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几年前和在《第一财经》做了一期关于“晋商”的节目，聊到了《立秋》这个戏。他说晋商之败是不读书的缘故，我当然回之以此事不是那么简单，要从晋商崛起时的晚明政局和晋商败落时的晚清政局对比来看。
我当然是说不过他的。电视辩论，往往看得是语言的机锋与个人的魅力，和学术反而没什么太大的关系，逻辑的陷阱让谨言慎行的学者寸步难行，所以卢大儒是注定说不过崔永元的。
不过，从小的方面来看，说晋商不读书其实有一番道理，时代变革重新划分了地缘优势，江浙、广东商人因此崛起，但是大盘子里并非没有给别人留下蛋糕，晋商之败并不在于他们没有早上一百年挖出煤来，而是他们对于新知（读书）的态度还是有问题。
其实从这部戏的创作过程来讲，还是非常感人的。晋商虽然在中国近古经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并不为大众所熟悉。1992年，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出版，其中《抱愧山西》一文讲述了晋商的兴起与衰落，仁义与眼光，晋商于是海内知名。山西省有意识将“晋商文化”打造成三晋文化的代表。山西大学教授姚宝瑄以十年时间考察晋商文化，九易其稿，完成了《立秋》的剧本。
当时正处于改革阵痛中的山西省话剧院以《立秋》作为突破口，试图完成自己的浴火重生。为此，他们从北京请来了著名导演陈颙，经过四轮大改，剧本终于定稿。但是就在首演前一周的新闻发布会上，陈颙老师讲完话之后，心脏病突发，去世在发布会现场。
此时国话导演查明哲临危受命，接替陈颙完成了此剧的排练，终于保证按时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2009年被列为文化部“国家优秀保留剧目”。
最近，大火的《战狼Ⅱ》被称为吴京用生命拍出的戏，但是对于《立秋》来讲，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
然而，这样一部被寄予厚望的戏，却又因为背负了太过沉重的责任，而失去了自己的翅膀。
从整部戏的结构来说，这是一个开药方的故事。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国运衰微。富甲天下数百年的晋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业绩辉煌，汇通天下的丰德票号在劫难逃。总经理马洪翰面对客户挤兑、天津分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独撑危局，恪守祖训，循规蹈矩，誓死为丰德护碑守门。副总经理许凌翔则主张顺应潮流，抓住机遇，将丰德票号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轨道。而“银行派”和“票号派”的纷争又掺杂着家族中各个人物情感的纠葛，展现了晋商这个群体在近代转型中的艰难。
人物虽然被分成了保守的一派与变革的一派，但该剧却没有按照立场来进行简单的道德评价。主人公马洪翰的身上有着重信义，守道德的一面，虽然他所遵循的价值观在近代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事业遭遇困境，被锁在绣楼上六年的女儿盼来的未婚夫移情别恋，一心培养继承家业的儿子却想成为一个戏子，好兄弟许凌翔竟然是自己妻子最爱的人。可以说，晋商的近代之恸被集中在了马洪翰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想被裹在蛛网中的人，越挣扎越被裹紧，艰于呼吸，永坠黑暗。
被赶走的许凌翔带着所有的家财回来，要帮助好兄弟度过这一难关。然而杯水车薪并不够，马老太太取出地下藏银，应对商业挤兑，并要两人重归于好，丰德号进行改革，延续晋商家训，重整晋商基业。
丰德号要进行改革走向现代的理念没有问题，可总感觉这个理念就像是汉大赋常用“曲终奏雅”一般，劝谏不过应付公事，渲染繁华才是汉大赋的真实目的，而《立秋》喊着要用现代的药方来挽救晋商，却总是一个劲儿翻过来复过去夸耀老祖宗的东西好，不能丢！
为什么马家和丰德号挤兑的关系那么深？因为晋商实行的无限责任制，这种制度让马家在兴盛的时候，可以随意使用票号的钱，而在挤兑的时候，要赔付所有人的所有帐。公私不分，这是一种“家公司”的组织方式。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制正是解决这一组织难题的良方。可是在剧中，只有一句“改革”就带过了。真正的改革其实也不是许凌翔想的那样，用一句参加袁世凯金融改革就成了的，组织制度不改变，只会从死刑变成死缓。
在这部剧里面，暂时解决困境是马老太的地下藏银。导演使用了非常多的手段渲染这些藏银被取出时的舞台效果，将这个行动定义为正面的，值得夸耀的。然而，山西老财主地下藏银本来就是明清时候著名的笑话，大量的财富被放在地下生锈，资本没有流通，就是废物。不能因为这些藏银天外飞仙一样解决了暂时的困境，就变成了高瞻远瞩。
而在全剧最后合颂晋商家训的时候，我是多么希望他们读的是一本近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书，而不是这些道德训诫。我们用了一整晚的时间去描绘晋商的困境，怎么到最后开出的药方全部是用老祖宗这张膏药贴了满脸？
当然，作为一部省级形象大戏，《立秋》当然有其展现晋商文化道德理念的任务，但是不痛不痒批判了几句保守，喊了几声改革，又把脑袋钻到传统沙子里的做法，不啻为晋商之困的现代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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