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总是激荡人心，青年总是热血沸腾。从1919年到今天，我们迎来了第85个属于所有青年的节日。岁月流淌的长河只能见证时代的变迁，一代代热血青年用青春留下的激情印记，将伴随着人们走过一个个世纪。
今天我们把目光锁定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这个世纪初的9个年代的9位青年，倾听他们与广州之间发生的9个既属于青春、也属于时代的故事。
陈铁军：24岁牺牲。1904年出生于南海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先后进入坤维女子中学（现西关培英中学）和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读书，大学期间加入中国。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与战友周文雍从容就义。
今年清明，广州市西关培英中学的学生们是在重温他们那位革命烈士铁军师姐的故事中度过的。今年是陈铁军100周年诞辰，在一个世纪前那个动荡的时代，谁也没想到一位在富家诞生的“西关小姐”，24年后会以青春生命留名青史。
1922年，陈铁军就读于广州的坤维女子中学。初中毕业后，她考入当时的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1927年，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这位机智的女孩从校内化装逃脱，随即又到医院把因难产无法单独行走的送上了去上海的船。几十年后，还落泪而言，若没有陈铁军相救，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另一位革命战士周文雍在广州开展地下活动，因单身容易引起怀疑，组织上派陈铁军到他身边假扮夫妻。朝夕相处中，文韬武略的周文雍深深吸引着陈铁军，但他们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
不久后，周文雍在街头游行中被警察局逮捕，陈铁军日夜悬心，以“妻子”身份探监时，偷偷送进许多红辣椒。周文雍吃后满脸通红，如同发高烧一样说胡话，监狱当局把他转入医院。地下党马上将周文雍抢出来送回“家”中。因刑伤未愈，陈铁军像妻子一样日夜照顾，周文雍被深深感动。两人的感情渐深。
广州起义失败后，两人分别前往香港，无数战友牺牲的悲痛和工作难题，使这对恋人来不及再谈个人感情。20天后，两人回到广州半个月后，因叛徒告密，同时被捕。
法庭问周文雍有什么最后要求时，他说，“我只要求和陈铁军同志一起照张相。”在这张感动了很多今人的遗照上，周文雍大义凛然，不正常的手势是受刑的铁证；清秀的铁军披着四五尺的宽围巾，安详幸福。
拍完照后，周文雍、陈铁军被解往红花岗刑场。面对大批围观的百姓，陈铁军吐出了心底的深情：“同胞们！过去为了革命的需要，党派我和周文雍同志同住在一个机关，我们工作得很好，两人的感情也很深。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
说完，她静静地走到周文雍面前，把深沉真挚的吻送给最爱慕的人。此时枪声响了，冰凉的子弹穿透了青年的胸膛，热血染红了烈士的衣裳，也染红了泥土和绿草……
杜襟南：现年87岁，出身广州一个小富之家，1933年在勤大学就读高中预科期间，因编写进步文艺期刊《诗歌》被当时的宪兵司令部逮捕入狱，出狱后积极参加我党组织工作，并于1937年7月正式加入中国，投身革命斗争后被挑选进入东江纵队从事机要工作，后担任东纵电台政委，解放后担任广州市社科院院长。
今天出现在记者面前的杜襟南老人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实在无法让人相信这是一位已近九旬的老人。这位干了一辈子机要工作的东江老战士，说起自己的青春时代，脸上的笑容更加年轻：“我的青春岁月，今日想起来只朝着一个目标不停地前进——拼却全力只为入党！”
1933年进入勤大学就读高中预科的杜襟南没有听从父亲要他学“工”的愿望，而是一头扎进了热爱的文学，还和初中时一群要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进步文学社并精心创作、编写了一本叫《诗歌》的进步刊物。
1933年12月，文学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捕入狱，以“反革命”的罪名一判就是6年。“但是我们当时一点都不怕，心里高兴得很，一腔热血的我们觉得为救国、为革命‘坐监’很光荣！”在监狱里，他认识了不少当时的早期人，知道了什么叫，什么叫马列主义，入党投身革命的愿望更加坚定。“所以，我们说，监狱就是大学！”
1935年，在各方营救下，杜襟南出狱回校。此时，由于受到的残酷，南方的人损失严重，党组织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杜襟南和一大群进步青年苦苦思索如何为党组织活动寻找一个平台。
他们把眼光瞄向了学校里由基督教士办起来的一个音乐协会。1936年7月，在这群青年的鼓动下，报名参加音乐协会的学生一下子从20多个暴增到1000多个！在唱圣歌的间隙，几位进步青年开始了革命宣传。
