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1939年生，江苏南京人，回族，国家一级编剧。1957年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1963年 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1985年至 1993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主要作品有多幕话剧《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太阳·雪·人》《东京的月亮》《尊严》《幸遇先生蔡》《都是因为那个屁》《邓丽君》及新作《自由女》等，独幕喜剧《一分钱》《约会》《〈风波亭〉的风波》《论烟草之有用》等。另著有电影电视剧本、儿童剧本、短篇小说、政论、杂文及散文百余万字。
这只是沙叶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与文化人、政治家、寻常人或深或浅或擦肩而过的一斑
1985年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1993年辞职。此后创作颇丰，《幸遇先生蔡》2009年获学院奖。现为国家一级编剧。他曾经的名片上印着：“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长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虽然很多作品难以和读者见面，沙叶新依然每天很认真地读书写作，依然“每天为你的事业流一斤汗”。受《契诃夫手记》启示，沙叶新也有“手记”的习惯。“听别人讲话，看到听到一个故事、一个细节，忽然情有所动，笑了哭了，或者陷入沉思，那就要停下来想一想，并且随时随地写下来，这是作家应有的职业习惯。”他的电脑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想到就写下来”的文档——
沙叶新刚过完70岁生日。那天，好友们张罗了一个饭局给他祝寿。席间，某先生刚一就座，突然说：“沙叶新是坏人，我也是坏人，我们大家都是坏人。”接着解释：“在余秋雨先生眼里，我们都是坏人。”于是，有好奇者就向在座的一位先生求证：“我真的搞不懂，余秋雨这么斩钉截铁地说他不是‘石一歌’成员，甚至愿意拿出一年的收入来找举证人，到底有没有这回事？”那位先生淡淡道：“怎么不是呢？当时为了叫‘石一戈’还是‘石一歌’还推敲了一番。《朝霞》的负责人说，“才不要他的臭钱，告诉他，我们还没死！”席间还有一两位也是当年“写作组”成员或与之有过交际，都说：“办公室进进出出，都看到过他的。”
沙叶新与余秋雨是校友，后来，一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一个是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彼此有些欣赏。沙曾聘请余担任上海人艺的理论顾问。余杰指出余秋雨“文革”期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的文章引起波澜后，有一天，沙叶新问：“难道那些质疑你的声音，真的没有一点道理吗？”余秋雨答：“连你也这样看啊？”沙叶新觉得自己不便再说什么了。
“文章好坏在其次，关键是人品。他做作，不诚实。‘文革’是他一块心病。他的书在港台卖得不错，如果当地人知道他有过那样一段经历，销量一定受损，这时惟一能保护他的就是权力。他得到权力庇护后，便能说出一串颠倒黑白的话。而往往因为说了一个谎就得说第二个谎。内心怀着极大的恐惧、圆滑、投机，他是一个典型。”
沙叶新：那是1963年，氛围还相对宽松，就是因为“反右”的教训，反着反着发现不对啊。像每次农民起义之后，就会有让步政策。
这本书在内容简介里说，德彪西的文章有“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后来姚文元写了一篇批判文章《请看“一种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我看了之后觉得不对啊，他从音乐里听出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我听不出来。我就想办法搜集资料，写了篇反驳文章《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和姚文元商榷》。我是按正常步骤投稿的，登出来大概有半个版，自己也很高兴。
这件事可能影响了我的分配。可能上面觉得，尽管你的观点是错的，但理论水平不错，所以一开始我被分到上海市文化局某处，是黄佐临先生要的我，这才进了上海人艺的。他于我有知遇之恩，是恩师。我常说，人生在世有两件事你是没办法定的，一是出生你没法决定，二是这一路上你遇见什么人你没法决定，而这太重要了。
