推进与小说中的叙事推进有根本的区别。
一是体式上的熟悉度，白话散文以来，产生了小品文、随感录、美文、诗性散文、文史随笔，学术随笔，历史散文、新散文、札记等体式。作者一方面要对当下的散文中的主要体式有充分的了解，新世纪以来的两个主要体式，一个是叙事散文，一个是文史随笔，另一方面，需要结合自己的个性、经验储备、知识储备，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体式。
四是对于什么是好的散文这个基本观念体系要建立，就优秀的散文作品而言，其实没有必要强求一个至上的，唯一的，一统天下的判断标准体系。体式、风格的多元性，就决定了这个标准的多元性，(文直，事核，行云流水，独抒性情等古典标准的不断变迁就提供了一个参考系)即使有多元的情况，但对于作者而言，要有自己的一个好散文的观念体系。
主体自觉层面，主体性作为一个热点问题，活跃于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文化的讨论语境之中，其基本指涉则为小说文本。不过，因为理论准备的不足，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相杂糅的情况，这也导致了紧接着的90年代的各种文本实验之中，反主体性的大规模发生。散文的主体性问题，实际上长期被搁置，只到新世纪初，陈剑晖著文讨论散文作家人格主体性问题。借助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梳理，他将散文作家人格的主体性定位在创作的个性化、精神独创性、心灵自由化以及生命的本真性的维度上，尤其是生命本真性的因素，在他看来生命的本真是一种更深层、更内在的真，因而也是一种真正贴近了主体性的真。因为生命不仅是人的本能、意志的集中体现，生命还具有无限开发的可能性，它是超个人、超主体的充满原始激情的实在。个性化、自由精神、独创性这些提法，常常见于其他文体的批评话语之中，而生命的本真性问题对应了海德格尔提及的诗人所承担的召唤的使命，在抒情泛滥和伪诗化遍地的现状下，确实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回到散文主体性这个问题上，受制于当下文学场域中启蒙思想的尚未结业，个人主体尚未获得精神自立的普遍现实，即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自我导向与自我发展的确立，未成为制度实践的基石和人们的思想共识之前，主体自觉必然遭遇巨大的现实实现的困境。在《失去象征的世界》中，耿占春将这种主体性缺失的困境命名为主体性缺失下的主体。也因此，在散文写作实践中，诸多写作主体将散文的主体精神简单图解为主观意识或者个体性。由此，情感、情绪的泛滥，文体的单薄，等等情况由此而发生。实际上，在文本实践中，作者固然离不开对主体的表现，包括对深层秘密心理的表现。但对于作家所要表现的世界来说，还是一种单质的东西，它们只有在和外在生活自然界的客观事物性因素发生联系时，在纳入、同化于作家的意识形态的境界，逐渐融为同质并与之旨趣相合时，才能成为作品观照与表现的对象。
价值观解决。这是散文写作的最后一个层级，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生有涯，而知无涯的生存境况决定了能够解决价值观的文学作者必然寥寥无几。雨果在巴尔扎克的追悼会上说过:从今往后，众人仰望的不再是统治者的脸色，而是思想家的风采!。巴尔扎克本人的私生活和价值观可谓一塌糊涂，但是他的小说文本中的价值观却是明确的，即对共和的政治观念及新兴的资产阶级进步性的肯定。雨果还曾言及，在绝对正确的主义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他的这个观念，比美丑对照原则要厉害的多。毕竟，美丑对照乃艺术处理的美学原则，尚停留在艺术手法的层面之上，而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则是价值的标尺，这个标尺于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而言，是具备普适性的价值准则。正是因为这个价值标准的确立，他在逝后进入了先贤祠，其名望地位一度超越了来自科西嘉岛的怪物--拿破仑。托尔斯泰也是如此，他被称为小说界的教父，绝非浪得虚名，而是源于其用系列小说建构了托尔斯泰主义的大厦，而托尔斯泰主义包含了两个明确的价值信条--勿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尽管托尔斯泰的小说如同罗曼·罗兰的小说一样，充斥着说教的气息，在小说技术上也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有说头，但是，其创设的价值观内容却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福音和希望。比如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思想源头就在托尔斯泰主义这里。回到散文上来，白话散文之初，周氏兄弟为何成就那么大，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解决了价值观问题，鲁迅是立人思想，反抗绝望的哲学，周作人是美文观以及人道主义观念。散文作者价值观的解决，要求他突破个体经验的限制，远眺历史的烟云，对于人和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之间，形成一个深刻的体认。而在当下的文学界，价值观的问题很容易被简化为左、中、右的政治立场。这是对文学价值观的一种误解，左右的撕裂也好，知识分子的站队也好，皆是社会思潮的某种表象。而文学作品中的价值观，于作家而言，具备深厚的哲学素养、历史素养是个基本前提。知往而鉴来，极深而极兀，《易经》中用这么一段话形容大智者的价值深度，表征其对历史与现实所达到的自在自为的认知程度。总体而言，作品中的价值观相关的是作家对人的理解深度，对历史的理解深度，对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机制的认识深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的视野，进而养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情怀，以及一颗悲悯的慈悲之心，并在文本中确立一种指向分明的哲学观念体系。
四个层级的归纳，仅仅出于理论表述线条清晰之故，在实际的写作历程中，也许有着同步诉求之情况。但无论如何，自发式的写作与自觉式的写作之间云泥有别。而对于自觉性的写作而言，信念的纯正性与孜孜不倦的探索，方是逐级而上的基本保证。返回，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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