几位热血青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个音乐协会很快就召集力量，改组为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为9月份从上海赶到广州建立中国青年同盟、恢复党组织的王均予准备了充足的力量。最终在这个协会里成长为员的青年有100多个。
但是老人家笑称，虽然很早就从事党组织工作了，但是他的正式入党之路却颇为“曲折”。“地下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大家都认定我在狱中就已经入了党，所以从来没有考虑吸收我入党的问题！”直到1937年7月，他才正式加入了中国。
叶维平：现年78岁，上世纪40年代的中共地下党员。1945年考入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后在广州、香港从事地下学联和地下党工作，大学毕业后赴粤湘赣边纵东江教导营任政治服务员。解放后曾任团广州市委书记、团广东省委副书记；后担任广州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市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财经委主任。
现已78岁的叶维平向记者讲述他的青春故事时，直说那段边求学，边投身于争取和平民主、反内战独裁的的激情燃烧日子令他终生难忘。“这辈子去过很多地方，但我的青春岁月却是从广州这座城市开始的。”
1945年，19岁的叶维平考上了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从家乡广西贺县来到广州。
那时的中山大学在石牌，抗战期间惨遭日军蹂躏，战后又被的新一军霸占，校园内门窗破烂，杂草丛生，电灯、自来水更是谈不上，伙食质量也极差，两三千名师生只好在平山堂（中大的旧校舍——现是广东省实验中学）内打地铺睡觉。“于是学生们不断向当局请愿。1946年1月新一军退出了部分校舍，学生们才得以搬进石牌，正式开课。”
想起当年的校园生活，叶维平用艰苦两字形容，由于没有自来水，只好打井水，但打上来的井水是黄的，有很多砂泥，要过滤才能喝。睡觉仍然是打地铺。但最为困难的还是公费问题，当时学生每月有学校发放的公费，但为打内战，拼命印钞票，货币不断贬值，公费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少，学生要自己买菜做饭。“课室是没有台椅的，每一个学生自己随身带一张可折叠的小凳子，可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求学的欲望还是非常强烈，看到进步的书刊像发现宝贝一样，相互之间纷纷传阅。”在一次又一次的爱国中，叶维平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并于1947年5月加入了中国。
叶老给今天的年轻人留下这样一段话：“那时我们为了理想，为了追求，可以不怕掉脑袋，燃烧着激情。现在的青年的经历与我们那代人相去甚远，但希望青年永远都有一颗追求理想的心，只有燃烧了你的青春激情，才不会虚度此生。”
秦桂芳：现年71岁，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1950年从香港回广州就读于执信中学（执信中学另一学生伍竹迪也是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同年年底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2年“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6架里—2型飞机以单机跟进的严整队形飞越上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当时秦桂芳在最后一架飞机上。20多年的飞行生涯里，她曾在执行抗美援朝、战备空运、空降、空投任务和支援建设、抢险救灾、科学试验、驾驶现代客机以及培训飞行员等工作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记者面前的秦桂芳已经是一个71岁的老人，但从她那炯炯有神的双眼和爽朗的笑声，以及说话时坚定自信的语气，我们仍能感受到这位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当年是多么的英姿飒爽。
随父母逃难香港的秦桂芳，早在解放前就加入了青年团，1950年在组织的安排下她回到了广州，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执信中学的高三年级。“那时我们心想这祖国刚解放，各个地方都需要年轻人去建设，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建设祖国是最光荣的事。快毕业时，在国家呼吁青年保家卫国的号召下，我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巧的是，当时国家正要建立起自己的女飞行员队伍，秦桂芳被选上了，那年她刚好18岁。
