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用散文的笔调写他的哲学思考，用哲学思考来贯穿他的文学写作。他的随感透着哲学的睿智，写下了他对人生的哲学式感悟，对人、自然、孤独、情欲、爱情、婚姻的精辟见解，使无数个心灵产生了共鸣，赢得了无数读者的青睐，无论花季还是老年，都能从他的文字中收获智慧和超然。万簌俱寂时，读他的文章，仿佛是敲击心扉的一声蝉鸣；喧嚣浮躁时，读他的文章能获得守护心灵的一丝安静。他就是——周国平。
一位老者，总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湖边的一角钓鱼，显得乐观而自信。他拥有三根带支架的鱼杆，长长的鱼杆伸向湖中，他总是聚精会神地等待鱼儿上钩，往往是很久很久才钓到一条小鱼，只有二三寸长，他非常娴熟地收杆、摘鱼嘴里的钩，把鱼放在浸没在水中的网兜里，然后又把鱼杆甩出去，便耐心地等待。在我看来，这老者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凭我的感觉，在这里他钓鱼一天，也只不过是一斤鱼的收获。一次，我瞧着他的网兜中那几条又小又瘦的鱼说：“你老钓这样的小鱼有啥意思？”他笑着对我说：“小伙子，看来你还没钓过鱼，我在这里钓的不是鱼，而是乐趣，钓的是一湖秀色……你瞧，这网兜中的鱼，到晚上我就放了它们。”此话使我恍然大悟。
在感悟老人话的同时，我还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位年轻垂钓者，他与老人的神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不像老人那样静静地守在一地钓鱼，他不时地在叨念着说鱼杆太短，或说鱼钩有毛病，还责怪位置不佳。一脸沮丧，一脸的不如意。他一次又一次查看网兜中的鱼，总是报怨收获太小，显然，这人是同自己过不去，他不说自己缺乏耐心，用心不专，而是怪环境不佳，手中的杆不好，一个怨天忧人的主儿。
小时候，也许我也曾经像那些顽童一样，尾随一个盲人，一个瘸子，一个驼背，一个聋哑人，在他们的背后指指戳戳，嘲笑，起哄，甚至朝他们身上扔石子。如果我那样做过，现在我忏悔，请求他们的原谅。
即使我不曾那样做过，现在我仍要忏悔。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多么无知，竟然以为残疾人和我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在他们面前，我常常怀有一种愚蠢的优越感，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
现在，我当然知道，无论是先天的残疾，还是后天的残疾，这厄运没有落到我的头上，只是侥幸罢了。遗传，胚胎期的小小意外，人生任何年龄都可能突发的病变，车祸，地震，不可预测的飞来横祸，种种造成了残疾的似乎偶然的灾难原是必然会发生的，无人能保证自己一定不被选中。
被选中诚然是不幸，但是，暂时——或者，直到生命终结，那其实也是暂时——未被选中，又有什么可优越的？那个病灶长在他的眼睛里，不是长在我的眼睛里，他失明了，我仍能看见。那场地震发生在他的城市，不是发生在我的城市，他失去了双腿，我仍四肢齐全……我要为此感到骄傲吗？我多么浅薄啊！
上帝掷骰子，我们都是芸芸众生，都同样地无助。阅历和思考使我懂得了谦卑，懂得了天下一切残疾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在造化的恶作剧中，他们是我的替身，他们就是我，他们在替我受苦，他们受苦就是我受苦。
我继续问自己：现在我不瞎不聋，肢体完整，就证明我不是残疾了吗？我双眼深度近视，摘了眼镜寸步难行，不敢独自上街。在运动场上，我跑不快，跳不高，看着那些矫健的身姿，心中只能羡慕。置身于一帮能歌善舞的朋友中，我为我的身体的笨拙和歌喉的喑哑而自卑。在所有这些时候，我岂不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残疾人吗？
事实上，残疾与健全的界限是十分相对的。从出生那一天起，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就已经注定要走向衰老，会不断地受到损坏。由于环境的限制和生活方式的片面，我们的许多身体机能没有得到开发，其中有一些很可能已经萎缩。严格地说，世上没有绝对健全的人。有形的残缺仅是残疾的一种，在一定的意义上，人人皆患着无形的残疾，只是许多人对此已经适应和麻木了而已。
人的肉体是一架机器，如同别的机器一样，它会发生故障，会磨损、折旧并且终于报废。人的肉体是一团物质，如同别的物质一样，它由元素聚合而成，最后必定会因元素的分离而解体。人的肉体实在太脆弱了，它经受不住钢铁、石块、风暴、海啸的打击，火焰会把它烤焦，严寒会把它冻伤，看不见的小小的病菌和病毒也会致它于死地。
不错，我们有千奇百怪的养生秘方，有越来越先进的医疗技术，有超级补品、冬虫夏草、健身房、整容术，这一切都是用来维护肉体的。可是，纵然有这一切，我们仍无法防备种种会损毁肉体的突发灾难，仍不能逃避肉体的必然衰老和死亡。
