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问题,或者说灵魂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系。”
记者:中国当代作家中,像您这样直接写哲理散文且写成功的不多,而国外有印度的克里希那穆提被称为“世界导师”,可是他拥有宗教的背景。您没有宗教信仰,又凭借什么去悟出困惑人类的那些基本问题?
周国平:具体来源有阅读有思考有感受。我是没有宗教背景,但是我觉得所有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实际上在人生智慧上是相通的。有门户之见的肯定不是大家,真正的“通人”所追求的终极价值应该是相通的。
我家里有几本克里希那穆提的作品,他就像曾经轰动一时的奥修一样,我并不认为他算得上顶级大师,他还有点浅。佛教、基督教的东西,我都会看一些,包括像《圣经》之类。我喜欢看“原点”,而不是看阐释性的东西,我更愿意从源头去体会。我发现所有的大宗教家大哲学家在人生问题上,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其实人生最重大的问题,无非两个:一个是生与死的问题,一个是灵和肉的问题,或者说灵魂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系。
西方哲学的源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在思考这两大问题,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也都在思考这些问题,佛教、基督教也是讲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最后想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共同的,不管结论、方式上有多大的差距,大的结论是一致的。比如灵和肉的问题,宗教或者哲学大家们肯定都得出一个结论:灵比肉更重要。用苏格拉底的话来说就是“照料好灵魂”,照料灵魂是最重要的。或者用耶稣的话就是“天上的财富要比地上的财富重要得多”。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就是重视灵的生活。另外就是对死亡的坦然面对。
记者:作为北大哲学系科班出身,您的哲学写作如何站在这些大家肩膀上作新的发挥?
周国平:其实我很怀疑我有多少创造,无非就是一些读大师作品的读后感而已。相比古典大师,我肯定会加入现世的东西,比如说现代人的困惑会多一些,我从小就特别关注这些问题,这大概是由一个人的性格和性情决定。很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比较关注内心生活的人,比较内向,不太擅长人际交往。
我经常说,我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对于爱情、对于财富、对于幸福、对于快乐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肯定是以经历为依据,但不限于经历。有自己的真实感受,比如苦恼、挫折,包括情感和人生遭遇上,我这些路其实走得并不平坦,有些曲折,我经历了3次婚姻。但是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写日记,在日记里面对自己的困惑,并逐渐解决这些问题。
周国平:我特别喜欢尼采的写作方式,这首先影响了我。他喜欢用格言的形式写东西。他说过一句话,真正的思想不是你使劲想出来的,思想就像你在旷野上散步时,一阵风迎面出来,吹到你身上就留下来了,成了文章。
当然,尼采的思想也是非常精彩的,很有力量。尼采哲学里最重要的,一条是强调生命的健康,肯定生命的本能,生命本能是无罪的,权力意志从这里发展出来。尼采强调精神上的卓越和高级的文化,他认为这些来自于健康的、强健的生命本能,可以说是生命本能开的花。
应当说,西方哲学对我的影响比中国哲学大得多。我觉得西方哲学最精彩的两个线索,一是英国哲学,二是德国哲学。英国哲学的传统是从英国古典哲学家培根那时开始,到后来洛克、亚当·斯密这些哲学家所开创的传统,都是重视个人,把个人自由看作是最高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勾勒了西方的政治哲学,就是法治,把个人自由当作最高原则的法治社会。实际上,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根本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奠定的,一个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的社会,由此奠定法律和整个社会的基础、基本原则,并且一直延续下来。
以罗素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比较平和,比较注重现世生活,不是特别进行终极追问的人,这是英国哲学家的特点。但是西方哲学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进行终极追问,代表就是德国哲学,德国哲学家从古希腊如柏拉图时就开始了终极追问,形成了西方所谓形而上学的传统。柏拉图的思想以及后来基督教的思想都是一直这么下来的。
把西方哲学这两条线并列起来看,他们对人的精神结构的关注有两极:英国哲学传统关注个体,德国哲学传统关注上帝(关注最高价值),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哲学传统里缺失的。中国哲学传统对这两个端点不关注,而是关注中间的环节——重视社会,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这是儒学的传统,对于终极价值和个人价值较少谈论。
周国平认为自己发表作品很晚,但他说自己其实很早就开始写日记,从八九岁起就没间断过,再加上对各种人文经典著作经年累月的阅读,后来终于有了写成哲理散文的能力。
“人生有快乐。尼采说:‘一切快乐都要求永恒。’写作就是留住快乐的一种方式。人生中不可避免地有苦难,当我们身处其中时,写作又是在苦难中自救的一种方式。”周国平认为,逆境出文豪,中外古今从司马迁、曹雪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无不如此。
写作如何能够救自己呢?“事实上,它并不能消除和减轻既有的苦难,但是通过写作,可以把自己和苦难拉开一个距离,以这种方式超越苦难。”周国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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