秦桂芳还将46年前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向记者娓娓道来：1958年8月，军委命令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日开始对金门、马祖的军队进行警告炮击。由于这是绝对军事机密，要求必须将毛主席亲自签发的命令用飞机准时送到前线指挥员手中。
“8月22日下午，我们机组正在值班，我接到任务，迅速背上航行包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了。出发前，领导说这次任务非同寻常，航线上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必须准时将命令送到前线。”
飞机飞过济南后，遇到了积雨云，当时她驾驶的飞机无法飞越云层，飞机只能从云层中穿过去。
可飞机刚进云层，雷电就来了。强烈的雷电波将通信员的耳机都震掉了。身为机长的秦桂芳手脚都用上了，手用力抓紧操纵杆，双脚把好方向舵希望飞机向左转。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飞机刚好被一道巨大的气流推向左边，秦桂芳顺势把飞机从左边驶出积雨云，才终止了这场持续30分钟的“搏斗”。本来3个小时的航程，最后用了将近四五个小时。傍晚时分，秦桂芳机组准时将毛主席签发的炮击金门的作战命令送到福建前线指挥员手中。
青春语录：我一听又是祖国被外国欺负，霎时间热血沸腾，觉得一定要为国争光。
傅汉洵：现年63岁，著名羽毛球教练，曾培养出吴迪西、关渭贞、劳玉晶、林燕芬和张洁雯五位世界羽毛球冠军。曾任广州市体育馆体校、市中心体校、市体委体工队羽毛球教练、七、八、九、十届广州市侨联兼职副主席、致公党广州市委会主委、市政协副主席。
他曾培养出五位世界羽毛球冠军，重新刷写了新中国当时近乎空白的羽毛球历史；他虽然没拿过世界冠军，但却打败过当时的世界冠亚军——他是中国著名的羽毛球教练，现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傅汉洵。他说，上世纪60年代作为运动员的他们是饿着肚皮练球，但却硬是凭着一身拼劲，将当时的世界羽毛球冠军印尼队、亚军丹麦队打得落花流水，有着这样的青春经历，他感到骄傲而自豪！
傅汉洵的父亲上个世纪30年代就从家乡潮阳背井离乡到印尼，他出生于印尼，从小爱打羽毛球。1959年，印尼新一轮的排华运动开始，傅汉洵父亲决定将儿子送回祖国。
1960年1月8日，傅汉洵回到广州后被分到广州石牌华侨补习学校，“第一顿晚餐的印象真是终生难忘。饭堂灯光很暗，地板全是煤渣，米饭是用一个大木桶装着的，可是吃下第一口饭时，差点吐出来，米饭有霉味，又干又难啃。”这时，带队老师过来安慰大家，“‘国家连年天灾，苏联在卡我们，又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大家要有共渡难关的准备’。我一听又是祖国被外国欺负，霎时间热血沸腾，觉得一定要为国争光，在这样一种悲愤的情绪下，饭也变得不难吃了。”就这样，傅汉洵在华侨补校呆了下来。但由于当时经济困难，体育队伍要大调整，一直到1960年5月，傅汉洵才正式加入了省羽毛球队。
“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羽毛球还是一片空白，在群众中又不普及，且正值困难时期，运动员们都要一边劳动一边训练，经常是饿着肚皮练球。但抱着为国争光的爱国热忱，个个都是埋头苦练，很快中国的羽毛球水平就达到了世界级水平。”
1963年，中国邀请印尼羽毛球队到中国举行友谊赛，看不起中国的印尼队被中国击败了；第二年，傅汉洵随中国队回访印尼，再度击败了印尼队；1965年，中国队又打败了欧洲强队丹麦队，那时尚不能参加世界级比赛的中国却将世界羽毛球的冠亚军打败了，在当时引起轰动。
傅汉洵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代表中国队站在世界冠军的领奖台上，但文革使其成为遗憾，“当年我们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都可以打败世界冠军，现在中国的条件不知好了多少倍，希望青年们要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好环境，不要满足，努力奋斗。”
陈小奇：现年50岁，著名词曲作家，著名音乐制作人及电视剧制片人。1954年出生于广东普宁。1978年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中国唱片总公司广州分公司歌曲创作，有近两千首作品问世。现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轻音乐学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流行音乐学会会长、广州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每当传唱大江南北的《涛声依旧》在耳畔响起，人们总能体会到作者那份怀念往日的深情。它的作者、中国著名音乐人陈小奇今年50岁了，但每每想起20多年前以“78级”这个颇带点“特殊”色彩身份考上大学的时光，还是充满着无限的向往和牵念。
