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著名作家夏坚勇先生的新书《绍兴十二年》，这部近20万字的长篇历史散文是夏坚勇沉潜数年创作的一部力作，作品聚焦于南宋历史上具有分水岭和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运用微观观照与宏大叙事相结合的手法，全景式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生活。据悉，《绍兴十二年》节选本去年曾在《钟山》文学双月刊发表，一经面世即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普遍好评，被誉为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长篇历史散文杰作。
夏坚勇的大散文创作开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产生巨大影响力是在1996年，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正风行一时，东方出版中心又重磅推出了夏坚勇的散文集《湮没的辉煌》。《湮没的辉煌》甫一出版即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并与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一同被学术界誉为“双璧”。如果说余秋雨是“大散文”的开创者，那么夏坚勇则可谓大成者。甚至有读者认为，夏坚勇是“文化大散文”系列中写得最好的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散文中的黄钟大吕，其中的深度思考与大气文笔都是这一时代的稀有之音。
有人说夏坚勇是“大隐隐于市的散文家”，他为人低调谦和，不事喧哗，虽然创作上成就斐然，可是他却自称是一个“笨人”，在准备写《绍兴十二年》之前，他在笔记本的封面上写了一句话：“好东西是聪明人下笨功夫做出来的。”从搜集资料、做阅读笔记到动手开始写作，前后花了近十年的时间，这样的耐性和坚持在当下作家中已十分罕见，可以说《绍兴十二年》正是一部用足了“笨功夫”写出来的“好东西”。
夏坚勇说，最初触发他写《绍兴十二年》的动因，是为了追问宋史中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宋高宗为什么一定要杀岳飞。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认真梳理之后，夏坚勇发现，宋高宗之决心杀岳飞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中间牵涉到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原则问题，岳飞非死不可。而宋高宗也不是一个昏慵之主，杀岳飞不是心血来潮意气用事，他是把诛杀武将作为一个标志性动作，宣告南宋王朝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期。夏坚勇认为，像赵构、岳飞和秦桧这样的人物，千百年来已经被标签化、符号化了，而《绍兴十二年》这本书就是力图穿透历史的迷障，从史料的蛛丝马迹中探寻人性的多面与复杂，厘清和复原历史事件本身的丰富性以及相互之间的勾连。
《绍兴十二年》爬梳材料，解构细节，洞察隐秘，为读者细笔勾勒出一幅文字版的临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息图谱，可以媲美《清明上河图》。其中既有关于那个时代政治和军事方面纵横捭阖的宏大叙事，又有涉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精微刻画，举凡风俗、物价、科举、学潮、艺文、官制、茶政、马政、度牒、驿传、地理、气候、产业、外贸、宗室、外戚，巨细靡遗，极其精巧地镶嵌于一个波澜起伏的大情节的框架内。无论是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还是勾栏瓦肆、引车卖浆乃至风月男女等等市井百态，作者都信笔写来，在一千多年历史幽深的隧道里随出随入，像一位细心的导游，把读者带进历史事件的波谷浪尖，体验悲喜交加的人间活剧。
作者不满足于站在道德的至高点重复那些既有的定性定调，更没有用“演义”、“戏说”、“水煮”的方式哗众取宠，而是着力于在笔下呈现历史的诗情与哲理，还原当时的时代氛围，追逐人物的心路历程，从而走向一个更为深广的历史时空和精神世界。例如书中写临安四时八节的风俗礼仪；写绍兴年间的物价、斗米斤盐的指数、地租的比例、铜钱与金、银的比价；写高宗去天竺山敬香途中看到人力拉犁而引起的感慨；写朝廷征收的军马从川陕边陲的马场送到临安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些都来源于实打实的史料，绝不是信口开河。
秦汉唐宋元明清，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气象，如果说夏坚勇有什么“野心”，那就是“要恢宏雍容地写出一个大时代的气象”。夏坚勇认为，宋代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市民文化。套用狄更斯《双城记》中的话：“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政治稳定与专制腐败互为表里，体貌宽柔与因循苟且共存共荣，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尚武精神的沦落混搭在一起，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两种色调。活跃的商品经济催生了繁荣的市民文化，这从《水浒传》以及《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城记事》等小说或笔记中都可以看到。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为了尽可能地在作品中再现一个王朝的气象，写出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厚重感。夏坚勇力图尽可能地占有资料，全方位多层面地吃透那个时代，让作品呈现出鲜活的生活质感和厚重的文化底蕴。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不能在故纸堆里爬行，必须用思想的光芒照亮历史的天空。例如，南宋绍兴年间相权专政，文网高悬，文人士大夫的风骨土崩瓦解，出现了一股以颂圣诗文争相献媚的热潮。书中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那个文风败坏、价值崩溃的时代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同时也对文人群体的处境和选择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忧愤。显示出夏坚勇清醒的批判意识与时代意识，议论之尖锐直率，令人有血脉贲张情难自禁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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