我不得不承认，如果人的生命仅是肉体，则生命本身就有着根本的缺陷，它注定会在岁月的风雨中逐渐地或突然地缺损，使它的主人成为明显或不明显的残疾人。那么，生命抵御和战胜残疾的希望究竟何在？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系列高贵的残疾人形象。在西方，从盲诗人荷马，到双耳失聪的大音乐家贝多芬，双目失明的大作家赫尔博斯，全身瘫痪的大科学家霍金，当然，还有又瞎又聋又瘫的永恒的少女海伦?凯勒。在中国，从受了腐刑的司马迁，受了膑刑的孙子，到瞎子阿炳，以及今天仍然坐着轮椅在文字之境中自由驰骋的史铁生。他们的肉体诚然缺损了，但他们的生命因此也缺损了吗？当然不，与许多肉体没有缺损的人相比，他们拥有的是多么完整而健康的生命。
由此可见，生命与肉体显然不是一回事，生命的质量肯定不能用肉体的状况来评判。肉体只是一个躯壳，是生命的载体，它的确是脆弱的，很容易破损。但是，寄寓在这个躯壳之中，又超越于这个躯壳，我们更有一个不易破损的内在生命，这个内在生命的通俗名称叫做精神或者灵魂。就其本性来说，灵魂是一个单纯的整体，而不像肉体那样由许多局部的器官组成。外部的机械力量能够让人的肢体断裂，但不能切割下哪怕一小块人的灵魂。自然界的病菌能够损坏人的器官，但没有任何路径可以侵蚀人的灵魂。总之，一切能够致残肉体的因素，都不能致残我们的内在生命。正因为此，一个人无论躯体怎样残缺，仍可使自己的内在生命保持完好无损。
原来，上帝只在一个不太重要的领域里掷骰子，在现象世界播弄芸芸众生的命运。在本体世界，上帝是公平的，人人都被赋予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灵魂，一个永远不会残缺的内在生命。同样，在现象世界，我们的肉体受千百种外部因素的支配，我们自己做不了主人。可是，在本体世界，我们是自己内在生命的主人，不管外在遭遇如何，都能够以尊严的方式活着。
诗人里尔克常常歌咏盲人。在他的笔下，盲人能穿越纯粹的空间，能听见从头发上流过的时间和在脆玻璃上玎玲作响的寂静。在热闹的世界上，盲人是安静的，而他的感觉是敏锐的，能以小小的波动把世界捉住。最后，面对死亡，盲人有权宣告：“那把眼睛如花朵般摘下的死亡，将无法企及我的双眸……”
是的，我也相信，盲人失去的只是肉体的眼睛，心灵的眼睛一定更加明亮，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事物，生活在一个更本质的世界里。
感官是通往这个世界的门户，同时也是一种遮蔽，会使人看不见那个更高的世界。貌似健全的躯体往往充满虚假的自信，踌躇满志地要在外部世界里闯荡，寻求欲望和野心的最大满足。相反，身体的残疾虽然是限制，同时也是一种敞开。看不见有形的事物了，却可能因此看见了无形的事物。不能在人的国度里行走了，却可能因此行走在神的国度里。残疾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人比较容易觉悟到外在生命的不可靠，从而更加关注内在生命，致力于灵魂的锻炼和精神的创造。
残疾人为何要举办体育运动会？为何要撑着拐杖赛跑，坐着轮椅打球？是为了证明他们残缺的躯体仍有力量和技能吗？是为了争到名次和荣誉吗？从现象看，是；从本质看，不是。
其实，与健康人的奥运会比，残奥会更加鲜明地表达了体育的精神意义。人们观看残奥会，不会像观看奥运会那样重视比赛的输赢。人们看重的是什么？残奥会究竟证明了什么？
我的回答是：证明了残疾人仍然拥有完整的内在生命，在生命本质的意义上，残疾人并不残疾。
我们活在世上，不免要承担各种责任，小至对家庭、亲戚、朋友，对自己的职务，大至对国家和社会。这些责任多半是应该承担的。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项根本的责任，便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每个人在世上都只有活一次的机会，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他重新活一次。如果这惟一的一次人生虚度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安慰他。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怎么能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呢?在某种意义上，人世间各种其他的责任都是可以分担或转让的，惟有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每个人都只能完全由自己来承担，一丝一毫依靠不了别人。
