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买房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古代，白居易、苏东坡等人都曾为房子奋斗过，在他们留下的诗词歌赋中，人们能感受其中的喜怒哀乐。
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九岁，到长安去，拜访了当时的文坛大腕顾况先生，名片一递上去，顾况瞥见了“白居易”仨字儿，调侃了一句“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虽然顾况在看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说了一句：“得道个语，居亦易矣。”但白居易后来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长安居不易。
公元803年，也就是拜访顾况之后的第三年，白居易三十二岁，先后通过了礼部的科举考试和吏部的公务员选拔考试，有了第一份工作：在秘书省做校书郎。秘书省在唐朝前期负责管理宫廷图书，兼修国史，近似于皇家图书馆；唐朝中后期主要负责撰写政令、校勘图书、印发经籍。白居易所做的校书郎，有点儿像现在国营出版社的一个高级编审。
白居易运气好，一入仕途，朝廷就调整了公务员的薪酬，不但不再停发、减发工资，而且还把京官、外官的工资标准都上调了，低级文官所能领到的薪水，比起李白做翰林供奉那会儿高多了——李白在翰林院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2000文（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不足1000元），而白居易做校书郎，每月却能领到16000文。
白居易就业后，安史之乱已经结束，社会经济恢复了元气，跟李白时相比，白居易时期的铜钱并没有贬值，还是一文等于人民币5角。他月薪16000文，折合人民币8000元，这个薪水不能算低。
靠这些薪水，白居易能买房吗？不能。因为他刚参加工作，薪水再高，也得攒上一段时间，况且唐朝中后期京城长安的房价实在太高。
白居易自己回忆道：“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常乐里，长安城中一个小区，位于东城根儿，是很偏僻的地段。关相国，名叫关播，唐德宗时的宰相，当时已经去世六七年，所以称之为“故关相国”。这段线年，白居易做了校书郎，单位不安排住宿，自个又买不起房子，跑到长安东城的常乐里，租了已故宰相关播家的一个亭子，在那儿安顿下来。
那时候，白居易在常乐里租房，元稹在靖安里（位于常乐里西南侧）租房，李绅（就是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那位）在新昌里（位于常乐里南侧）租房。这仨人是哥们儿，租房也租得近，下了班，经常在一块儿喝酒。白居易有诗：“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醪。”
公元805年，白居易三十四岁，做校书郎已有两年，想把母亲和弟弟从安徽宿州搬到长安，跟自己一块儿住。可是，他在常乐里租的那座亭子住他自己再加两个仆人还成，再添丁加口，肯定紧张。如果在长安买一大套，以他目前的收入和积蓄，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白居易去了趟陕西渭南，在渭南农村买了一所房子。
古往今来，农村房价都很便宜，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一位名叫卢川素的官员，卖掉他在江苏泰州某村庄购置的院落，还包括房前屋后的若干田地，总售价才10万文。
在农村买房之后，白居易让母亲和弟弟搬到了渭南新家，他自己呢，因为要上班，所以还得在常乐里租房住。不过每逢旬休（唐朝公务员每十天休假一天，十天为旬，故称旬休），他就骑着马去渭南跟家人团聚，第二天再赶回去上班。
公元806年，白居易三十五岁，校书郎任期已满，退掉在常乐里租的亭子，跟同事兼好朋友元稹一块儿去靖安里东侧的永崇里租房，在那儿温习功课，准备参加公务员晋级考试。后来考试通过，被派到陕西盩厔县当县尉。
