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知音

　　原籍福建泉州的余光中先生去年12月在台湾仙逝后，各地悼念的文章如泉涌现，推崇其人其文者众。其中一位写道：“余先生珠玉之词，将流芳百世，永存不朽。”作者是夏志清先生的遗孀王洞女士。夏志清曾高度赞誉余光中的散文，早在1973年就这样说：“余光中是当代最有独创性，最多彩多姿的散文家。”夏太太的评论，也许可视为一种夫唱妇随；想不到她还有更高的称誉：“像余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精通绘画音乐的大诗人、大散文家、大翻译家，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王女士毕业于台湾大学，在美国深造，于东岸和西岸三所名校获得学位，包括耶鲁大学的语言学硕士，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丈夫夏教授从事文学批评，以《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奠定了学术地位；其言谈举止虽然予人“老顽童”的印象，下笔褒贬，却能拿捏分寸而有“夏判官”之称。王女士当然知道评语如果像过度膨胀的通货，必会贬值，而她竟然用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好比“七颗星酒店”的评级。

　　美籍华人有如此高评，香港的读者呢？有才子之称的知名专栏作家陶杰，笔调昂扬，说“余先生本是当代应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华人之选”之外，更谓“余光中的诗教和文学，拨开政治的不成比例的争议，成就独步三千年中国文学史，诗歌才旷处高于太白，情深处齐比工部，不但散文与庄子司马迁并胜，而产量之丰，风格之变，又俱犹有过之”。去年2月，余光中仍然健在时，陶杰发表的一篇文章《拈花微探余光中》，褒余已有先声：“中国文学史三千年，余光中是创作力最旺盛，世界足迹涉游最广、时期风格变化最繁丰，而诗作题材最阔、气势最宏大的一位。”他还称余光中是“现代的诗圣”。

　　当代全球名气或大或小的汉语作家，人数以百计以千计，即使是学院里博览的批评家，也难以“观千剑”、“操千曲”（借用《文心雕龙·知音》话语）；情形如此，“最”字怎能随便使用？就诗而言，只读过余光中《乡愁》的一般文学爱好者，和迷恋西方现代主义（modernism）的晦涩派铁粉，听到上述的“最”、“圣”、“独步”、“无前无后”等评语，一定会热讽或者冷笑。至于我，以及一些余氏的知音，对陶杰“拈花微探”的颂赞，则会对着余氏诗集《紫荆赋》而拈花微笑，因为部分类似的高评，我本人早就发表过；我更欣喜于吾道不孤，原来有很多“同知”——同为知音。我阅读、评论余氏作品已逾半个世纪，主观上倾向六星级以至七星级的评价，力求客观，则只能给予五星；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够真正“博览”，而且十分忧虑评论的“通货膨胀则价值贬”。

　　说说余氏知音的一些经历。我留学美国时，在1970年的感恩节假期才考取驾驶执照，就“单骑”长驱一千公里，到科州丹佛市拜访当客座教授的余先生。余氏散文如《逍遥游》如《鬼雨》所散发的艺术魅力，成为我所驾小汽车的大能量。在往返的路途上，相当“老爷”的小汽车一再抛锚，最后“魂断”归途，使我只得向友人借钱乘坐“灰狗”（greyhound）巴士返回就读的学校。我这困顿的青年烦忧而无悔，因为得偿所愿。余光中1995年重回厦门的母校，写诗记事，有“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之句，1970年时他42岁，发色已在黑中点染着雪白，我与文友盘桓两三天后与他作别，正是白雪霏霏的时候。

　　份属“同知”的吾友李元洛，1982年发表文章评介余光中的《乡愁》和《乡愁四韵》，成为内地尊余的“先锋”，人已届中年。1985年炎夏，“先锋”三千公里南下香港，因为该年9月余光中将离开香港返回台湾，离港前如不拜会，就后会难期：当年海峡不通，两岸成“愁”。从北京到深圳再到香港，高铁的神州远景宏图，连最富想象力的工程师也没有入梦；元洛兄乘着迢迢慢车，坐时少，站时多，日夜煎熬抵达香港，与诗人见面。欢迎和惜别就在数日间，中大的校园成为海峡两岸暨香港——余属台湾、李居大陆、我住香港——的文苑诗园。元洛兄把握时机，就在余光中离港的前夜，在我家的客厅，和他做了访问，后来写成《海阔天空夜论诗》一文。那个晚上，“星斗临窗旁听，涛声在远处奏着即兴吟成的夜曲”，伴着对谈的诗话。翌日，元洛兄和香港的友人在机场送别余氏一家。过了一两天，我陪元洛兄从香港过境到深圳，他肩膀托着一大箱包括余光中作品在内的港、台诗集文集，登上北上的长途客车。

　　不管酷暑或严冬，元洛兄健力笔耕，著作源源出版；巨构《诗美学》风行两岸，《唐诗之旅》等系列更使他获得“诗文化散文”作家的令名。此外，他对余氏诗作屡屡撰文推介。元洛兄是湖南人，余光中的多次湖湘之旅，多情的“湘子”全程陪同；同行之外，“湘子”往往还在讲座中与“闽人”同讲，二人言谈风趣，出色“作秀”。余光中有诗名为《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元洛兄记述湖湘之旅，大可题为《与余光中同游湖湘名胜》。作者有如英国的包思维（JamesBoswell）记述约翰孙（SamuelJohnson）的言行，为迭出的隽语卓论“存档”。

　　我编著的《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在1979年出版，有论者说这本书为“余学”奠基。数十年来我写过长短百篇文章评论余光中作品，记叙其生活；以余光中为题材的书籍在台湾和香港出版过四五本。去年9月在北京，有一天，元洛兄、李黎明和我三人谈诗谈文谈出版，在九州出版社任职的黎明弟看到李、黄两人谈余色喜，灵机一动，建议我们合作出书述说余光中，两个人一分钟内欣然同意。此后三人分头进行撰写编辑工作，连书名在内的具体出版计划，来不及告诉诗翁，而他在12月溘然长逝。人间的时光虽然耗尽，诗文的光辉应该长留；出版计划付诸行动，“十月怀胎”，李、黄合著的书，在今年7月如宁馨儿出生，如悉心烘焙的“可颂”（croissant）面包火热出炉。我著编的评论余光中的书，《火浴的凤凰》之外，还有《璀璨的五采笔》、《壮丽：余光中论》等。从书名可看到我对余氏作品的形容，而合作新书的书名就叫《壮丽余光中》。

　　余光中重视文学的艺术性，认为批评家的文章也应该有文采；其观点与钱锺书的“行文之美、立言之妙”相同。面对文学大师，元洛兄和我，都认为我们不能把文章写坏了，写丑了。新书中有我对余光中五采笔书写（诗、散文、评论、翻译、编辑作业）的评价，元洛兄呢，去年12月他所撰挽联的附记曰：“这位罕见的全能型的文学天才，其成就大略有如宋代的苏轼，其名字已经煌然镌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并且必将传之久远。”衡量其评语，可说也是五星级的；两个“同知”大致上同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