不止于此，我还要说，对自己的人生的责任心是其余一切责任心的根源。一个人惟有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建立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生活信念，他才可能由之出发，自觉地选择和承担起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正如歌德所说：责任就是对自己要求去做的事情有一种爱。因为这种爱，所以尽责本身就成了生命意义的一种实现，就能从中获得心灵的满足。相反，我不能想像，一个不爱人生的人怎么会爱他人和爱事业，一个在人生中随波逐流的人怎么会坚定地负起生活中的责任。实际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把尽责不是看做从外面加给他的负担而勉强承受，便是看做纯粹的付出而索求回报。
一个不知对自己的人生负有什么责任的人，他甚至无法弄清他在世界上的责任是什么。有一位小姐向托尔斯泰请教，为了尽到对人类的责任，她应该做些什么。托尔斯泰听了非常反感，因此想到：人们为之受苦的巨大灾难就在于没有自己的信念，却偏要做出按照某种信念生活的样子。当然，这样的信念只能是空洞的。这是一种情况。更常见的情况是，许多人对责任的关系确实是完全被动的，他们之所以把一些做法视为自己的责任，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而是由于习惯、时尚、舆论等原因。譬如说，有的人把偶然却又长期从事的某一职业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从不尝试去拥有真正适合自己本性的事业。有的人看见别人发财和挥霍，便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拼命挣钱花钱。有的人十分看重别人尤其上司对自己的评价，谨小慎微地为这种评价而活着。由于他们不曾认真地想过自己的人生使命究竟是什么，在责任问题上也就必然是盲目的了。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必须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一个人认清了他在这世界上要做的事情，并且在认真地做着这些事情，他就会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和充实。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之所在，因而关于责任的种种虚假观念都不能使他动摇了。我还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在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上，他对自己的行为都会有一种负责的态度。如果一个社会是由这样对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成员组成的，这个社会就必定是高质量的有效率的社会。
当然，安静不是静止，不是封闭，如井中的死水。曾经有一个时代，广大的世界对于我们只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传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如同螺丝钉被拧在一个不变的位置上。那时候，我刚离开学校，被分配到一个边远山区，生活平静而又单调。日子仿佛停止了，不像是一条河，更像是一口井。
后来，时代突然改变，人们的日子如同解冻的江河，又在阳光下的大地上纵横交错了。我也像是一条积压了太多能量的河，生命的浪潮在我的河床里奔腾起伏，把我的成年岁月变成了一道动荡不宁的急流。
而现在，我又重归于平静了。不过，这是跌宕之后的平静。在经历了许多冲撞和曲折之后，我的生命之河仿佛终于来到一处开阔的谷地，汇蓄成了一片浩渺的湖泊。我曾经流连于阿尔卑斯山麓的湖畔，看雪山、白云和森林的倒影伸展在蔚蓝的神秘之中。我知道，湖中的水仍在流转，是湖的深邃才使得湖面寂静如镜。
我的日子真的很安静。每天，我在家里读书和写作，外面各种热闹的圈子和聚会都和我无关。我和妻子女儿一起品尝着普通的人间亲情，外面各种寻欢作乐的场所和玩意儿也都和我无关。我对这样过日子很满意，因为我的心境也是安静的。
也许，每一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是需要某种热闹的。那时候，饱涨的生命力需要向外奔突，去为自己寻找一条河道，确定一个流向。但是，一个人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托尔斯泰如此自述：“随着年岁增长，我的生命越来越精神化了。”人们或许会把这解释为衰老的征兆，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即使在老年时，托尔斯泰也比所有的同龄人、甚至比许多年轻人更充满生命力。毋宁说，唯有强大的生命才能逐步朝精神化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觉得，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虚名浮利的诱惑。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泰戈尔曾说，外在世界的运动无穷无尽，证明了其中没有我们可以达到的目标，目标只能在别处，即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在那里，我们最为深切地渴望的，乃是在成就之上的安宁。在那里，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他接着说明，“上帝就是灵魂里永远在休息的情爱。”他所说的情爱应是广义的，指创造的成就，精神的富有，博大的爱心，而这一切都超越于俗世的争斗，处在永久和平之中。这种境界，正是丰富的安静之极致。