公元807年，白居易三十六岁，从盩厔调回长安，做了左拾遗，兼翰林学士。这时候他的月薪是25000文，白居易还是没有买房，仍然租房住。在哪儿租房呢？新昌里。后来他又调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工资再次上调，月薪四五万文，此外还能领到200石禄米，每年总收入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白居易租了一所大房子，位于长安南城的昭国里，不再住偏僻地段了。
公元821年，白居易五十岁，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白居易有诗云：“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他说自己租房的时间长达二十年。二十年是约数，实际上是十八年。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在九江做司马时，很闲，可以十天半月不去衙门上一回班，他经常出去逛，最常逛的地方是附近的庐山，以及庐山上的两座寺院：东林寺和西林寺。东林寺的和尚听说白居易文采了得，请他给一死去的僧人写墓志铭，白居易提笔一挥而就，和尚们很高兴，给他开了10万文的稿费，白居易就用这笔稿费在庐山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庐山草堂。
从古至今，买房是中国人的一件大事，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在古代，白居易、苏东坡等人都曾为房子奋斗过，在他们留下的诗词歌赋中，人们能感受其中的喜怒哀乐。
公元800年，白居易二十九岁，到长安去，拜访了当时的文坛大腕顾况先生，名片一递上去，顾况瞥见了“白居易”仨字儿，调侃了一句“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虽然顾况在看了“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说了一句：“得道个语，居亦易矣。”但白居易后来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长安居不易。
公元803年，也就是拜访顾况之后的第三年，白居易三十二岁，先后通过了礼部的科举考试和吏部的公务员选拔考试，有了第一份工作：在秘书省做校书郎。秘书省在唐朝前期负责管理宫廷图书，兼修国史，近似于皇家图书馆；唐朝中后期主要负责撰写政令、校勘图书、印发经籍。白居易所做的校书郎，有点儿像现在国营出版社的一个高级编审。
白居易运气好，一入仕途，朝廷就调整了公务员的薪酬，不但不再停发、减发工资，而且还把京官、外官的工资标准都上调了，低级文官所能领到的薪水，比起李白做翰林供奉那会儿高多了——李白在翰林院工作，每月工资还不到2000文（按购买力折合人民币不足1000元），而白居易做校书郎，每月却能领到16000文。
白居易就业后，安史之乱已经结束，社会经济恢复了元气，跟李白时相比，白居易时期的铜钱并没有贬值，还是一文等于人民币5角。他月薪16000文，折合人民币8000元，这个薪水不能算低。
靠这些薪水，白居易能买房吗？不能。因为他刚参加工作，薪水再高，也得攒上一段时间，况且唐朝中后期京城长安的房价实在太高。
白居易自己回忆道：“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选及第，授校书郎，始于长安求假居处，得常乐里故关相国私第之东亭而处之。”常乐里，长安城中一个小区，位于东城根儿，是很偏僻的地段。关相国，名叫关播，唐德宗时的宰相，当时已经去世六七年，所以称之为“故关相国”。这段线年，白居易做了校书郎，单位不安排住宿，自个又买不起房子，跑到长安东城的常乐里，租了已故宰相关播家的一个亭子，在那儿安顿下来。
那时候，白居易在常乐里租房，元稹在靖安里（位于常乐里西南侧）租房，李绅（就是写“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那位）在新昌里（位于常乐里南侧）租房。这仨人是哥们儿，租房也租得近，下了班，经常在一块儿喝酒。白居易有诗：“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醪。”