1971年，从小就热爱文学、音乐和美术的陈小奇，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做资料员，负责文字和宣传，心底那份对知识的渴望却始终没有熄灭，“哪怕是上工农兵学院我也愿意，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就这样干了6年，我以为自己要一辈子这样干下去了……”直到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一切都改变了。
23岁的陈小奇认定了非岭南最高学府的中山大学中文系不读。“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要和全国将近2000万名考生挤上这条独木桥。”
谁知道成绩公布下来，陈小奇最有信心的语文竟只考了30多分，这样的成绩别说考中大，连进大专的资格都没有。“可惜那一年是不允许查分的，面对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我痛苦了足足半年，但我从没想过放弃，我等了7年了，我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放弃将来从事文学工作的理想。于是，第二年我又报了名。”1978年，陈小奇再次参加高考。成绩出来了，虽然比上一年要好一些，但只比当时大专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分，离中大的分数线分之遥。“难道真的要和中大失之交臂吗？我不相信。”陈小奇发现自己的历史成绩低得离了谱，只有6.5分，而自己认为考得不错的地理也只有68分，这一次他强烈要求查分。果然，工作人员登记成绩时把陈小奇两科成绩都登记错了，实际上，他历史考了86.5分，地理则是88分！这样一来，他的高考总成绩增加了100分，以高出中大录取分数线分的优异成绩，圆了他的大学梦。
刚进入大学校园的陈小奇感觉自己像进了人间天堂。“一切都是那样新鲜，一大帮同学来自四面八方，年龄最大的已经30多岁了，已经当了爸爸，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十六七岁，还是个孩子。我们对大学的生活分外珍惜，上课从不缺席，晚上总往图书馆跑。每个月36.8元的工资，光买书就花去了一大半，我只好‘克扣’自己的伙食费了。”
陈小奇说，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在大学里好像总有写不完的灵感，后来他还和几个同学创办了紫荆诗社，担任副社长。
刘广瑜：现年45岁，广州最早为市民提供出租车服务的司机之一，在从业26年里保持“零投诉”纪录。自1995年4月其车组被共青团中央、建设部首批命名全国“青年文明号”后，就一直保持至今，把这个“青年”的荣誉一直扛到了45岁。获得过广州市优秀职工、广州市先进生产（工作）者、广州市新长征突击手、全国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优质服务驾驶员、广州市劳动模范、全国文明出租汽车驾驶员、广东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老青年”刘广瑜何以能把一块“青年文明号”的牌子扛到45岁呢？原来，在他整整26年开出租车的工作记录里，从来没有被投诉过一次。因此，团组织同意白云集团的申请，在每年的评审中，都不计较刘师傅这个“老青年”的年龄问题。
26年前，年仅19岁的刘广瑜高中一毕业就踏上了“出租车之路”。他是广州最早一批为市民提供出租车服务的司机。
刘广瑜说，刚入行的时候他开了半年的“三脚鸡”（机动三轮车），几个月后转为驾驶中巴，后来又驾驶最早的“飞亚特”的士。当时司机和医生、猪肉佬一起，被称作广州的“三件宝”，不少想赚钱的人纷纷往出租行业里钻。出租车行业曾经催生了一批“小富翁”。
刘广瑜笑称，由于收入高，广州的出租车司机那时候“眼角很高”，经常以各种理由来拒载目的地近的乘客。但是刘广瑜不是，“近一点没关系，多走两趟就可以了。”加上他为人老实诚恳，不少香港人都认住了这个热情有礼貌的小伙子司机，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可以联系，但总是跟他口头预约，下次过来再坐他的车。特别是一班香港的学生，每次一下码头就一辆辆车找，非要找到他才坐上去。
刘广瑜说，出租车的窗口也能折射时代的变迁。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广州的经济建设水平逐渐提高，他亲眼见证了坐出租车的本地人越来越多，他打心眼里感到，生他养他的这个城市走上了一条日新月异的发展之路。
这位自称“特别爱干这一行”的老司机说，他会一直开下去，开到身体顶不住为止。他最希望的是，所有广州的“的哥”、“的姐”们都能文明驾驶、礼貌行车，真正地为乘客多点着想，共同树立广州出租车良好的窗口形象。“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怎么着也得开到2010年，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们好好看看美丽的羊城！”