我并不完全排斥热闹，热闹也可以是有内容的。但是，热闹总归是外部活动的特征，而任何外部活动倘若没有一种精神追求为其动力，没有一种精神价值为其目标，那么，不管表面上多么轰轰烈烈，有声有色，本质上必定是贫乏和空虚的。我对一切太喧嚣的事业和一切太张扬的感情都心存怀疑，它们总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对生命的嘲讽：“充满了声音和狂热，里面空无一物。”
读什么书，取决于为什么读。人之所以读书，无非有三种目的。一是为了实际的用途，例如因为职业的需要而读专业书籍，因为日常生活的需要而读实用知识。二是为了消遣，用读书来消磨时光，可供选择的有各种无用而有趣的读物。三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如果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觉得读人文经典是最佳选择。
古往今来，书籍无数，没有人能够单凭一己之力从中筛选出最好的作品来。幸亏我们有时间这位批评家，虽然它也未必绝对智慧和公正，但很可能是一切批评家中最智慧和最公正的一位，多么独立思考的读者也不妨听一听它的建议。所谓经典，就是时间这位批评家向我们提供的建议。
对经典也可以有不同的读法。一个学者可以把经典当做学术研究的对象，对某部经典或某位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下考证和诠释的功夫，从思想史、文化史、学科史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学者的读法。但是，如果一部经典只有这一种读法，我就要断定他不具备大学者的资格一样。惟有今天仍然活着的经典才配叫做经典，它们不但属于历史，而且超越历史，仿佛有一颗不死的灵魂在其中永存。正因为如此，在阅读它们时，不同时代的个人都可能感受到一种灵魂觉醒的惊喜。在这个意义上，经典属于每一个人。
作为普通人，我们如何读经典？我的经验是，不妨就把经典当作闲书来读。也就是说，阅读的心态和方式都应该是轻松的。千万不要端起做学问的架子，刻意求解。读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的、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节。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的过程，所谓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在不实用而有趣这一点上，读经典的确很像是一种消遣。事实上，许多心智活泼的人正是把这当做最好的消遣的。能否从阅读经典中感受到精神的极大愉悦，这差不多是对心智品质的一种检验。不过，也请记住，经典虽然属于每一个人，但永远不属于大众。我的意思是说，读经典的轻松绝对不同于读大众时尚读物的那种轻松。每一个人只能作为有灵魂的个人，而不是作为无个性的大众，才能走到经典中去。如果有一天你也陶醉于阅读经典这种美妙的消遣，你就会发现，你已经距离一切大众娱乐性质的消遣多么遥远。
我相信，骄傲是和才能成正比的，但是正如大才朴实无华，小才华而不实一样，大骄傲往往谦逊平和，只有小骄傲才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傲慢脸相。有巨大优越感的人，必定也有包容万物，宽待众生的胸怀。
文明对于不同的人，往往进入不同的心理层次。进入意识层次，只是学问；进入无意识层次，才是教养。
有两种人最不会陷入琐屑的烦恼，最能够看轻外在的得失。他们似是两个极端：自信者和厌世者。前者知道自己的价值，后者知道世界的无价值。
狂妄者往往有点才气，但无知，因无知而不能正确估量自己的这一点才气，这是少年人易犯的毛病，阅历常能把它治愈。傲慢者却多半是些毫无才气的家伙。不但无知，而且无礼，没有教养。这差不多是一种人格上的缺陷，极难纠正。
真正相信自己的人是很少的，有些人的自信不过是一种“有益的盲目”，似乎下意识地知道自己内心的空虚，避免去看透自己，以维持虚假的充实。真正的自信者必是有勇气正视自己的人，而这样的自信也必定和对自己的怀疑以及以及不满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人的自信必须靠自己去争得。事实上，几乎所有伟大的天才都并非天性自信的人，相反倒有几分自卑。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为这弱点而苦恼，不肯毁于这弱点，于是奋起自强，反而有了令一般人吃惊的业绩。