公元805年，白居易三十四岁，做校书郎已有两年，想把母亲和弟弟从安徽宿州搬到长安，跟自己一块儿住。可是，他在常乐里租的那座亭子住他自己再加两个仆人还成，再添丁加口，肯定紧张。如果在长安买一大套，以他目前的收入和积蓄，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白居易去了趟陕西渭南，在渭南农村买了一所房子。
古往今来，农村房价都很便宜，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一位名叫卢川素的官员，卖掉他在江苏泰州某村庄购置的院落，还包括房前屋后的若干田地，总售价才10万文。
在农村买房之后，白居易让母亲和弟弟搬到了渭南新家，他自己呢，因为要上班，所以还得在常乐里租房住。不过每逢旬休（唐朝公务员每十天休假一天，十天为旬，故称旬休），他就骑着马去渭南跟家人团聚，第二天再赶回去上班。
公元806年，白居易三十五岁，校书郎任期已满，退掉在常乐里租的亭子，跟同事兼好朋友元稹一块儿去靖安里东侧的永崇里租房，在那儿温习功课，准备参加公务员晋级考试。后来考试通过，被派到陕西盩厔县当县尉。
公元807年，白居易三十六岁，从盩厔调回长安，做了左拾遗，兼翰林学士。这时候他的月薪是25000文，白居易还是没有买房，仍然租房住。在哪儿租房呢？新昌里。后来他又调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工资再次上调，月薪四五万文，此外还能领到200石禄米，每年总收入折合人民币30多万元。白居易租了一所大房子，位于长安南城的昭国里，不再住偏僻地段了。
公元821年，白居易五十岁，在长安买下第一所房子。白居易有诗云：“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他说自己租房的时间长达二十年。二十年是约数，实际上是十八年。
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在九江做司马时，很闲，可以十天半月不去衙门上一回班，他经常出去逛，最常逛的地方是附近的庐山，以及庐山上的两座寺院：东林寺和西林寺。东林寺的和尚听说白居易文采了得，请他给一死去的僧人写墓志铭，白居易提笔一挥而就，和尚们很高兴，给他开了10万文的稿费，白居易就用这笔稿费在庐山上盖了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就是赫赫有名的庐山草堂。
苏东坡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苏洵进京赶考，名落孙山，启程回四川老家，途经嵩山，写了一首诗：
大意就是嵩山风景真好，我要在这儿买地盖房。苏洵有没有在嵩山买地盖房呢？没有，因为他没钱。多年以后，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写文章提到这件事：“昔予先君，以布衣游学四方，尝过嵩洛，爱其山色，慨然有卜居意，而贫不能遂。”
当然，苏洵虽穷，还不到赤贫的地步，他在四川老家还有100亩稻田和5亩菜地，完全能解决一家几口人的温饱问题。苏洵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可是每次都是名落孙山。直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在欧阳修的举荐下，他终于可以不用参加考试，获得了一顶“霸州文安县主簿”的乌纱帽。主簿是宋朝最低级别的文官，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当时这个职务每月只有7贯铜钱的薪水。
虽然苏洵的官位和薪水都非常之低，但是他很爱面子，一当上官，就在首都开封宜秋门外买了一所相当漂亮的花园住宅。前面说过，苏洵每月只有7贯铜钱的收入，而这所花园住宅的标价是8000贯，就算他不吃不喝连续工作95年，也买不起这所房子，他是怎么筹够房款的呢？很简单，借钱。苏洵的二哥苏涣是进士出身，时任利州提刑，官位和收入远远高于苏洵，所以苏洵买房的时候，主要是跟二哥借的钱。
苏东坡和苏辙要比乃父争气得多，宋仁宗嘉祐元年，他们两个跟苏洵一起参加进士考试，苏洵再次落第，而苏东坡和苏辙都顺利考上了进士，当时苏东坡才二十岁，而苏辙才十七岁。
按照北宋的选官制度，考中进士并不代表可以做官，进士只是一个学位，要想进入官场，还必须通过朝廷举办的公务员考试（制科考试）。宋仁宗嘉祐五年，苏东坡兄弟一起参加公务员考试并一起通过，然后在嘉祐六年又通过了另一场公务员考试，此后苏辙留到京城，苏东坡正式迈上仕途——去陕西凤翔做签书判官，相当于现在的副市长。那时候，苏东坡才二十五岁。
