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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夫身上有许多标签，台湾原住动先驱、吟游诗人、民歌之父…然而，直至知天命之年，他的故事才广为人知。
孙红雷葬礼的那一场戏，响起的背景音乐《匆匆》，看着冯氏幽默的电影听着这首歌，电影本身就是一部带着些许黑色幽默意味的影片，是笑是泪分不清。
开头的曲调带着葬礼意象的低沉，配合胡德夫浑厚独特的嗓音，似乎让人想到年轻时悲伤的回忆。但到中段，风格一变，从曲调到歌词中的“要学我们老祖宗。”
这种来自人生智慧深处的幽默，不由得想让人会心一笑，不过不是那种开怀大笑，而是一种人到中年历经生活大喜大悲后释怀的苦笑。
上世纪70年代，胡德夫与杨弦、李双泽推动了被称为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启蒙运动的“民歌运动”。
2005年，55岁的胡德夫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匆匆》，凭借歌曲《太平洋的风》，打败呼声颇高的周杰伦，获得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最佳年度歌曲。
白岩松这样形容他：“三十多年，一切都在变，可胡德夫好像还和以前一样站在那里唱着。在歌声里，有从前的岁月，黑白照片一样静默的山河。”
身为“台湾民谣之父”，他的歌有一种独有的悲壮和苍凉感，加上那不加修饰，沧桑而真实的歌喉，使他的民谣歌曲让聆听者动容。
他的每首歌都是他亲历的人与事，《牛背上的小孩》是他的童年，《脐带》唱给妈妈，《芬芳的山谷》是想唱出山谷里面美丽的记忆，而《枫叶》是他记录初恋的故事，这些歌曲连起来就构建了胡德夫的人生。
胡德夫是一位面容沧桑，灵魂却永不苍老的歌者，胡德夫将自己简单，没有浮华的唱法称之为“海洋蓝调”。
蓝调的诞生，可以用泰戈尔《飞鸟集》中的一句诗歌来诠释：世界以痛吻我，要我回报以歌。
他在30岁的时候写了一首《最最遥远的路程》，就是阅读了泰戈尔的诗作之后创作而成的，他想告诉后辈，我们是出来装备自己的，等到有一天再回去，跨过最后一个山坡，去看看曾经的家园，那里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传说、我们的未来。
历经六十多载风雨人生，他通过自己的感触和对泰戈尔诗作的感受力，精心创作出节目《胡德夫拼读飞鸟集：我对这世界情有独钟》，带来《飞鸟集》的最高诠释版本。
独家翻译、朗诵、解读，并亲自创作配乐、钢琴弹奏、现场演唱，道出福至心灵的处世哲学，为你解答不同阶段必然会遇到的人生命题。
他将以不同人生阶段为线索，从少年、青年、壮年到暮年，再回归到活得最通透的童年，为你找到不同时期的指引与光亮。
他的正直，怜悯，率真，对家乡的无限热爱，对自己民族的满腔柔情，对世事的犀利观察，深深地渗透在他写下的每一句歌词里。
如今他以满头白发的样子归来，带着在大地上漂泊后的嗓音，沙哑淳厚，充满了苍劲的质感。
泰戈尔的诗里有星辰大海，胡德夫的歌里有岁月山河，如歌的诗与如诗的歌，有了心领神会的契合，这些来自于两人相似的境遇或感怀。
即使是世界那么伟岸的东西，面对爱情，都放下了身段，变成一首情歌，变成一个温柔的吻。在电影《诺丁山》里，哪怕是当红明星，在爱的人面前，也只是一个“等爱”的女孩，她说：“我只是一个女孩儿，站在心爱的男孩面前，等他爱我。”其实在爱情面前，我们每个人都仿佛初生般赤裸。我们仿佛变回了最纯粹的模样，所有高贵的面具都被放下，而即使卑微的灵魂也可以放声高歌。
在我的回忆里，也有像诗一样的爱情。她是我的学妹，当时我读高二，她读初三。
每天放学，我都会早早地去她回家的必经之路等她。黄昏的时候，阳光透过枫树，斑驳在道路上，而她就出现在道路的那头，裙摆跳动，眼眸闪烁。她走到我的眼前，轻轻地点点头，叫我一声“学长”，然后我就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道路的尽头。
这就是我年少时的爱情故事，仅此而已，停留在暗恋。很多年后我写了《枫叶》这首歌，寄托的就是当年对她的爱恋。多年后我再见到她，我哽咽着唱完了这首歌，也唱完了年轻时懵懂的爱情。
苦涩，或是甜蜜，都是爱情的一部分。我们将它埋在心中，多年以后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绽放。于泰戈尔，是诗，于我，就是歌。而这些诗与歌又会走遍四方，走进少年少女的心里，伴随他们的爱情故事起起落落。
这一句讲的是目标感，如果你的目的地是远方，就不要纠结眼前的毫厘。人生前进的道路，有得有失，但这都不是止步的理由，休息片刻，要记得继续前行，迈开大步Keep walking。
当初我北漂到台北的时候，我们整个原住民的部落开始解构，整个村庄剩下妇孺，男人们要奔波到台湾各地，做最粗重的体力工作，换得孩子们的教育和生活。我们在海边唱歌的时候，总是唱最高的调，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只能挖最地底的矿，出最远的海。
我是第一波从部落走出来的小孩，看到社会逐渐形成层次高低，人们抱有自卑的民族心理，我开始写传达思想的歌曲，来和大家一起面对。
我30岁的时候写了一首《最最遥远的路程》，就是阅读了泰戈尔的诗作之后创作而成的，我想告诉后辈，我们是出来装备自己的，等到有一天再回去，跨过最后一个山坡，去看看曾经的家园，那里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传说、我们的未来。
这首歌写出来后的第二年发生了海山煤矿爆炸，同胞的问题浮上台面，工业安全、同工不同酬、儿童被买卖当童工当雏妓等等，我成立了台湾原住民权利促进会，和学生、劳工结合，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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