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之时，泰戈尔家族的第十四个孩子降生了。父亲面对刚刚升起的太阳，给新生儿起乳名为“罗宾”——亦为爱称，其含义是“太阳”。从初升的“太阳”到举世闻名的文学大师，泰戈尔的一生充满传奇。
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在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对于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他奉献给神的礼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等。
“友谊和爱情之间的区别在于：友谊意味着两个人和世界，然而爱情意味着两个人就是世界。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留下什么，只要你经历过，就是最大的美好，这不是无能，而是一种超然。
“长日尽处，我站在你的面前，你将看到我的疤痕，知道我曾经受伤，也曾经痊愈。
儿时的泰戈尔没有享受到母爱。他出生后母亲的身体不好，还要操持一个四代同堂上百口人的大家庭，无力照看孩子。小泰戈尔先由大姐苏达迷妮抚养，稍大一点便由仆人照管。他8岁时，家里来了一位新娘子，成了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人。
20多岁的五哥乔提娶了10岁的迦登帕莉为妻，小泰戈尔一看到她，就觉得不同寻常，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不满14岁时母亲病逝。这以后，嫂子迦登帕莉负责照管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们，亲自照料他们的饮食衣着和其他一切需要，并常常接近他们，使他们不致因丧母而感到苦闷。
迦登帕莉酷爱文学，对文学作品常有敏锐而深刻的理解。这方面，少年泰戈尔与嫂子有着共同语言，他在文学园地的采撷是非常广泛的，在西方文学方面，他主要通过英语学习和阅读翻译作品而受益；在古典梵语文学方面，他通过所受的正统教育和阅读《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等古典文学名著而汲取营养；在当代孟加拉语文学方面，他通过新出版的各种杂志和书籍而接受熏陶刚满14岁，他就发表了第一部长诗《野花》，主人公是一位美丽的森林之女。他的第一篇小说《女乞丐》，主人公是一对青梅竹马的少男少女。这期间，五嫂以全副爱心照料着、关爱着少儿时的泰戈尔，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着、浸润着泰戈尔，成为了少年泰戈尔心中的女神。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泰戈尔24岁那年，他心中的女神坍塌了。1884年，泰戈尔的富有幻想性和冒险精神的五哥乔提(承担着家业)将家业的航船驶进了险滩，面临破产的危险。1884年4月19日，迦登帕莉自杀身亡，自杀原因始终是个谜，也许是对丈夫的冒险事业失败的预感使她感到恐惧；也许是由于结婚16年始终没有生孩子而感到羞愧，因为印度人以多子为多福，妇女不生孩子则无体面；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心灵的因素或者更隐秘的原因
迦登帕莉的死，对泰戈尔来说无疑是一次心灵的大地震，远远超过其母之死对其心灵的影响。在他的《回忆录·我的童年》中，这样谈到五嫂之死：
“在24岁那年，我和死神的相识历久难忘当死神突然走来，一瞬间在它似乎绝佳的构造中露出一个豁口时，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周围的一切：树木、流水、日月星辰，依然像先前那样真实；而那个确确实实存在的人，那个在各方面都同我的生活与身心有联系，对我来说，更为真实的人，转眼之间却像一个梦一样消逝了。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难以理解，自相矛盾啊！”
五嫂在泰戈尔家的16年，正是泰戈尔由童年到青年的成长阶段，这一阶段需要的所有应该由女性提供的关怀和激励，泰戈尔都从她那儿得到了。母亲、玩伴、知音，如果没有她在文学趣味方面的引导，泰戈尔的文学天赋不知会向哪方面发展。晚年的泰戈尔回忆最多，谈及最多的人不是别人，就是这位嫂子迦登帕莉。