二十五岁的苏东坡每月薪水20贯，是父亲的好几倍，此外还有400亩的职田。所谓职田，就是朝廷为了让地方官衣食无忧，专门划拨给他们的耕地。把400亩职田出租给佃户，每年收租大约在800贯左右。把薪水和职田加起来，苏东坡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贯，这个收入水平在北宋是很高的。
但是苏东坡没有买房，他和他的妻子王弗、儿子苏迈借住在凤翔府学，直到三年以后调离凤翔。苏东坡为什么不买房？因为他把自己的收入都用来替父亲还债了。
宋仁宗熙宁四年，苏东坡被调到杭州任通判，月薪涨到了30贯，职田增加到700亩，年收入大约在1800贯左右，稍微攒上几年钱，买房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苏东坡仍然没有买房，不是不想买，是钱不够。年收入那么高，为什么钱不够？因为他的开销太大。
他去杭州赴任的时候，跟着他一起去杭州的可不光是他的妻子和儿子，还有他小时候的奶妈任采莲，以及他的侄媳妇和两个侄孙。苏东坡是个很看重亲情的人，奶妈哺育过他，所以他要把奶妈带到任上去享福。侄媳妇和两个侄孙则是因为没有生活来源，族里没人管，苏东坡独力把他们养起来。事实上，苏东坡后来得知某个堂姐死了丈夫以后，还慨然承担了供养堂姐及其子女的重任，直到堂姐的女儿出嫁，都是他出钱做的嫁妆。
慷慨好施的苏东坡靠一人之力养活了一大群亲戚，同时还在继续归还父亲在世时欠下的债款，以至于他在杭州做了三年通判，离任时的积蓄只有几百贯钱。
再后来，苏东坡去密州做官，薪水又涨了一次，年收入已经超过了2000贯，还是没有买房。这时候他已经还清了父亲欠的债，积蓄也相当可观了，但他似乎对房子的兴趣不大，总是把钱花在他认为更需要的地方。比如说有一年密州闹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苏东坡捐出50两黄金，在密州城里建了好几所福利院，免费给百姓治病。
苏东坡后半生的仕途是很不顺利的，经常被贬官，被流放，薪水不断下滑，职田也被没收，就算他想买房，也已经买不起了。从他流传于世的诗文可以得知，老苏每次进京述职，都是借住朋友家的房子（苏洵在世时购买的那所住宅后来被卖掉了）。他跟驸马王诜交好，经常去王诜的府邸里借宿。他还有个老乡叫范镇，是退休的京官，在开封南城买了一所房子，也是苏东坡经常借宿的好地方。后来苏东坡的儿子在开封结婚，老苏没能力给儿子买婚房，只好让他们小两口借住范镇的房子。
公元1084年，苏东坡将近五十岁的时候，为了让家人有个安身之所，终于在江苏宜兴买下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一所房子。这回他跟他的父亲苏洵一样付不起房款，只好向身居高位的弟弟苏辙借了7000贯。
“门面两间，二层，大小四间，只要三十五两银子。”当时一个姓温的秀才给西门庆当师爷，包吃包住，逢年过节发红包，每月还能拿到三两银子的工资。假设这个温秀才不乱花钱的话，攒一年工资，就够买一幢两层小楼了。
《金瓶梅》是小说，写的又是宋朝故事（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朝生活），说服力不是很强，我们找说服力强的例子：崇祯五年，安徽省休宁县居民金运出售双层楼房一幢，上下五间，占地一分，卖价只有30两银子（《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972页《明崇祯五年休宁县金运卖楼屋红契》）。崇祯十三年，北京市崇文门大街居民傅尚志出售四合院一座，五间房，带门面，一分为二，卖给两个买主，总共要价56两银子（《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第996-998页《明崇祯十三年大兴县傅尚志卖房官契》）。由此可见，至少在崇祯年间，只需要花几十两银子就能买一幢独栋小楼或者一处小型四合院。
