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去当面聆听伟大作家的教训，那为什么不拿我们有限的人生去读读他们的作品，跟随大师们一起去感悟人生呢？
读书的时间去哪了？学生时代，我们疲于奔命于各种考试；开始工作了，又为了生活而奔忙，读书变成了一种奢侈。可是，我们真的没时间吗？对年过而立、工作相对稳定的人，有大把的时间闲聊，有大把的时间品尝“鸡汤”，有大把的时间为运营商贡献流量，却唯独没有时间读书，原因何在？多半是没有体会到读书的乐趣。
当毒药在准备中的时候，苏格拉底正在用长笛练习一首曲子，“这有什么用呢？”有人问他。“至少我死前可以学习这首曲子。”
读书——对不起，这里的书不是现在书店里林林总总的辅导考试或者教你某种谋生技能的书，当然也不是摆在书店或者网页上最显眼位置的那些所谓的畅销书——有什么用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请允许我首先为您推荐一本书——《伟大的书 西方经典的当代阅读》。当年48岁的影评人，也是我们的媒体同行邓比厌倦了被现代资讯割裂成碎片的生活，30年后重返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起排排坐，重读荷马、柏拉图、尼采这些“死去的欧洲白种男人”的经典作品，这本书算得上是他的读书笔记。为什么这么做？用他的话说，那是为了“解决‘中年危机’或认同危机或随你怎么称呼它”，重要的是，“或许可以终止我被媒体吸纳的生活，让我重新找到方向”。
什么是经典？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给经典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
既然我们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去当面聆听伟大作家的教训，那为什么不拿我们有限的人生去读读他们的作品，跟随大师们一起去感悟人生呢？
对于我自己来说，对经典的浅薄认识始于大学之初老师开的长长的书单，受专业的局限，我当时接触更多的是马克斯·韦伯，或是托克维尔这些社会学大师的作品。最初接触的韦伯的作品就是其流传最广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因为那本名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官员必读书，托克维尔在今天的中国可谓大红大紫。
之后为了“有用”，我个人的阅读兴趣迅速转向了法律，而我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法学经典作品的慑人魅力。第一本让我如痴如醉的作品即是美国自由主义法学宗师德沃金的经典作品《自由的法》。而如果要对西方法学思潮和法学门派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博登海默的《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则是不二之选。
此后，我开始疯狂，但多少有些漫无目的地囤书。从《莎士比亚全集》、《卡夫卡全集》到更近一些的《卡尔维诺全集》和二手书商那买来的《海明威全集》、《卢梭全集》……这些经典作品，即使浮光掠影的读读，也会令你一生受益匪浅。比如读过卡夫卡的《城堡》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看到布努艾尔经典电影《资产阶级的审慎魅力》中那几位资产阶级人士想要吃顿聚餐而不可得的荒谬时才会会心一笑。
如果上面这些作家，都只是喜欢的话，那我深深爱着的，则是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以及这座文学峰顶塔尖上最璀璨的珍珠——费奥多尔·米哈伊诺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曾经穿上白色尸衣站在行刑场上的俄罗斯伟大的根基派作家通过其在西伯利亚十年流放期间与俄罗斯底层人民的接触，终于发现了人性的秘密，发现了人的非理性本质，发现了信仰才是人的救赎途径，这些发现，他通过其《地下室手记》及之后的伟大作品向全世界的读者揭示了出来，其中包括读者最耳熟能详的《罪与罚》、最令人痛苦的《白痴》、最黑暗的《群魔》以及最伟大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回到开篇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读经典？所谓的经典，似乎与我们的生活步调并不一致，那为什么还要读经典？我想说，其实读经典，并不是“为了什么”。意大利新生代电影大师托纳托雷在其经典作品《海上钢琴师》中通过主人公1900的口质问道：“你们岸上的人，为什么总喜欢问‘为什么’？”，我不想
做这样的“岸上的人”。生命中不是任何事情都有理由或者都能找出原因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2×2=4，是一切死亡的开始。”他的最伟大解读者、有“20世纪的黑格尔”之称的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更加直接地指出：“人的生命中永远留存非理性的余孽，而生命之根，就在其中。”
首先，你拿起一本书，书香扑面而来，感觉会不会比冰冷的手机屏幕好很多？其次，当你人生阅历和各方面的知识准备足够之后，对书，尤其是对经典作品的认识会不会更加深刻？
我庆幸是在几乎30岁左右才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没有关于宗教和人性的认识，没有对19世纪末以来相关现代思潮的了解，根本无从去哪怕是浅薄的理解大师的文字。如若不然，在《群魔》中只会看到灰暗，看不到善与恶在主人公心灵的激烈交战；如若不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只会看到一个充斥着猎奇和弑杀的案件，看不到信仰缺位时，人性可以癫狂到什么地步。
读书的乐趣还来自文化史本身的趣味。比如你会发现，法国文学史上萨特和加缪的交往轨迹，有点类似于法国电影史上戈达尔与特吕弗的分分合合。激进的萨特和戈达尔，不约而同地指责日趋保守的老友选择了背叛，而冷静沉静的加缪和特吕弗，都在英年匆匆离世，甚至没给老朋友最后一次握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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