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坤（以下简称“朱”）：当然是意料之外！我从来都不是学霸。成绩固然不错，但也不稳定。一般来说都是班上前十名吧，曾经有一次考班上17名，老师觉得这应该是我的奇耻大辱，但我其实也无所谓。
朱：对，我并不喜欢考试。考上北大，身边的同学全是各地尖子生，很多人都习惯性地要考一个很高的分数，但我不是，一上大学，我就基本放弃考试了，只以及格为标准。
朱：我记得当时有一门科目是《革命史》，整个学期我都没上过课，考试的时候还找不到教室。
新：为什么上大学后对学习这么没兴趣呢？算不算高中用功学习的某种的反弹呢？
朱：不算反弹，只是我从根本上厌恶考试制度。我认为考试制度是无聊的。我不喜欢谈“高考状元”这件事，原因也在此。冠亚军往往只差几分，这几分，不能证明冠军一定就比亚军能力优秀。这里面，运气的成分太大了。但人生就是这么不公平，这是事实。我只能说，作为一个既得利益者，我这么说，相对更有底气。
新：但是不管怎么说，考试肯定也是一种能力。能考上高考状元，肯定是有过人之处。
朱：考试确实需要一些能力，除了平时的知识储备啊记忆力啊什么的之外，我觉得最关键的，无非就是状态的稳定。
我之所以会全力以赴去考试，就是知道，我的命运只能靠考试去改变。当时我父亲和我谈过，如果考不上一个好大学，就去开出租车或者去当兵。在中国，很多人都像我这样，要改变人生，就只有靠自己考试。
新：你的意思是：考上状元这件事，带给你的“实际利益”远大于虚荣心的满足。
朱：很对，主要是现实方面的好处。在虚荣心方面，我确实曾为此高兴一阵子，但很快就明白，这不是多大的荣耀。正如前面所说，我明白一次考试的偶然性。这一点不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在考上大学之后，很快就完成了这种心态的转变。
新：但还是很多人会像崇拜一个偶像那样崇拜你吧。朱：是的，我记得当时某个组织编了一本书，取了一个类似《在北大等你》之类的名字，请一些状元写了些稿子。我也写了一篇。这书发行之后，我就收到了无数的来信，甚至还有人从外省千里迢迢到北大来找我。
朱：我中学的时候一直是板寸头。我父亲是军人出身，非常严格。所以我上大学之后就想逆反一下，就留了长发。
朱：这一点我特别欣赏北大。北大就是有一种气氛：鼓励你与众不同。我还遇到有人用裹着一张床单就出来的。什么怪事都有。
朱：就是可着劲儿看书，书看得杂，多数都跟专业没关。那时候也没想到现在会从事这个工作，事实证明，那时候乱读书，对现在这个工作很有益处。
当时也去别系旁听，比如中文系的谢冕，钱理群，温儒敏，陈平原，这些人的课都听过。
朱：我最喜欢朱青生，艺术学院的，他讲艺术史讲得特别引人入胜。娓娓道来，很从容，很有君子风度。而且观点和书上截然不同。他极大地激发了我对艺术史的兴趣。
当时还有电影鉴赏这些课，就放一些现代启示录啊，克雷默夫妇啊这些电影，在当年，DVD还没有普及，这些电影还是比较少看到的。
新：听起来，我的大学时光与你差不多。但我觉得，北大学生的大学生活应该有一些特别不同的地方……
朱：如果要说不同，可能就是北大的气氛更宽松吧。不过，说实话，我觉得要说大学生活最大的不同，不在于学校的不同，而在于你自己和你同学的不同。
朱：快毕业时我就想着，我去哪好呢？像我们当时的专业，比较好的出路有两种，一种是去银行，一种是去大企业。我当时觉得银行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地方之一。大企业我又进不去。这时刚好看到《新周刊》的招聘启事，我就来了。
新：我看你曾在文章里说，你对工作有三个要求，第一，没有人管你的头发。第二，想几点起床就几点起床，第三，工作环境里必须女的比男的多？
朱：对，在北京，每周一要赶到亚运村开例会，后来开着开着大家都不来了，我算乖的，除了我之外，就领导，我们俩人。几年后我调回广州总部。
朱：这么说吧，不管是来过就离开，或者一直呆在这里，只要真正融入《新周刊》一天，血液里也必定会流淌着不安分的因子。肖锋把这称为“破坏性”，若云把这称为“新锐”。
新：肖锋和若云，你的同事……。说说你在《新周刊》的同事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朱：工作圈子就是我的交际圈子。那时候我们一起经历截稿焦虑、选题枯竭、熬夜加班，可能那是最早的金鹰时代了。我常想，我们那群人如果生在魏晋，也就是刘伶、阮籍般的人物，如果生在宋代，就落草无疑，生在民国也是救亡运动急行军……，任何时代，总要有人敢于走在时代尖端吧。
朱：如果是写人物访谈的记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她）的阅历和观察力。有阅历，才清醒，不会由对方牵着走。有观察力，才能把人物抓透。如果是写事件新闻的记者，我看重的是他（她）对事件的突破能力，干脆、干练的办事能力。如果是文化记者，那我看重的是他（她）的知识储备、知识背景。
朱：编辑工作的任务，很大程度就是保证所有的版面基数比较一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保证所有的稿子质量不能差别太大，风格要比较统一，有一种平衡感、稳定感，专题要有节奏感。说到底，编辑工作就是把握大局的工作。
采访朱坤的过程，就是尝试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不好把握的个体，进行把握。毫无疑问，这很难。我们见面聊了不久，就几乎要吵起来了。
朱坤与我是同行，他从北大毕业就到了《新周刊》，任编辑、记者多年，现任《新周刊》编务总监。当我们谈到人物稿怎么写的时候，他认为，写人物稿要尽量避免采访者的感受，尽量避免“我”字的出现。而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认为一个鲜活的人物往往是在他人的注视、观察中发出光的，这需要采访者在写稿的时候投入真性情，说出独家的识见。再说，世界不就是由一个个的“我”组成的吗？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不能代表任何人，当然更不能代表某一团体。
朱坤冷冷地说，这是两性的区别。他说，他们杂志的目标读者其实主要是男性。话题涉及两性，我在他的语气中听到某种性别歧视，很有些不悦。为了采访能顺利进行下去，我硬生生地把激烈的反驳咽回去，却一直如鲠在喉，直到现在。
一个晚上的面谈，朱坤给我的印象是：有种几乎咄咄逼人的直接。但我知道，这不是全部的朱坤。因为，在采访之前，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
当时，我通过非常曲折、非常间接的关系找到朱坤，当他听到我是因为他曾获“高考状元”而采访他，第一个反应是拒绝。
他解释得很清楚：虽然他身为既得利益者，但人生并不因这个状元身份而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只是一次考试，运气占很大成分。没什么好谈的。”再说，他也不愿意以一次多年前的成绩，再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一次。
我很理解。但我还是必须采访。在QQ上僵持了好一阵，他终于接受了见面的请求，他说——“我们是同行，我理解约别人采访被对方拒绝的滋味。”
他对陌生人所给出的这份善意，令我印象很深。将心比心，我做不到。由此，我看得到他的咄咄逼人背后的温和。
在采访之前和之后，我又阅读了他很多文章，还在QQ上做过多次长谈，渐渐地，一个原本完全素昧平生的人，在我心中渐渐地丰富、立体起来，他的人生轨迹也变得鲜明，变得亲切可感。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