其实不光崇祯年间，整个明朝房价都不高。以成化年间为例，跟朱元璋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亲王、郡王和奉国将军们，都能享受到免费分房的福利，如果国家没有房子可分，就直接拨给他们钱，让他们自己去买。拨多少，有定例：亲王应该住超级豪宅，拨给他上千两；郡王应该住豪宅，拨给他几百两；那些县主、县君、中尉、乡君之流，由于世代传承的缘故，跟皇帝的血缘关系已经七万八绕越来越远，只能住一般的住房，每人拨给几十两银子。几十两银子对这帮皇亲国戚来说，只能买到最低标准的住房，但在升斗小民们眼里，那最低标准肯定也在小康以上。换句话说，砸几十两银子出去，是绝对够当时一户普通家庭解决住房问题的。
明朝中后期的物价，除了李自成起义那些年，相对都很稳定，像大米，从嘉靖初年到崇祯初年，常年零售价一直稳定每石0.5两上下。那时候一石大米重80公斤，现在售价400元左右，由此估算，当时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800元，几十两银子也就是几万块钱。
在整个明朝，劳动力都不值钱，清官海瑞在江南做官时，雇佣民工兴修水利，努力往高里发工资，每人每天也不过0.02两银子，月薪只有0.6两；万历时北京地区工价高一些，“每日每人工食银五分”，日薪0.05两，月薪是1.5两。所以可以这样说：明朝体力劳动者月薪在1两左右。那么几十两银子也就是一个普通工人几年的薪水。
现在可以得出一个小结论：在明朝买一套普通户型的房产，只需要几万块钱存款，或者一个普通工人几年的收入。
海瑞，41岁当县教育局副局长（南平教谕），46岁当县长（淳安知县），52岁进财政部当副处长（户部云南司主事），57岁当监察部副部长（右佥都御史）兼江苏省省长（应天巡抚），到58岁那年，才去海南老家买了一套房子。
有必要说明，在买房之前，海瑞没有分过任何一套福利房，更没有动用职权强占或者低价购买过任何一套经济适用房。照我看，不是海瑞作秀，是他早先根本买不起。
譬如海瑞当县长那会儿，年薪只有60石老白米，完了还要打折，本来该发新米的，发成霉米；本来该发粮食的，发成布匹；本来该足额发放的，打七折发放。这在明朝叫做“折色”，是各级公务员领工资时都要面对的变态现象。我们退一步，假定朝廷优待海瑞，对其工资不予“折色”，完全足额不掺水分的发放，一年无非也就这60石大米，全部卖成钱，撑死了30两银子，够买房吗？买小套也许是可以的，但是，有困难，因为海瑞不可能一年到头不花钱。
海瑞是清官，货真价实，无可挑剔，但清官未必不纳妾。海瑞一生中，结过3次婚，纳过3回妾，大小老婆加一块儿至少6个，有过两个儿子和3个女儿，再加一个非常长寿非常抗折腾的老太太——海母，另外还有丫鬟仆人若干名，掰指头数一数，即使不上20口人，至少也有十几口人。这一大家子，吃的穿的玩的戴的全指海瑞一个人的工资，能不欠债就不错了，攒钱是绝对攒不住的。
跟海瑞同时代的官员，工资比他低的人有很多，开销比他大的人有更多，但是，偏偏人家能攒住钱，能早早买上房子，能锦衣玉食醉生梦死，偏偏海瑞穷得叮当响，不光自己受罪，也让全家人跟着体验清贫。为何？他们贪，海瑞不贪。
举个典型的贪官例子：严嵩。严嵩是内阁首辅，一品大员，乌纱帽比海瑞大，工资比海瑞高，不过再高也高不到哪儿去，按照明朝的工资制度，他一年最多能领到1044石的薪水。实际发放，自然也有“折色”，即使不“折色”，也就8万多公斤大米，折成人民币不过40万元。严嵩秉政20年，假设他永远不花一分钱，拿到工资就存起来，终其半生才有多少？无论如何不会上千万吧？可是嘉靖四十一年江西巡按奉旨查抄严嵩家产，搜出了价值222万两银子的财产，折合人民币大约18个亿！
这还不算完，除了这18个亿的惊人财产，严嵩光在江西一省就有36处别墅！他们严家名下居然拥有房屋6600间、土地27000亩！
跟海瑞同一时代的另一位权臣、后来被歌颂为“铁血宰相”的改革家张居正，年薪与严嵩等同，在职时攫取的非法收入也不在少数。万历十年朝廷派人抄他的家，搜出了黄金两千两、白银10万两、黄金器皿600多套、黄金首饰748件、珍珠玛瑙水晶象牙犀角玳瑁以及古玩字画不计其数。
据说，当时查抄家产的太监给张居正位于北京的住房估了估价，认为能卖到10670两。按购买力计算，至少能折合800万元；如果从收入角度分析，当时一个卖力气挣饭吃的农民工永远不休息地干下去，需要攒上90年工资，才能买起张居正的豪宅。
但是要买海瑞的房子，就容易多了——海瑞58岁那年从省长任上提前退休然后去海南买房，总共才花了120两银子。就当时普通户型的房价而言，120两银子也算得上是好房子，让一个农民工去买，不吃不喝只需要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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