李淑明：她被称为广州城里的第一批“外来妹”，她是省九次党代会上广东1000万外来工唯一的党代表。今年37岁的李淑明是广州市东山区环卫局第二保洁大队副大队长，从1984年来到广州，她已经为广州“美容”了整整20年，先后获得“广州市优秀美容师”、“广州市十佳外来青工”、“广州市十大杰出青年”、“青年杰出岗位能手”、“全国十佳外来务工青年”，“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省、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984年，年仅17岁的李淑明从广西老家只身来到广州。“那时候广州刚刚开放不久，来找机会的人比潮水还多。当时自己只是怀揣着理想，什么都还不知道，来到广州之后才发现其实工作很不好找。”时间一天天过去，无奈之下的李淑明默默拿起了少人问津的大扫帚，“就算被人看不起，也总比闲着好”，没想到，这一拿就是20年。
让李淑明最刻骨铭心的是她21岁那年的一件事。一个雨天，李淑明打扫卫生时一不留神把几个泥点甩在了一个过路男青年的裤脚上。李淑明连声道歉，谁知那个男青年不容分说，立即破口大骂：“扫街婆，干什么吃的，没长眼睛啊！”紧接着一拳打了过来。李淑明捂着被打的脸庞，委屈的泪水一下子就涌出了眼眶，周围围观的行人越来越多。一名近七十岁的广州老伯拉住了李淑明，“别怕，我替你和他讲理去！”老伯拽着她找到那男青年，对他的恶劣行为严厉指责，周围的很多市民也纷纷“声援”。舆论重压之下，男青年顿时蔫了，赶紧挤出了人群。“自从这件事以后我就深切地感受到，有了大家的理解和帮助，我还有什么好委屈的呢？”
“一顶草帽、一个口罩、一双手套”，李淑明笑称这是当年环卫工人的“标准照”。“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的环卫工作服已经换了四次了，越来越靓，越来越人性化，这也算是折射了环卫工作的变化吧。”李淑明感慨地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市民主要是烧蜂窝煤生活，因此垃圾主要是煤渣，还有就是遍地的泥巴，清扫起来很困难。那时候也没有扫地车，高架路和快车道也都是靠人工清扫，再加上行人随手扔垃圾、随地吐痰的现象很普遍，一天下来整个人就像是散架了一样。”
“现在好多了，煤渣早就销声匿迹，路面上不再有一块一块难看的黄泥巴，大多数人也都养成了往垃圾箱扔垃圾的习惯，对环卫工人也多了几分理解和尊重，我们的工作自然也轻松了不少。政府的大力投入也使得城市综合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每天在绿树成荫、宽敞亮丽的马路上扫垃圾，心情都不一样。”李淑明欣喜地说。
如今李淑明早已经入了广州户口，找了一个广州丈夫。“20年了，劳累、委屈、困惑……什么滋味都有过，但是看着广州在自己的手中越变越美，我就啥都不再多想了，只有满足和快乐”。李淑明说。
青春语录：我觉得活着就应该乐观地看待一切，志愿服务能让我保持这样的心态。
古志文：今年29岁，白云机场飞机“大检”师傅，广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松柏服务总队队长。1998年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今年二月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这一奖项的获得者，全部都是志愿服务时间在2800小时以上，且作出了突出成绩的青年志愿者，广东省的获奖者仅他一人。
松柏服务总队的任务是与特殊困难老人建立“一帮一”结队志愿扶助关系，定期到老人家中探访，为老人提供心理辅导和康复护理服务等。让古志文自豪的是，他的松柏队从成立到现在逐渐发展壮大，已经累计帮助过约6500名孤寡和特困老人。
“每位受服务的孤寡和特困老人把我们当成是儿女，非常信赖。有的老人平时从不舍得拿出来的钱，却会叫志愿者替他们存。平时生病了他们都打志愿者的电线.”古志文告诉记者，最难忘去年非典的时候，当时自己和志愿者队员们都担心老人们一知半解，因为误信谣言而产生恐慌，就马上分头打电话安抚他们，又带上自己煲的一些抗病毒中草药、白醋，来到每位老人家中帮他们熏醋消毒，读报纸给他们听，解释清楚事情的真相。事后还上门查询跟进，密切关注老人们的心理状态。一整套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法使得在他们服务的老人中没有出现任何恐慌和抢购的事。
松柏服务总队的队员们还计划今年内重新设计队旗，并编写一首队歌，突出志愿者和老人的关系。“其实在与老人们接触的过程中，他们的阅历和经验带给我很大的收获，一本本人生的大书深深地吸引着我。这些年服务的老人，有好几个已经去世，难过之余，也更让我坚定了继续自己这种生活方式的信念，因为我觉得活着就应该乐观地看待一切，志愿服务能让我保持这样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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