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有报道看，陈祎不仅在一封“遗书”中写着“下辈子不做穷人家的孩子”，还在另外一份“遗书”上写有“亲爱的爸妈，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走了，不用找了”这样的话。因为全部遗书内容不得而知，因为没有当事人对选择“自杀”真实动机的陈述，所以，许多论者把“穷”和“自杀”互为因果，似乎有些过于武断。
陈的家庭不算富裕，父母在上海打工期间，除吃住外一个月共挣5000块钱。他们每个月会给陈祎200块钱生活费，让他花完再要。而他所在的学校攀比风气并不严重，经济条件都差不多，周围朋友也没有很富裕的。这说明陈家虽则困难，但确实算不上三餐不济、最最贫穷的家庭。
既然大都如此，既然人家的孩子也没有因为是“穷人家的孩子”就走上悲观厌世以至自戕的道路，陈祎也应不该这样。何况陈父说过，陈伟从小很乖，性格内向，成绩中上，属于让父母省心一类的孩子。这样的孩子，通常更会得到老师和同学的认可，成就感也会更多。何以会如此极端呢？就算是性格内向、自尊心很强、性格很犟，一个17岁的孩子，也不应该坚定到“视死如归”的程度吧。可见，压垮他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应该在“实在忍受不了”中寻找原因。
同样是贫穷，有的人穷则思变，有的人悲观厌世；同样是面对家庭困厄，有的人早早挑上了生活的担子，为父母排忧解难。亦因此，才有了“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唱词。父母应当关爱孩子（不知道世间有几个不关爱的），这点当然没错，也应该和孩子多多交流。可是一个为家庭生计不得不常年在外打工的家长，与读书的孩子还要做到更多的陪伴和交流，这是不是一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建议？
因此，社会和学校也应更多关心留守儿童，随时掌握学生思想动态。不能仅仅出了事了，只起一个报信的作用。而作为当事学生，尤其是高中生、大学生，也要有责任意识和担当情怀，与家长相依相伴，共同走出生活的泥淖。生命是无法自主选择的过程，若能，谁又不愿家境殷实啊？所以全然不顾家人感受的弃世，实际上是一种怯懦自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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