沙叶新：第一次见他是1960年，我有个同学写信给他，请教戏剧问题。我跟那个同学都是华东师大话剧团的，就跟着一道去拜访。印象很深的是他个子高高的，相貌堂堂，健步如飞，就是个睿智男人的样子。后来进了人艺，佐临先生话不多，像尊雕塑，让你肃然起敬。他不喝茶、不迟到、爱运动，不怒而威，身上有一股正气。
沙叶新：那一次我是比较吃惊，原先我不知道他的腿在“文革”中被打残了，因为延误医治，短了半截，我觉得太残忍了。那是在南竹竿巷一个很杂乱的四合院里，已经不是一户人家了，据说还是部长待遇。夏公那时已经快80岁了，人很瘦小，养了好几只猫，记忆力惊人……我不知道怎样去评价，只能说他坚韧、不计较得失。
沙叶新：我在《“表态”文化》里说“曹禺先生也是一个表态专家”。“反胡风”他表态——我以前看过一本“反胡风”的批判集，收录当时很多大批判、大表态的文章：侯外庐的《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曹禺的《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于伶的《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赵丹的《我的愤怒已到极点》等等，光看这些题目就令人不寒而栗；“反右”他也表态，一直到自己在“文革”中被别人的表态打倒。
沙叶新：我得癌的时候跟医生讲：“我什么都能承受，你要跟我说实话。”医生很诚实，你生什么病，他诚实地告诉你，这本身就是一种尊重。好朋友跟我讲，少写点那样的文章，伤心伤神。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么开心！一般批评人要咬牙切齿、横眉冷对，我不是，我就是看见你病了，告诉你病在哪儿。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诚实，所以才告诉你。这是在治病、做好事啊！我真是这样想的，所以讲出来我很快乐。另外我觉得自己可能说得比较到位，能说到点子上，而且是有感情的——就像一个医生，医术高明，但他不冷漠。
沙叶新：我不敢说他们都在演戏。但有些人说真话，确实负担比较重，因此不大敢说。最近我重读这本左拉的小书，还是感动。他那时52岁了，已经非常疲倦，没人要求他继续战斗下去。（翻到标注“感动”处，念：）“一种使人想栖住家园，享受自己辛劳果实，想要以更年轻、更坚强的肩头负起这副担子的时候……无论如何，他已比他应尽的责任多付了不少。” 我不是政治家、批评家，我只是一个作家，本来应该回到书斋。我不喜欢什么“腐败文化”、“宣传文化”，为什么要由我来写？左拉，这位世界级的大作家，也有过这种想法，也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还是要写，写出自己应担当的道义、责任和良知。
沙叶新：当然好一些了。现在不会因为我说真话，就把我抓起来。领导上门来做工作，买点水果我也收，同时收敛一些，要不然他们也不好交待。像这次去香港书展，我就是想去看书买书。我主动告诉他们我不想演讲，也不想接受采访，我怕麻烦，也怕累。结果还是没办法，书展盛况空前，难以拒绝，广告也早就登了出去，我就只好讲了一场。
沙叶新：后来就没联系了啊。一个蛮聪明的小青年，在“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下被发到农场。他有个同学是上海某局副局长，为了回城，他每次探亲都到这个同学家做家务，顺便也接接电话。他很聪明，听到找某个领导，姓名、电话、住哪儿、亲属关系，都记在心里。久而久之，脑子里就编好了关系网，最后冒充李达的儿子，要把他同学“知青张泉龙”调回城。当时一位老干部和一位著名歌唱家都上了当。
他心里很矛盾很痛苦，他要生活呀，还要结婚呀。迫不得已，到西安打工，一个月赚1000元，他很开心，不想回去了，他也是人呀！后来出了工伤，才不得不回乡。回去那天，学生和家长来了一屋，送来玉米、鸡蛋和红枣，没什么话，光是哭，他也哭了，大家一起哭。他知道这个穷山村需要他，这些孩子需要他，下定决心再也不走了，即便没有工资，他也要撑起这个山村小学。他那时有严重的关节炎，体重年年下降，轻了20斤。
沙叶新：常常碰到，我心软，怕看到，看到就难受，也怕受骗。有一次我在莘庄南广场碰到兄妹两个跪在那里，都十几岁光景。哥哥面前有一张西安什么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学生证。我一看，中文系的，心里一动，我也是中文系毕业哎。就跟他们谈了几句，他们说母亲在上海住院，没钱交医疗费，所以乞讨。我对那个哥哥说，你不是中文系的吗？我一定会帮你们，但为了让我相信你们，你能不能讲出国外的3个作家和国内的5个作家的名字？他不说话了，我心想可能是骗人的。受骗的感觉非常不好。我有时候想，10个乞丐，我给了9个骗了，但也帮到了一个真乞丐——可是要做到这点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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