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任务是什么？这是进行历史研究时应该回答也必须回答的问题。后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史，记事者也。”如果我们仅仅把史学看成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显然太简单了，没有道出史学的本质和意义。也有人认为，史学要撰述民族和国家演化的进程，彰显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使人们认知本国的历史状况，借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这是史学的重要功能，但并不是史学最本质的方面、最根本的任务。
两千多年前，我国史学宗师司马迁在致其好友的《报任安书》中，说明他撰著《史记》的用意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话启示我们，史学的任务是既要研究人与社会的关系，也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两个方面都要兼顾。史学要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种种事件和人物的活动，阐述社会发展阶段和趋势。但人类是在自然界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是人类及其社会存在的母体，考察、阐述人类在社会和自然这两个领域的活动规律，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史学所应担负的使命，否则史学就是不完整的科学。
汤因比说：“人类如果不生活在社会环境里就没有可能变成人。”据此可以这样说，所谓“社会”无非是人际关系的总和。人类组成社会之后要保持社会和谐，只有这样才能使人类的生存、生活与发展得到保障。但是，人类具有自利的天然禀性，这是人际关系的“离心力”。为了满足自利的欲望，人们之间往往会发生矛盾、陷入斗争。人类自身的相互斗争给人类社会带来重大灾难，并使社会有解体的危险。有鉴于此，为了消除矛盾和斗争，人们制定出种种规则来共同遵守。这就是道德、法律、制度和其他规约产生的来由，从而形成了国家。国家是人类的共同体，其权力是维护社会成员安全和利益的“公权”。起初这个国家是公正的，具有强大的权力，足以抑制人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然而，由于人的自利禀性，随着时代演进权力逐渐私有化，国家成为少数统治者的乐园；与之相伴随，法律、制度和规约的性质也不断改变。为了改造社会，两千多年前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儒家就重视社会道德建设，近代西方启蒙学者们也倡导正义、法制等。史学就是要考察社会的存在和人类在社会领域活动的情况及其规律。
但是，史学仅仅研究人类在社会领域的活动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人类在自然领域的活动，注意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人类属于社会，但首先属于自然，受大自然哺养。从原始社会以采集渔猎为生，经中世纪的农耕畜牧，再到近现代机器生产的大工业，人类发展所需的各类能源资源无一不是大自然的慷慨赐予。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愈深广，受赐愈丰富。因此，撇开自然来孤立地考察人类的存在与发展，或忽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就难以对人类历史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11世纪至14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增加了1倍左右，原有耕地所产食物不足以供养这样规模的人口。于是欧洲开始大力毁林开荒、填湖造田、扩大耕地，从而大大减少了植被和湿地的面积，打破了生态平衡，导致黑死病肆虐。根据有关研究，这些横遭瘟疫的地区人口损失了约1/3，严重的地方达1/2甚至2/3。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这次瘟疫的大流行“标志了中世纪的结束”“是一条鸿沟，把欧洲经济分为两个长的时期”。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生态平衡的一次严厉教训，甚至改变了欧洲社会发展进程。类似情况，亦屡见于我国史籍。明代徐光启批评说：“与水争地，贪尺寸之利，而遂遗无穷之害矣。”可见，史学不仅要关注社会领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进退得失和前因后果，还要关注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时的经验教训与环境保护，探讨自然与社会二者在发展中相辅相成的关系。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此至理名言，我们史学工作者应谨记勿忘。这“得失之枢机”，既在社会领域，也在自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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