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循吏列传》载：鲁国国相公仪休爱吃鱼，有个人投其所好，送鲜鱼给他，他坚决不接受。此人说：“我听说您爱吃鱼，所以才送鱼给您。您为何拒绝呢？”公仪休回答：“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才不敢接受您的鱼。我为国相，享有国家俸禄，想吃鱼就可以买鱼吃；我如果今天接受了您的鱼，就要触犯国法，被罢免国相，那时谁还会送鱼给我呢？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鱼。”
这个公仪休是个清官，他“拒鱼”蕴含着辩证思维：一是“知足”。应该说，各级官吏尤其是国相级高官，生活水平是高于普通百姓的，他们想吃鱼就可以买鱼吃，而多数百姓恐怕是没有这种口福的。公仪休满足于“有俸禄可以买鱼吃”，证明他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已经比百姓优裕，应该知足。二是“敬畏”。公仪休明白别人送鱼给他是有求于他，他如果接受了鱼，就“吃人家的嘴软”，难免受制于人，徇私枉法。当被罢免国相、乃至身陷牢狱之时，他还能想吃鱼就吃鱼吗？那时，曾经巴结过他的人，唯恐避之不及，谁还会再送鱼给他呢！
“公仪休拒鱼”的辩证思维，既深邃又简单。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官吏对怎样做一个好官清官，是有清醒认识的，而且是付诸实际行动的。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丁卯，中书侍郎岑文本升任中书令（主管朝廷事务的最高长官），“还家，有忧色”，母问其故，岑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有来贺者，岑文本一概拒绝曰：“今受吊（祭奠），不受贺也。”岑文本这种做法有悖常理，亲朋好友祝贺他升官，他却说是咒他早死，是给他送葬，实在匪夷所思。其实，岑文本是以矫枉过正的心态自我警省，对升官“战战兢兢，诚惶诚恐”。
就官场中人来说，升官晋爵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升了官沾沾自喜，在庆贺声中头脑膨胀，甚至于徇私枉法，则很可能身败名裂。事实证明，一个人官职高升而德才欠缺，就会在权力越来越大的同时，一步步走向毁灭。岑文本荣升中书令“受吊不受贺”，正是忧惧自己责任重大而德才不够，所以只能奉公守法，谦谨为官，切不可得意忘形，肆意狂为。
这是《旧唐书·岑文本传》里的一个故事。《书·周墀传》也记载了一个类似故事。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乙未，兵部侍郎周墀升迁宰相。周墀素与翰林学士韦澳友善，拜相之日，请教韦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韦澳曰：“愿相公无权。”周墀愕然。韦澳再曰：“爵赏刑罚，人主之柄，公无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举其职，则公敛衽庙堂上，天下治矣，乌用权？”周墀深然之。
韦澳“愿相公无权”之说，寥寥五字，道出了为官行政的深刻内涵。他是诚恳地告诫周墀，宰相权力是国家公器，只能用于国事公事，该奖励谁，该提拔谁，该惩罚谁，应公道正派，不能把国家权力当作私有财产而公权私用。一些贪官卖官鬻爵、贪渎受贿，大搞权钱权色交易，是因为手握大权，如果他们手中无权，就不可能为所欲为。宰相是大权在握的，如以宰相权力谋取私利，那还不如没有权力的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愿相公无权”之说乃警示名言，很值得为官者深思。
东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杨震由荆州刺史转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县（今山东昌邑市）。他先前举荐的荆州秀才王密，此时担任昌邑县令，夜里怀揣十斤黄金到馆舍馈赠杨震，报答昔日举荐之恩，并悄声说：“暮夜之中，没人知道。”杨震则高声道：“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没人知道！”王密惭愧地拿起黄金走了。这是《后汉书·杨震传》记载的。
毋庸讳言，所有的贪官贪赃受贿，都知道是触犯国法的，也知道败露后的悲惨下场，但他们依然敢于挑战国法，是因为心存侥幸，自以为行事隐秘，可以遮人耳目。如果哪个贪官说“不懂法而贪渎受贿”，则是自欺欺人的无耻谰言。所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做了坏事还想欺天瞒地，与掩耳盗铃何异！杨震暮夜说“四知”，表达的就是“天不藏奸”的道理。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从史书记载看，杨震、岑文本、周墀、韦澳，都是好官清官，他们心存“敬畏”，敬畏皇天之监临，敬畏国法之威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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