我相信，天才骨子里都有一点自卑，成功的强者内心深处往往埋着一段屈辱的历史。
父母与孩子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正确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我想首先强调一点，就是父母应该向孩子学习。
在智力方面，和孩子相比，大人占优势的是什么？是经验和知识，他比孩子有经验，他的知识比孩子多。但是，我认为，在智力的品质中，最重要的不是经验、知识，而是好奇心、感受性和想象力，而在这些方面，孩子远远优于大人。我可以举我的女儿的例子，她现在六岁，从她开始说话，我就喜欢把她说的有意思的话记下来，她对这也习惯了，她说了一句什么话，我夸奖她，她就会说爸爸你快记下来。所以我说我是我的女儿的秘书，在给她当秘书的过程中，我真感到受益匪浅，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发现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智力的表现很不一样。她三岁半的时候，很有想象力，有许多灵感，语言也很美，是一个诗人。比如说，有一回，屋外刮大风，听上去像尖叫声，我说：“真可怕。”她马上说：“像有人掐它似的。”还有一回，到十三陵郊游，她特别高兴，举着自己采的蒲公英，说：“我的手是花瓶。”又对她妈妈说：“妈妈，我是谱子，你来唱我吧。”到了五岁，好奇心更突出了，成了一个哲学家。一次她玩电子琴，用按钮调节，电子琴会发出各种不同乐器的声音，萨克斯管、手风琴、钢琴等等，她突然问：电子琴本来的声音是什么呢？这是追问本体，一个典型的哲学问题。
不但在智力品质上，而且在心灵品质上，大人也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大人往往世故，功利，做事情从利益出发，相反，孩子是有真性情的，做事情都是从兴趣出发。泰戈尔有一首诗，写他看见孩子坐在泥土里玩树枝，就联想到自己整天忙于写作，用孩子的眼光看，自己是在玩多么无趣的游戏。这也是我常有的感受，虽然我喜欢写作，但许多时候已经不是真正出于兴趣，而是出于职业性习惯，有时候是应付约稿或受人之托。我深切感到，应该向孩子学习，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只和自己喜欢的人来往，任何时候不要为了利益而委屈自己。
和孩子的正确关系，另外一点就是要和孩子平等相处。我觉得一个人做父母做得怎样，最能表明这个人的人格、素质和教养。一个文明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人的尊严，就是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对孩子也是这样，要尊重孩子。你要知道，孩子也是一个灵魂啊，就像纪伯伦说的，孩子只是借你们而来，并不属于你们。你们只是一个载体，大自然把你们用作工具把孩子生了出来，你们只是生了他的身体，灵魂不是你们生的，形象地说，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附着在了这个身体上。随着他的生长，他就会逐渐显现出来是一个独立的灵魂，一个独立的人格。所以，纪伯伦接着说，你们可以给他们爱，不可以给他们思想，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做父母的最大成功是成为孩子的朋友，最大失败是什么呢？我认为不是成为孩子的对手和敌人，被孩子视为对手和敌人，而是被孩子视为上司或奴仆。成为孩子的对手和敌人，互相之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这当然也不好，但是，有时候这会产生某种好的结果，就是刺激孩子的独立成长。相反，被孩子看作上司或奴仆，这种状态有百害而无一利。可是，在中国的家庭里，这种状态偏偏是最常见的。许多家长实际上既是孩子的上司，又是孩子的奴仆，是这种最可悲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溺爱孩子，把孩子当宠物，甘于为孩子当牛做马。另一方面又对孩子寄予厚望，已经不是望子成龙了，是逼子成龙，逼着孩子上这个班那个班，逼着孩子拿好成绩考好学校。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现在的教育体制要负重要责任，但是正是通过这些糊涂家长，他们的子女才成了今天教育体制的最严重受害者。溺爱是一种动物性，那是最容易的，难的是赋予亲子之爱以精神性的品格。溺爱的结果是使孩子失去能力，功利性寄予厚望的结果是给孩子造成巨大压力，两者合起来，宠物变成了外强中干的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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