19世纪80年代初，泰戈尔己经在孟加拉语文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被读者和评论家称为“孟加拉文学的雪莱”。而此时泰戈尔家族的经济状况不佳，陷入了困境。家庭主宰的父亲发现儿子在气质禀性方面与自己非常相似，他认为，就像自己的宗教热忱没有成为振兴家业的障碍一样，小儿子的文学热情也不妨碍他管好家庭的产业，为了让这匹行空的天马回到地上行走，而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娶亲。
经过具有智慧和文化修养的嫂子们(包括五嫂)的挑选和父亲的最后裁定，1883年9月11日，22岁的青年诗人泰戈尔娶了“长得不大漂亮，但还算端庄，没有文化，但也读了一年孟加拉语课程”的刚满11岁的小姑娘为妻。洞房之夜，戴着面纱的新娘面对这位比她大一倍的高大英俊的男子，有些不知所措，新郎开始了轻松的问话，对话中，他给新娘新改了一个名字—“纳莉妮”，将这个萦绕于心的并在许多作品中曾经出现过的名字安在这位陌生的小姑娘身上，表现了他对这位新婚妻子的接纳。
按印度种姓制度对婚姻方面的严格规定：只许在同种姓内部通婚，一般允许“顺婚”，禁止“逆婚”，即高级种姓的男子可以娶低级种姓的女子，但较低级种姓的男子不能娶高种姓的女子。由于泰戈尔家族属婆罗门种姓，这就决定了未来的儿媳妇必须出身婆罗门家庭。又由于泰戈尔家族属于婆罗门种姓的亚种姓(低等婆罗门)，以高种姓自诩的纯正婆罗门不愿意与其联姻，因为那样会降低自己的种姓。而像泰戈尔家族一样属于亚种姓的婆罗门家庭本来就不多，有待嫁姑娘的就更少，这样可供选择的范围便极为有限。
再者，也是信赖嫂子，遵从父命。既然是他“最信赖”的二嫂、五嫂在有限的范围中的精心挑选，即使泰戈尔父亲对此女子不甚满意，但也别无选择，因为当务之急是给儿子找个媳妇结婚，只要门当户对(种姓)能维护家庭体面就行。面对父亲“只要贤慧就是好媳妇”之言，儿子只好遵从父命。
二十年以后，“纳莉妮”一病不起，生命垂危。泰戈尔整整两个月日夜守候着病中的妻子，让她享受到关心的温暖，享受到爱的幸福。因为多年来妻子的步履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位小媳妇，最初是家庭强加给他的，当时她是那么不起眼，既不漂亮也没有文化，泰戈尔与其说是接纳了她，不如说是容忍了她。然而在将近二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她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丈夫和家庭，她的美德弥补了魅力的不足，赢得了丈夫的尊敬。她努力进入丈夫的世界，参与丈夫的事业。她刻苦学习，掌握了孟加拉文，而且学会了英语和梵语，在丈夫的指导下，她用孟加拉语改写了梵语的《罗摩衍那》简写本。她登台演出丈夫所写的剧本，对角色的理解和表演恰如其分，她把丈夫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理想。她对简朴的生活无怨无悔，靠微薄的收入维持家庭生活，抚养五个孩子她最终得到丈夫真诚的爱，她是安详地离开丈夫和孩子们的，大师从此未再娶妻。
在“纳莉妮”生病前，他们的大女儿玛图莉莱达已满13岁，按照印度的传统习惯早该找婆家了。但泰戈尔是位社会改革家，人们眼中属于新派人物，他在诗歌、小说、文章、演说中都竭力反对童婚，根本没有考虑女儿的出嫁之事。然而社会不是诗歌，生活亦不是小说，其父亲严厉过问起了孙女的婚姻大事。最后，由于诸多原因——周围的压力，家庭经济不景气，对印度传统思想的认同，更由于泰戈尔近期在事业上、办学上四处碰壁心力交瘁，不愿再承受多余的压力，不愿再增添人为的烦恼。1901年初，他为14岁的大女儿举行了婚礼，她的丈夫是一位纯正婆罗门种姓的大学毕业生，不要新嫁娘的陪嫁费。紧接着，慕名求亲者纷至沓来，求娶诗人的二女儿。相隔不到一个月，他又为刚11岁的二女儿莱努卡举行了婚礼。深知童婚弊端的父亲，不忍让年幼的二女儿马上离开自己去婆家受拘束，征得男方的同意，让二女儿过几年再去婆家同丈夫生活。或许女儿不愿离开疼她爱她的父亲，她未等去夫家，在母亲去世不久，亦因重病不治，这位为父亲所钟爱的、富有才气和个性的女儿便离开了人世。
也许大师在娶妻嫁女中亲历了太多的童婚制的苦涩、无奈和不幸，他的笔下才出现了那样多的童婚制的忍者和牺牲品，她们身上融注了大师的心力和骨血。他的作品是真正的透出一股清新、纯净，这种感觉不是涉世未深的理想主义，而是经历过后的宽容和睿智。
“不拒绝生命，而能说出生命本身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之所以爱他的原因了。”读泰戈尔的诗，不仅能治愈心灵，让人走出消极。更重要的是诗背后，是宏阔的人生命题，关于生活、生存、爱情，基调是坦荡、豁达、超然的，隐含着哲学、宗教智慧。“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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